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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份工作我第一份真正长久的工作其实是在本地的一个叫“梅尔之家”的小餐馆当服务员。我在那儿干了七年,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从一位女服务员海伦那里学到了很多。海伦六十多岁,红头发,自尊心很强——这是我当时真正缺乏的东西。我敬佩海伦,因为她在做她所热爱的事——接待顾客——而且没人比她做得更好。她使每一个人,无论是顾客还是同事,都面带笑意,心情愉快。我还学到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为生活中取得的小小成就感到自豪。比如,我在厨房里帮忙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完全按照顾客希望的方式做好鸡蛋、给他们端上更让我感到高兴的了。当女服务员确实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的一个常客,弗雷德·哈斯布鲁克,是个推销员,他每天总是吃同样的东西。我一看到他朝小餐馆走来,就会把他想点的东西准备好,他甚至都不需要开口。因为从海伦那里学到了自信,我梦想着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餐馆。可惜,当我打电话向我父母借钱时,他们说:“我们实在没钱。”第二天,弗雷德见了我,问道:“出什么事了,阳光女孩?今天没见你笑。”我把我的梦想告诉了他,说:“弗雷德,我知道,只要有人相信我,我还能做很多事情。”他向小餐馆的其他几个常客走去,第二天就交给我50,000美元,还有一张我至今还保留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拥有梦想的好人应该有机会让梦想成真。”我很快去了一家银行,这家银行替我拿这笔钱做投资。与此同时,我一边继续在小餐馆工作,一边盘算着自己开店。让我难过的是,这笔钱投资失败,我血本无回。就在这时,我开始考虑去试着做一个股票经纪人,于是决定申请一份银行的工作。我虽然没有经验,但还是被雇用了,并且做得非常好。后来,我甚至还把50,000美元还给了弗雷德和其他顾客,外加每年14%的利息。五年后,我终于有能力开了自己的公司。最近,我收到弗雷德的一封感谢信,这封信将永远地印在我的心上。前一阵他病了,并说是我寄给他的钱帮他支付了拖欠的医疗费。他在信里说:“我真高兴当时在你身上投资。”我真高兴当时做了那第一份工作。无法忘记的生活唱片销量超过两千万张,并因此而赢得数项格莱美奖,纳塔莉·科尔——著名歌手特·金·科尔的女儿——在音乐界一举成名。然而,除了巨大的成功之外,纳塔莉·科尔的世界里还曾充斥着毒品、犯罪和失败的婚姻。“我去过地狱,又回来了,”她说。在《我肩膀上的天使》一书中,科尔真实地向我们展现了她走过的艰难道路,也讲述了她如何成功地康复。“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让我回顾我的人生,并认识到我的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她说。“我真的有可能已成为另一个不同的人。”纳塔莉是玛莉亚和纳特·金·科尔的二女儿,对于一个父亲时常不在家的小女孩来说,她的童年已经算是够正常的了。怀着做一名医生的愿望,她离开了洛杉矶的家,去东海岸上寄宿学校。但在14岁那年,噩耗传来:她的父亲患了肺癌,已经奄奄一息。不到两个月,也就是1965年,纳特·金·科尔去世了,享年47岁。在阿默斯特上大学期间,科尔开始尝试吸毒,不过毒品并没有妨碍她加入到一个音乐组合。她在东海岸的一些小俱乐部里表演,吸毒也越来越频繁。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账单和购买毒品,科尔开始偷盗,后来惹上了官司。由于深受毒品之害,她终于下定决心立即戒毒。她说那是个奇迹——是她肩膀上的天使创造的。戒毒后,纳塔莉的事业真正开始蒸蒸日上。在经历了被捕和因吸毒而差点送命仅仅两年之后,科尔的首张唱片便赢得了两项格莱美奖。1976年,她嫁给了她的歌曲创作人兼制作人马文·扬西。他们很快有了一个儿子——罗比,科尔的生活似乎真的是日臻完善。“与马文的婚姻,以及有了罗比之后的生活,就像是呼吸纯净、新鲜的空气,”她说。“我是和一个我爱的并且也爱我的人在一起……我们亲密无间。”不幸的是,他们的婚姻并不长久。戒毒四年之后,科尔又一次开始吸毒。1983年,科尔报名参加了一个康复计划,旧日的创伤终于得以愈合。在又一次死里逃生之后,科尔决心录制她父亲的成功之作,包括红极一时的《难以忘怀:带着爱》。为了找到自己的幸福,科尔投入并打赢了多次战役,她说:“我很感激生活对我的最终安排。”