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第四册SectionB课文翻译

SectionBunit1夏日的一天，父亲让我去买些铁丝网和栅栏，用来围畜棚，把牛圈起来。那时我16岁，最喜欢开上货车，沿着老磨坊路到城里去。研磨机轮子上的水花在阳光下喷洒，在河道上空形成一道彩虹。我常在半路上把车停下来，在河里洗个澡，凉快一会，享受一下天然空调。太阳火辣辣的，不用毛巾擦，等我爬上岸边的土坡，穿过路边的壕沟，到达货车时，身上已经都干了。快进城时，有一段沿着海滩的路，我会在那儿拣贝壳，拣海藻，头顶就是正从轮船上卸货的巨大的起重机。但是，这次却有所不同。父亲告诉我，我得向店里要求赊账。那是1976年，种族主义的丑陋阴影仍然是生活的现实。我曾目睹我的朋友要求赊账，然后就低着头站在那里，等着店主查询他“配不配赊账”。许多店员只要一看见年轻的黑人走进商店，就盯着他们，疑心他们是小偷。我们家人诚实正派，有债必还。但在庄稼收割之前，所有的钱都已经花光了。银行里也没有新的存款，现金不够。在戴维斯兄弟杂货店，巴克·戴维斯站在收银机后面，正和一个中年农夫说着话。巴克个子高高的，穿着一件红色的狩猎衬衫，显得饱经风霜。我冲他点了点头，经过他的身边，向五金柜台走去，拿了一盒钉子，一卷用于捆扎的铁丝网和栅栏。我把要买的东西拖到柜台前，把钉子放进秤盘，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要赊账。”一边抬起胳膊去擦额头上紧张的汗珠。那个农夫像寻开心般怀疑地看着我，但是巴克的脸色却没有变。他随和地说道：“当然可以，你老爹总能有借有还，”一边伸手去拿记账的账本。我舒了一口气。他转过头，对那个农夫说：“这是詹姆士·威廉的儿子。像詹姆士·威廉这样讲信用的人是很少的。”那个农夫友善地点了点头。我的心里顿时充满了自豪。“詹姆士·威廉的儿子”，这句话打开了通往成年人的尊敬和信任的大门。当我把沉重的货物拉进货车车厢时，觉得轻而易举，感到比早上离开农庄时更有劲了。我发现，一个好名声所带来的友好是一笔无价之宝。人人都知道，威廉家的人是什么样的：是诚实守信的体面人，自尊自重，不干坏事。我的曾祖父也许曾被作为奴隶拍卖，但这不能成为伤害他人的理由。相反，我父亲相信，赢得尊敬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工作、尊敬他人。我们这些孩子──八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可以坐享这个好名声，除非或直到我们做错什么事情而失去它。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也要为相互的行为负责，否则就会毁掉父亲建立起来的好名声。我们的好名声曾经是，现在仍是把我们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我不愿意辜负父亲的好名声，这激励我成为了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靠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当行李工挣钱读完了大学。最终，好名声促使我在华盛顿特区开办了我个人的公共关系公司。美国需要在社区里重新树立羞耻感。吸毒、在酒馆把钱挥霍一空、偷盗、让年轻女子怀孕却又不想和她结婚，这些事本应让人感到无地自容，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婴儿是单身母亲所生的。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大多会缺乏安全感和指导，而这正是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所需要的。一旦社会纽带和家人相互间的责任瓦解了，社区也就分崩离析。自从1960年以来，美国的人口虽然只增长了40%，但暴力犯罪却陡增了55%，而我们对此却已司空见惯。青少年吸毒人数也在上升。在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县，警察从12所中学逮捕了73名交易毒品的学生，而有些交易就发生在教室里。与此同时，支撑着文明、体现于细微之处的礼貌和敬意，却正从学校、商店和街头消失。由于受到电视和音乐中的脏话的影响，像“是的，女士”、“不，先生”、“谢谢”和“请”这样的话，只会让今天的孩子哈欠连天。他们对好名声的作用满不在乎。从父亲那传下来的，由我的兄弟姐妹和我保持的好名声，在现在仍和过去一样地珍贵。甚至直到今天，当我走进巴克·戴维斯的商店，或去老家的理发店理发时，人们仍然称呼我是詹姆士·威廉的儿子。我们家的好名声确实为我铺平了道路。