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陶斯亮

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陶斯亮2015年第2期炎黄春秋杂志1987年，我的医生生涯正如日中天，当了20年医生的我眼看要修成正果，突然间一切全变了，一直栽培我的院长在手术台上突发脑血管意外，我的航船失去了动力。不甘心混日子的我决心放弃心爱的专业，转业到中央统战部一局当了一名处级调研员。这是一片崭新的天地。到部里后，经常见到一些名字如雷贯耳的人物：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程思远、周培源、梁漱溟、周谷城、贾亦斌、谢冰心、吴祖光、萧军、王光英、吴阶平等等。开会议论的全是国家大事：听党外人士对教育法、新闻法、经济改革、知识分子政策、港台问题的讨论；参与过胡适故居是否应该修复、周作人汉奸案能否平反这类重大问题的报告起草；甚至有幸去中南海听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从1987年到1989年，我在统战部虽然只有两年，却一头扎进了我们党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回想起来，还真是全心全意（却又是徒劳无功）地做了一些事。其中，我身处几个重大历史关头，目睹了各方各面、党内党外、上上下下的政治表现，经常萦绕于心。将这些做一番梳理和反思，想必有其特殊的价值。组建六局（党外知识分子局）1987年3月初进中央统战部一局时，真有找不到北的感觉，幸而党外知识分子处的处长熊运藻将我要了去。热情而又经验丰富的老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信任。从此，我与党外知识分子结缘，有的至今仍是私人朋友。上世纪80年代，被文革中止活动的8个民主党派还来不及有什么像样的发展，总人数不过30万左右，而党外知识分子有2000多万。不仅人数庞大，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处于某种政治觉醒和要求独立思考的状态。在遭遇多次整肃后，他们灰头土脸、意志消沉，但是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接连几个大动作，重燃了他们的希望之火，多年被压抑的愿望和政治要求，同党内高层改革派的主张出乎意料地契合。到了80年代中后期，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卫界、社会科学界，以知识专长服务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且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立政治需求的群体。他们当中，涌现了成批的代表性人物，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8个民主党派。这种态势，给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全新的任务，统战部仅仅在一局（民主党派局）设置一个党外知识分子处，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工作需要了。1988年10月12日，中央统战部六局又称党外知识分子局正式挂牌成立。熊运藻和我均任副局长，局长暂时空缺。虽然刚成立的六局不大，但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台湾《中国时报》用的标题是《统战部新机构，增设第六局专事怀柔被冷落的读书人》。从1987年春到1989年5月实际停止工作，我仅做了两年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而我在副局长岗位上才不过半年时间。扪心自问，可以用两个一腔热血来概括我这两年的工作：一腔热血地为党的统战事业卖力；一腔热血地为知识分子服务。至于孰轻孰重，还真没去多想，因为我不认为二者有矛盾。但实际上这里有个屁股和脑袋的问题，这是我以后被醍醐灌顶后所悟到的。我相信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新时期的统战方针，更牢牢记住了阎明复部长的一句话：统战部的工作就是团结服务，修桥补路。我还记住了吴阶平的一句话：像周总理那样去做知识分子工作，这就是标准。吴医生是周总理的主治医生，后来当了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知识分子独特的诉求与发声上世纪80年代末已是众声嚣嚣，知识分子总体上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虽然也有种种不满，但是对国家还是充满希望。正如一位知识分子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有牢骚，对政府有意见，但乃是屈子之骚，焦大之骂，是为了楚国和贾府啊！当时最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待遇问题，所谓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调侃。对这一现象，我曾有过这样一段概述：我国有知识分子2500多万，其中科技专业人员只有868万（均为当时数字），占全国总人数的0.78%，而全国却有文盲2亿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本应很宝贵。