拒绝电视大行动星期一早上,妈妈告诉我一个坏消息。“特迪,这星期不许看电视了,”妈妈微笑着对我说:“我们要参加图书馆发起的拒绝电视大行动。”“我们要干吗?”我问道,我可不太喜欢这个主意。“这是一项试验,”妈妈回答说,“目的是要了解在没有电视可看的情况下,每个家庭会做些什么事情。我们要记录下在不看电视的这一周内所发生的一切。”“难道我们不能做其他的试验吗?我倒想试试只要有电视看,我能在牙医那儿呆上多久。”“对不起,特德,”妈妈又说道:“图书馆工作人员非常想知道这一试验的结果。”我在一旁伤心地看着妈妈把“珍惜生命,请勿看电视”的警告标语贴在电视机上。我非常珍惜我的生命,所以当天放学回家后,我没有碰电视机。当天晚上,我早早上了床,打开妈妈给我的日记本。除此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星期一:没啥可记。这简直太痛苦了!第二天也没多少东西可记录,但我不管怎样还是写了点。星期二:“请勿看电视”的标语我都看烦了。干脆出门。找了些旧木板和丹还有雷一起搭了一所房子。吃过晚饭,我自觉地打扫了房间。我一定要疯了。到了星期三,我已经习惯写日记了。星期三:把书架上的一些旧游戏的灰尘吹掉,请丹和雷过来一起玩游戏。星期四:完成以前被我抛之脑后的一幅画。实际上,这幅画现在看上去挺不错的。星期五:我快崩溃了。步行去市中心的那个地方——图书馆,借了两本侦探小说。星期六:我想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告诉我,星期六早上除了看电视还能干什么呢?星期六晚些时候:终于找到事情做了——清理自己的房间。妈妈提议可以在院子里出售那些清理出来的物品。我卖掉了几乎所有的旧玩艺儿!星期天:带着卖旧货得来的钱去市中心,买了两架航模和两本侦探小说。后来又帮妈妈做了巧克力蛋糕。然后边看侦探小说,边吃了些蛋糕。星期一:忠实的日记作者我自己也无法相信!妈妈提醒我一星期的拒绝电视大行动结束了。可我想今天我不会打开电视——因为我还想看完手头的这本侦探小说呢!也许这次拒绝电视大行动改变了我。我明天可能会看电视——也可能不会。我也许会找到更有意思的事情做。“绝顶”妙计我的一位朋友在结束了一段特别坎坷的恋情后,自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重新开始约会,他有点担心,生怕自己与女人早已“断了电”。糟糕的是,在结束恋情后不久,他就开始脱发,他认为这是上帝在预示他将孑然一身度过余生。“谁愿意跟一个秃头男人约会呢?”他对我说。他深信一头漂亮的头发是建立圆满关系的关键。“如今她的手指能在我头上抚摸到什么呢?”他悲哀地说:“我的头皮吗?”当他终于又开始和女人约会时,他只带她们去那些可以戴帽子的地方——在公园里游玩、遛狗或任何一种体育活动,只要他能成功地掩盖自己头发日益稀疏的脑袋。这样维持一段时间还行,毕竟可参加的体育活动种类有限,适合遛狗的好天气也有限啊!我朋友有很多不同凡响的特点,其中一点就是他非常喜欢去餐馆享用美妙的晚餐。以前念大学时,我们俩在城里最贵的餐馆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夜晚,美酒佳肴,花钱无数。不幸的是,在这些餐馆里都不能戴帽子。得知这个情况,我朋友又一次泄了气。然而,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通知他得了奖,可以在一家新开张的位于本城商业中心的漂亮餐馆免费享用一次双人晚餐。“祝贺您!”信上说:“您和您的朋友被选中前来体验和享受我们的出色厨艺和美妙氛围。随信附上一张价值50美元的抵餐券!”我的朋友高兴极了!他兴奋地跳了起来,还自言自语说着要穿什么衣服、点什么菜、什么时候去,还有……带谁一起去。他可不能戴着帽子进那家餐馆,也不知道哪里能找到不会对他的光头失望的女士。就这样担心了一会儿,我朋友大喊,“我要去!”他从座位上跳起来,飞快地翻看通讯录寻找可能的人选,脸上又浮起了再熟悉不过的飞扬神采。最后,他锁定了萨拉,他关注她已有几个月了,不过,只是在远处默默地注视。他坐在他心爱的椅子上,自信地拨通她的电话,邀请她和自己共进晚餐。她爽快地答应了。几天之后,衣着笔挺、光头毕现的他和萨拉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从此以后两人恩爱无比。这50美元是我长久以来花得最值的钱!最亲爱的父亲我和父亲在看录像,这时画面上出现了我两岁的侄子卡梅伦,嘴里叼着一只勺子。“要是绊倒的话,勺子会戳进他的喉咙的,”父亲担心地说。和大多数父母一样,父亲一直在努力保护着他的孩子们。作为医生,他对我们身边的危险也特别敏感。记得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饭,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及同食物中毒有关的字眼,我感到奇怪。