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题笔记

内容摘要：上一个世纪，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理论，其主要内涵是，所谓历史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是经过转变发展，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当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等让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的状态消灭的越来越彻底，当各民族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自世界市场出现之日起，个别国家和世界的关系已经不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而是日益转化为有机整体和有机组成部分的关系，世界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体；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和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从这一个整体的史观的角度，我们很容易发现新闻史研究中的思想方法的缺失，诸如在体例上以政治运动的分期来排列史实，从而让新闻史变成了囿于民族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史或者政治思想史；习惯于将中国新闻史当做纯粹的地域新闻史来对待，极少放在世界新闻发展体系中来考察；新闻史研究缺少比较史学的方法，不能从整个人类新闻传播史中一直撞击着人类的那些永恒的问题中寻找历史的意义，也不能挖掘出中国新闻史中民族性和特殊性的因素等等。文章认为：首先应该构建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概念层次上的世界新闻史，把中国新闻史作为一个有机部分放进去加以整体考察，按“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理论去描述中国新闻业的真实历史进程。其次要打破政治运动分期方法和传统的历史分期方法，从而将中国新闻业的近代转变作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加以考察。文章还认为：从整体史观的角度，中国新闻业未来走向中，世界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结合，就成了必然的追求，一方面表现为与世界新闻的发展接轨，实现新闻传播的信息化革命、工具化革命、组织化革命；另一方面表现为传播观念、传播方式、新闻道德、审美方式等方面保持自身充满活力的因素，丰富中国新闻文化的内涵，保持中国新闻业发展的连续性。摘录：方汉奇论及报刊史研究时候，说“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模式，那是受到苏联报刊史的影响建立起来的。50年代初期，我们翻译出版了苏共报刊史和苏共高级党校新闻班的讲义，从那以后，我党的报刊史教材基本上就是按照那个模式编写的，每一章都是什么报纸为了什么而斗争，和党在当时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单一的政治视角简化了存在新闻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缺少对新闻业内部结构以及自身规律的整体观照。纯粹的政治描述消解掉了新闻史研究的历史批判力量。研究者习惯于以一种封闭的文化心态，描述西方人通过新闻传播对中国人的文化侵略把西方人的报刊活动单列出来作静态考察，明显和中国人的报刊活动对峙起来，用狭隘的民族情绪渗透新闻史的研究。研究停留在“中国新闻业怎样存在”的描述上，而缺少“为什么这样存在”的历史追问，不能将之放在世界新闻史的整体之中，又不能将人类新闻传播史和政治、文化、经济、艺术和宗教等发展做整体性横向挂钩，新闻传播怎样影响人的生存，新闻传播和文化变迁，生产方式和新闻需求等普遍性问题得不到展现，看不出中国新闻发展的民族性和特殊性以及人类新闻发展的一般性原理。将中国新闻史作为一个部分放进去进行整体考察，而不是将世界新闻史写成“欧美新闻史”。中国新闻业继续沿着“中国化”的道路前进，用注重调节的中国新闻文化涵化着注意沟通的西方新闻文化，获得了一种新质的发展，表现出中国新闻业非地域性的存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中国新闻业命运的整体观照》1981年，丹尼斯.麦奎尔和斯文.温德尔出版《大众传播模式论》，建构传播研究的模式的热情还没有减退，建立在模式的构造功能、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上。1994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导论》出版，模式研究思想已经淡化，开始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和科学主义研究方法为横线，以媒介和社会为纵轴，把传播研究切割成媒介——文化论、媒介——唯物论、社会——文化论和社会——唯物论四个不同的面向，显然这种分析将西方传播研究带到了由媒介、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场”，呈现出传播研究的“场域性”，放松了主流传播学那种以“传播者—讯息—通道—受众—效果”为模式的操纵力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背景、方向和问题：西方人以这样的思考方式开始新闻学研究的制度化进程：新闻和社会的平稳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成功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电气化、摄影术、电影、电话等新的传播技术的戏剧性的变革着媒介领域，也给人们提供者生活基础，以至于传播的变化能戏剧性的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人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垄断资本的时代，追求高额利润的过程中，作为公众舆论必不可少的滋养品的新闻，已经被耸人听闻和浅薄无聊所污染，并且威胁着民主政治；更为可怕的是，新闻从业人员无所适从，新闻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因此新闻研究和教育是必须的。当然，这种思考方式是西方新闻学接受了社会学影响后产生的。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到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到社会学家米德将两人学说结合，再到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领袖帕克“新闻如何影响民意”让传播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一个中心问题。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表述不再仅仅是新闻传播的编史工作和经验化研究，而是延伸到了广阔的社会领域。问题：将“权力”的研究等同于“影响力”的研究，以媒介效果研究取代传播过程研究，把媒介的影响力仅仅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说服能力，至于这种影响力如何运作，则没有受到重视。二战以后：对新闻自由的反思，产生了社会责任理论。而新技术的发展日渐形成了一个高度互动的系统，已经不可能划分“来源”和“受众”。1952年施拉姆最早提出“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认为传播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分享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行为。