然而事实不然，一组数据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出知识密集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49元。从增长率看，工人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5.5%，而工程技术人员工资平均增长率仅为11.5%。这种倒挂现象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知识分子平均工资是工人工资的5～6倍，这符合规律。连赵紫阳同志也认识到体脑倒挂问题，并说此问题不解决长期吃亏的是我们。后来邓小平对老布什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看来改革的一大失误是没有重视教育和知识分子待遇低下。承认这一现实是需要大智慧的。在我们举办的座谈会上，知识界最强烈的呼声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有位院士说：只希望在书店看到一本我要求不高，好书，能够立即掏钱买下来。我在北大见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学界泰斗，对他们简陋的着装好生惊讶。北大老同学向新生这样介绍：在校园里你看谁穿的最破谁就是顶级教授。1988年，在1214期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刊发了一篇文章《但为教师求一屋》，描述了北京37中教师刘××住房的悲惨景象：夫妇二人均是师院毕业的中学教师，在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低矮霉臭的小屋里居住了17年，儿子身高1.7米，但床只有1.4米，睡觉只得长期弓成虾米状。阎明复部长看后很动情，立即批示请知识分子处商市委统战部，先解决刘老师的住房困难，解决一户，安定一大片。（写这个批示时，党外知识分子局尚未成立，所以批到一局的知识分子处）后来我们找北京市给解决了。当时别说是普通教师，就是知名人士生活条件也都很差。如著明音乐教授沈湘，三代人挤在两间小屋里，连钢琴都放不下。作家梁晓声一家三口住在北影筒子楼一间小屋里，除床外只能放一张矮饭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就是趴在矮饭桌上写出来的。而更凄惨的还是1982年从香港回京定居的知名老编辑经明士，他终身未娶、孑然一身，又被亲戚抛弃，住在一座破败的高层建筑里，大门对着垃圾桶，又脏又臭，非人所居。大名鼎鼎的红学家周汝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家里破破烂烂，让人看了唏嘘不已。知识分子第二个不满是教育问题。当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直到2012年教育经费在GDP中比例才首次超过4%这一国际最低标准），百岁老人雷洁琼曾怒斥1987年教育经费被挪用。国家对教育的不重视，造成大批儿童辍学，上大学更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正是对当时进大学的写照。由于教师收入低，队伍不稳定，人才大量流失，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令人感动的是，有识之士忧虑民族兴亡甚于自身的贫困，北京三中的聂老师含泪说：但最让我尽管我们是知识分子里的乞丐，痛心的还不是待遇问题，而是教师素质下降，这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在《中国青年报》上也痛切直言：不重视教育的人将成为千古罪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北大学生高呼：丁校长好样的！我们支持你！轰动一丁校长，时的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和《国殇》，振聋发聩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教育的状况。腐败也是知识分子热议的话题。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从党、政、军到社会的全面彻底的腐败，而主要是双轨制催生出的官倒现象。官倒本质上是权倒，他们倒卖土地、项目、批文、矿产……几乎无所不倒，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1987年我去部里时，正值反自由化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造成了一个沉闷的低气压状态。1986年底的学潮只是暂时平息，1987年元月开除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党籍，这股浪头最终导致了胡耀邦被迫辞职。这一系列政治事件都让知识分子感到阵阵寒意。他们的情绪在我面前袒露无遗。在六局我只是个过客，但这两年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经历，却让我全过程地观察了海上热带小气旋是怎样发展成12级台风的。