如果在家里,每顿饭都会有人问“你洗手了吗?”父亲告诫我们说,在饭店就餐会面临许多危险——粗心的服务员可能会把滚烫的咖啡打翻在你头上,饭店员工们可能没洗过手,等等。在父亲看来,时装也会有危险。几年前,他拿走了我的大衣,因为他说那大衣做得不对劲。我问他怎么不对劲,他穿上大衣,向我说明问题有多严重:“看,我穿着都太长。而且这料子还这么重,会把你压坏的。”“我可从没听说过有人因大衣太重而受伤的。”“你想成为第一个吗?要从这儿剪掉。”父亲说着用手在他的膝盖处比划了一下。时装只是我们必须提防的许多危险之一。直到现在,当走到离树枝尚有数码之遥时,我仍会停下来,耳边似乎又响起了父亲的声音:“当心戳到眼睛!”当然,我们小时候并不总是听父亲的话。我们曾经摔断过骨头、出过交通事故、生过病。如果我们听从父亲劝告的话,有些意外是可以避免的。当我和兄妹们聊起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回想起父亲叫我们运动时不要跳得太猛太高,因为这样可能会使脊柱受伤。他给我们的开车路线总是尽量避免左转弯。如今,我们发觉自己也常常像父亲那样告诫别人。我们会打电话给弟弟,告诉他我们读到了有人中毒死亡的新闻,或者打电话给妹妹,提醒她某种窗帘的含铅量很高。现在,父亲又可以教导新一代人了。他的孙子孙女们领会得很快,看见洗涤用品,他们知道摇摇手指说:“那很危险!”假日晚餐上,三岁的玛格丽特跟两岁的妹妹说:“你一口吃得太多了。小心点儿。”分别时,我侄女这样同我父亲说再见:“保重,爷爷!”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每周末去父母家拜访后,父亲会开车把我送到一个宁静的火车站乘火车回曼哈顿。候车时,我可以看见他的车还在停车场里。我知道他要看着我安全上车。上火车坐定后,我会看着他开车离去。我越来越希望用他努力保护我们的那种方式来保护他,使他不受各种危险的伤害。他的挂念和关心给了我一种安心的感觉,我也希望自己同样能给他带来这种安心的感觉。火车开动了,我默默地说:“爸爸,保重。”我和母亲父亲已失去了所有的生活目标。我们无奈地看着他一天天虚弱下去,倒是母亲比以前看上去更精神了。她仍有事要做——购物、烧饭、操持家务。家里样样少不了她,而父亲却觉得大家都不再需要他了。他们搬进公寓后过了6年,父亲去世了。我想,他用死来获得解脱。父亲是我遇到的最善良的人。但我却从没有能够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充分了解他。他从不谈及他内心的东西。也许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去谈。我只知道他爱他的每一个孩子。但是,我们家的人从不真正表露对彼此的爱,所以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从未学会如何表达我对他的爱。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就在他身旁。我渴望能够坐在他的床边对他说:“爸爸,谢谢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爱你,爸爸。”可每次我想说这些话的时候,都因难为情而无法开口。我觉得即使在他弥留之际,他也会认为我这样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告诉别人是不妥的。父亲去世后,我们一起去安慰母亲。我一天去看她两次,听她谈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情景。他一直活在她心里。母亲的伟大之处在于她从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她对她和父亲同甘共苦的日子感到十分满意。记得有一次,我和丈夫听她聊了一个下午。我们走时,母亲说:“同你们俩聊聊,我觉得自己年轻了10岁。”下楼梯时,我对丈夫说:“我们可觉得自己老了10岁。”不过,能让母亲心情愉快些,我们都感到高兴。由于一切都由母亲说了算,相比之下父亲就黯然失色了,因此我说父亲是用死来获得解脱并非言过其实。也许这正是他所想要的:凡事须有人替他做决定。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和妻子也互相尊重。或许到最后,他只是想获得平静。直到他去世后,母亲才想到要谈谈他;只有这样她的人生才是完整的。随后的15年,母亲好像变得越发精神了。一口气走几英里的路,对早已年过80的她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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