60年代，麦克卢汉以“媒介的功能在于延伸人体的感应能力”、“媒介即讯息”等新奇的观点震动学界。试图形式化揭示当今时代愈演愈烈的媒介技术统治的现象，形式化呈现媒介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但并对其进行反思，而是顺着技术决定论的思路，呈现出现代人置身于新交流方式中的舒适感，以媒介对人的支配的合法性对消费时代下定义。而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霍尔等学者则对媒体支配人的现象是警觉的、反思的，他们从语言和内容方面描述传播媒介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主要是从“议题设置功能”来分析的。认为文化的高雅与低俗、议题设置、文本意义、传播效果都是社会权力以各种面目渗透的结果。将法兰克福批判学派限于哲学思辨和推论的文化工业批判发展成为媒介体制内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这样说：从那时起，北美传播学以研究行为主义的科学方法（市场逻辑和经济逻辑，以预测和控制为目标）见长，而欧洲传播学开始流行批判方法和诠释学方法（文化教育逻辑，将其言论自由、美的品质、公众利益等）。当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公共领域”，即针对公共事务，在法律制度的保护下，下公民得以自主而理性的互动以及辩论，而大众传播的商业化的舆论技术的出现，限制甚至从歌本上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让其从理性——批判论证的场所逐渐蜕变为一个文化消费领域，公共性原则也被逐渐转化为管理化的统一原则。结果是公众变成一种被管理的资源，他们被公共讨论和决策过程中被排除出去了，而一些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被合法化了。80年代，欧洲公共广播电视系统瓦解。出现大量商业传媒。文化批判研究往往转化为文化效果研究，提出的理论突出的是“媒介帝国主义”。美国在80年代引入文化研究和批判研究，欧洲学者创造的媒介帝国主义话语和文化研究话语在美国扩散，并有了新的发展。詹姆斯.凯利突破了拉斯维尔的研究模式，他认为，研究人的传播活动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有巨大的影响或者潜在的影响，而在于人们的符号表达本身活动就是文化。但是并未走出“媒介中心论”的影响。综述：西方新闻和大众传播理论表述在总体上是按照新闻自由的逻辑发展的，这种fazhan又进一步分为政治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或经济的逻辑、文化教育的逻辑。这些逻辑相互对立又互相激荡，在不断拓展学术空间的同时，又指向新闻和大众传播理论的终极问题：传播何以不自由？传播如何自由？———————————————————《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罗素的表述。柏拉图问题：尽管人类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与世界的接触是如此有限，为何他们的知识却如此丰富呢？与此相对奥威尔（英国小说家）问题：为什么人对事实似乎知之甚少，尽管现实中的证据是如此丰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一生致力于研究人的本质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则为首要。对于前者，乔姆斯基认为是一种语言学问题，后者则是一种政治质疑。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揭露了语言的堕落：语言成为了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和蛊惑民心的艺术。乔姆斯基转换了“奥威尔问题”的语境，主要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来研究媒体控制。当极权主义体系中，人们一旦识别了基于思想控制的宣传，往往会推动思想解放；而在资本主义民主制政治中，人们在公平正义、平等表达的语境中接受着基于利益关系的思想控制，而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应当。当民主以全球化的方式推行的时候，人们越来越失去对民主的反思力量，越来越失去对“奥威尔问题”的警惕，习惯坐享某种民主制度、程序和理论，失去了创造民主的动力。民主政治的宣传逻辑：民主政治生产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他又总是想架构这种权力关系，而架构的发生往往需要借助于普遍意愿、公共利益里推行，推行的结果却是权力支配关系的形成和传播权力的分配。从柏拉图的自由就是服从理性的统治，即理性人统治；到卢梭的主权在民的民主观：必须尽力表达普遍意愿，抱着道德责任感行事和考虑公众的利益。在民主社会，人们珍视主权，渴望主权，但是当他们越是想通过巴结大多数的思想来赢得公民权利时，他们就越会失去主权，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力欲使人拜倒在多数人的支配权中，为获取传播中的支配权而自觉接受多数人思想的奴役。这时，“主权在民”“公共精神”等民主政治思想便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工具化、程序化、官僚化的“多数人统治”和人的奴性的再生产。美国宪法是以维护上层阶级特权的汉密尔顿传统为主导的，其目的用詹姆斯.麦迪逊的话来说是为了保证“国家的永久利益不被颠覆，其永久利益就是财产权，那些无产者或毫无希望获得资产的人就不能指望得到足够的权利”麦迪逊宣称，政府的责任是保护少数富人。这就是美国民主体系从最初到现在的指导原则——即保护有产者的权利。250年前的休谟曾经说：政府是建立在思想控制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原则存在于最专制和最军事化的国家，同时也存在于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拉斯维尔的学说是在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运动中形成的，融合了行为主义理论和佛洛依德的学说，认为传播者需要有一个精心策划的长期宣传策略，并创造出主导符号或集体符号。认为宣传家能操纵社会的“理性辩论”，拯救民族的唯一希望在于让社会科学家驾驭媒体的力量来宣传“正义”。被美国政府吸收为“技巧政治”李普曼和拉斯维尔的观念类似，被美国政府吸收为“艺术性的民主”，李普曼坦率的说“美国的民主实践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制造共识已经成为一门艺术和普选政府惯用的机制”，两人的学说都建立在普通民众是不知所措的“乌合之众”的假设之上。乔姆斯基对两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和奥威尔遥相呼应，后者在目睹一个小男孩赶马车的情景时曾联想到“如果这些性口知道他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他们”宣传之于民主国家正如大棒之于极权主义国家。席勒和斯普劳尔对宣传的特征做的描述是：让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并不断重复；进行暗中的、大规模的、精心组织的传播活动；使用精心设计的狡猾语言阻止深刻的思考。乔姆斯基总结的五大新闻过滤器：1规模传媒机构日益集中的所有权和财富以及他们的唯利是图。2作为大众传媒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3对政府、商业公司、信息源的依赖以及由权力结构和上述信息源资助和认可的专家的依赖。4把“炮轰”作为惩戒媒体的手段。5把反共作为国教和控制机制（后来发展为其他危险的标签，如恐怖分子、毒品贩子等，自然减弱他们的影响力）。有了广告，自由市场便不会产生由一个由购买者做出最后决定的中性体系，广告商的选择将影响媒体的兴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先驱日报》的消亡，在它倒闭之时，仍然拥有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