截然不同的两位副部长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胡耀邦总书记下台，激起了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逐步高涨的不满情绪，同时，一些不切实际的、过激的言论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无疑，统战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1989年4月的一天，阎明复部长召见一局的郑洪溪、孙楠两位局长，研究室的任涛主任，还有六局的我，研究应对当时复杂形势的对策。阎部长先传达了中央常委胡启立与加籍华人、清华大学教授彭培根的谈话，彭提出中央领导层应与方励之对话。阎说我们对不同政见者应该有个清晰的指导方针，让我们几个局室搞一个方案出来。他让我们打消顾虑，大胆去想，有问题他负责。这个活儿具体派给了一局的王彦君和六局的沈冲。次日就拿出了初稿，标题是《对处理党外知识分子朋友中的不同政见者的几点建议》，我认为写得不错，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做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法。但主管副部长看后很不满意，尤其对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以往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一句批得很重，认为我们太右，坚持让推倒重来。这位主管副部长是老统战，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坚持认为当前仍应遵从党的一贯方针，即依靠左派打击右派团结中间派，因此对右翼的自由知识分子有本能的反感。有次开座谈会，我请了文革史专家高皋参会，这位主管副部长质问我为什么邀请高皋这样的人来统战部？我急了，说：知识分子反感被称为统战对象，每次开都要我们三请四请的，现在他们肯来，是由于觉得在统战部可以说些真话，他们的意见有渠道反映上去。后来主管副部长在一次会上说：陶斯亮对统战理论的理解，猛听上去有点道理，实际上是违背党的一贯方针政策的。几天后，常务副部长李定叫我去他办公室，对我们按主管副部长意图修改的关于敏感人物的做法第二稿很不满意，说我们还是旧观念，本质上把这些人当臭老九，视为圈外人，而我们统战工作就是要把圈外人拉到圈里来。他又认为我们太左。两位副部长的意见相去甚远，让我很为难，但心里还是认可李定的。李定是统战理论家，有修养有水平，很受阎部长倚重。1989年，他主动承担了部里干部行动的一切责任，是第一个被免职的部级干部。这是后话。李定对我们的批评我们是服气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敏感人物之我见》交差了事。该文核心要点是：1.提出对不同政见者的定义，要慎用这顶帽子。2.对方励之这样的不同政见者在处理原则上以法律为度。3.对绝大多数党外知识分子以爱国为界。4.对旗帜性人物要重点做工作，要下大功夫。京丰宾馆会议觅精英本文作者（右）与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起六局是由一局的党外知识分子处演变而来，所以一成立就已经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朋友队伍，有些是国宝级的大知识分子，如梁漱溟、程思远、吴祖光、萧军、沈湘等。还有一批是在各自专业出类拔萃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如许嘉璐、梁从诫、刘西拉、王立平、韩美林、梁晓声、傅敏、郑也夫、何新、刘世定、章立凡、林毅夫、黄方毅、陈兆纲等。我们还与一些异见人士或敏感人物有所接触，如方励之、金观涛、温元凯、许良英等。除了邀请这些朋友开会议政，在内部刊物上反映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外，逢年过节我们还要备些薄礼登门慰问。印象最深的是梁漱溟贴在门上的一张小字条，上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着一行字：各位访客，因本人年事已高，请将谈话时间限制在两小时。我看了直乐，九旬老人接待访者如此宽松，还要张贴告示，足见老人是多么较真的一个人。就因他这种倔强的、对是非曲直死磕到底的性格，使他吃尽苦头，也赢得了人们的崇敬。当时，我们局的朋友的特点是大（大学者）、老（老知识分子）、名（知名人士），感到缺乏年轻的新鲜血液。很巧，时机很快就来了。1989年2月，由全国青联、青年经济学会及体改所联合举办了一个十年改革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我当时还是全国青联常委，故受邀参会。李定副部长布置给我一项任务，到会上物色一批有议政能力、社会影响力较大的青年精英，以扩大六局的朋友队伍。会议在京丰宾馆举行，故而也称京丰宾馆会议。这个旨在总结十年改革开放经验的会议，议题之深、阵容之强，可说是万众瞩目。参会人数超过400人，汇集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蜚声中外到初出茅庐的各路精英。还包括了诸如严家其、包遵信、戴晴、温元凯等有争议甚至参加过31人签名的一些学者。党内的中青年干部李克强、俞正声、王岐山、李源潮以及刘延东作为会议组织者（也可视为日后冉冉上升的政治精英）也悉数到会。赵紫阳派他的秘书李湘鲁，儿子赵二军也潜伏于会，认真旁听。可见这个会是多么的风光，它本可以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相媲美，然而后来在各界准备隆重纪念莫干山会议30周年之时，京丰宾馆会议仿佛被人遗忘了，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