unit224岁的阿加莎·墨丹妮·姆波戈，为人谦虚，谈吐温柔，算不上是个革命者的形象。然而就在6个月前，她做了一件极富革命性的事情：她参加了肯尼亚恩布市的市长竞选，并且当选。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姆波戈女士是由区议会的同事们投票选出的，而那些人全是男性。在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妇女的政治力量日益壮大。恩布市是一个位于内罗毕东北部的农业地区，距内罗毕两个小时的车程。对于生活在此地的数千妇女来说，姆波戈成了这种力量的标志。1992年，姆波戈女士开始追寻她的从政梦想，她竞选了恩布市议员。像其他打算从政的非洲妇女一样，她面对着很多阻碍：她缺钱，没有政治经验，要回答许多关于她个人生活的荒唐问题。她说：“我的对手一口咬定我要与外市的人结婚并搬走。”姆波戈还要面对本市妇女的诸多误解，她们中间有许多人起初并不愿意为她投票。她成为捍卫妇女政治权利的使者，向妇女团体发表演说或者挎着手提包挨家挨户去做演讲，并给他们讲解政体，一讲就是数小时。“她胜出我很高兴，因为是男人们选举了她，”恩布市的一位农民政治活动家利迪亚·基曼尼如是说。“这正是我期望的结果，因为它似乎战胜了‘女人当不了领导者’这种观念。”非洲妇女的教育已经成为政治活动家们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个机构已经在肯尼亚农村举办了十几次研讨会，目的是帮助妇女理解国家宪法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程序及理论。一位资深的女政治活动家说，许多妇女连参政的最基本知识都没学过。她说，有人教她们，在竞选运动中谁“给你半公斤面粉、200克食盐或一条面包”，就投票选谁。妇女政治活动家们说她们正在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作斗争。这些传统要非洲妇女做饭、打扫屋子、照管孩子、种庄稼、收庄稼、支持丈夫。她们通常不能继承土地，不能与丈夫离婚，不能理财，也不能从政。然而，肯尼亚妇女从事政治活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肯尼亚妇女就经常秘密地为部队提供武器并监视殖民军的阵地。但是独立之后，领导者们惟恐失去自己的权力，将妇女排斥在政界之外。这种现象在非洲大陆随处可见。今天，男性仍占有优势。肯尼亚妇女占选民人数的60%，但在国民大会中的席位仅有3%。从来没有一位肯尼亚妇女担任过内阁职务。在这种背景下，阿加莎·姆波戈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在赢得议会席位之后，她拒绝了被同事称为“女人委员会”的教育及社会服务委员会的职位，而加入了城市规划委员会。这是个更显眼的工作。接着，在去年，她决定挑战恩布市市长，一位资深政客。姆波戈女士说，为肯尼亚乡村地区提供大量捐助的团体“不愿意到这里来”，为此她感到很失望。“我们没看到有人为社区办过什么事，”她说。“这是一件丑闻，捐资者的钱似乎落入了个人腰包。”经过一场激烈的竞选，她以7比6的选票当选。她说恩布市的妇女为此兴高采烈，而男人们则很不解，有些甚至心怀敌意。她回忆说，男人们不解：那些男人怎么会选一个女人？但姆波戈女士并没有像其他女政治家那样受到攻击。有些女政治家曾说她们的支持者有时在集会后会受到棍棒袭击。去年6月，肯尼亚警方企图驱散在内罗毕西北部举行的一次妇女政治集会，坚持说它是非法的，可能引发骚乱。目击者报告说，当时有100名妇女，包括一名国民大会委员。她们拒绝离开，于是警官扯下她们的标语，并对她们棒打拳击。与此相反，姆波戈女士通常受到恩布市男士们的热烈欢迎，许多人说现在很高兴议会选择了她。如今，捐助团体正式给恩布市的若干项目提供了资金。在市中心建起了一个新市场。医院新增添了有200个床位的产房。为几十个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建起了集体宿舍。姆波戈女士对这个市场和医院感到特别自豪，因为“它们对妇女有很大的影响”。在现在的市场上，数以百计的人在遮阳伞下摆卖果蔬。一个卖柠檬的妇女说她喜欢新市长。“我感觉如果碰到问题，我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去找她，”她说。“以前的市长呼来喝去，好像是个皇帝，他并不想听我的问题。”旁边，有个男人说他发觉姆波戈女士带来了一种清新的变化。“我厌倦了男人，”看着自己那一大堆洋葱，他说。“他们只会许诺，但没有实际的东西。只要她能不断带来我们所需的东西，她就行。”unit3已经是下午很晚了，我们驻曼谷公司的主席分配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在第二天陪一位重要的中国客商去泰国北部的旅游点。我眼睛瞪着桌子，心里直冒火。桌上成堆的文件足以证明，尽管我一周七天都在工作，可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去做。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些活儿赶出来。第二天早晨，坐了一个小时飞机后，我们与其他数百名游客一起游览了一些景点。他们大多数都带着相机，满载着小礼物。我仍记得那天挤在密集的人群中，心里很恼火。当天晚上我和这位中国伙伴一起坐上了旅游包车去吃晚饭、看表演。那场表演我以前看过很多次了。他跟其他游客聊着天，我则在黑暗中跟一位坐在我前面的男士说些应酬的话。他是位比利时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我开始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的头一动不动地保持着一个古怪的角度，好像在祷告一样。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他是位盲人。我身后有人打开了灯，我看到了他浓密的银发，还有方正有力的下巴。他的双眼里似乎有一层白膜。“我吃饭时能坐在您的旁边吗？”他问道。“我很想您能把看到的向我略作介绍。”“我很乐意，”我回答说。我的客人与几位新交的朋友径直走进了餐馆，我和这位盲人跟了进去。我用手搀着他的肘部给他领路，但他昂首挺胸地前行，没有丝毫的犹豫或佝偻，好像是他在给我带路。我们找了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他要了半升啤酒，我则要了一杯葡萄汽水。我们等着上饮料时，这位盲人说：“我们西方人听起来这首乐曲似乎变调了，但还是挺有魅力的，您能描述一下奏乐的人吗？”我并没注意到舞台那头的五个人，他们在奏着演出的开场乐曲。“他们盘着腿坐在小地毯上，身着宽松的白色棉布衬衫和肥大的黑裤，腰系染成鲜红色的布带。他们中三个是年轻小伙子，还有一位中年乐手和一位老年乐手。他们中一个击鼓，另一个奏着木制的弦乐器，另外三个用琴弓拉着一种类似小提琴但要小一些的乐器。”光线暗下来，盲人问：“那些游客们都长什么模样？”“他们来自不同国家，肤色、体形、个头也都不同，简直就是一个不同种族人的大聚会，”我低声说。我把声音压得更低，凑近他的耳朵说话，他也热切地把头靠过来。从来没有人如此强烈地想听我讲话。“离我们很近的是一位日本老妇人，”我说。“她旁边有一个黄头发的斯堪的纳维亚男孩，大约五岁，身体往前倾，他的脸刚好在老妇人的脸下面。他们一动不动，等着演出开始。这真是一幅生动完美的画像，有老人也有儿童，有欧洲也有亚洲。”“是的，是的，我看到他们了，”盲人微笑着轻声说。舞台后部的帷幕拉开了，出来六位年轻女孩子。我向他描述她们身着紫罗兰色丝裙，白色外衣，头戴形似小皇冠的金色帽子，帽上的饰物随着舞蹈节奏有弹性地跳动着。“她们的手指上有金色的指甲，有八厘米长吧，”我告诉盲人。“长指甲使手部的每一个动作都更显得十分优美，真好看。”他微笑着点点头：“太美妙了，我真想摸一下那些金色的指甲。”第一个节目结束时，我们刚好吃完甜食，我找了个借口过去与戏院经理搭话。我一回来就告诉我的伙伴：“有人请你到后台去。”几分钟后他站到了其中一位舞蹈演员的身旁，她戴着小皇冠，但还不及他胸部那么高。她害羞地将两只手伸向他，黄铜指甲在头顶射下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他慢慢地伸出双手，那双手足有女孩手的四倍大，他握住了那双小手，就好像捧起两只小鸟一样。他抚摸着那些光滑、呈弧形弯曲的金属尖指甲时，女孩静静地站着，惊奇地注视着他的脸。我不禁哽咽了。乘出租车回酒店后，我的中国客人仍然与别人在一起。盲人拍拍我的肩膀，把我拉向他，紧紧地拥抱着我。“你帮我看到的一切太美了，”他低声说，“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后来我想，是我该谢谢他。其实盲的人是我，我看事物只是在表面一掠而过。在这忙碌的世界里，一层快速形成的面纱遮住了我们的双眼，是他帮我揭开了这层面纱，见到了一个以前从未欣赏到的崭新世界。此行之后的一周，主席告诉我，那位中国经理来电话说他对旅程非常满意。“干得好，”主席笑着说，“我就知道你会有神奇的表现。”我无法告诉他，是别人的神奇改变了我。unit4你是否太累了，不想去录像店却又想在家看《美女与野兽》？是不是想听听你最喜欢的吉他演奏家最新的爵士乐磁带？或需要一些新的阅读材料，比如杂志或书？没问题。只要坐在家中的电脑或电视机前，在一个含有上千条目的电子目录中输入你想要的东西和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