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于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综述

1我国关于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综述陈耀华[摘要]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的对外战略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了相应的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关键词]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综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研究进步迅速，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本文的介绍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一、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1、关于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形成与调整在有关美国外交的论著中，专门研究美国全球战略的成果数量并不多。但是不论研究美国对哪个国家或地区和对哪一类问题的政策，几乎都要涉及美国的全球战略。多数论著认为，冷战后的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一个形成和调整的过程，有关论著的不同点在于对调整时期的划分。王传剑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调整，这一调整到克林顿第二任期最终完成”，其标志是克林顿连任的总统就职演说。[1]钟振明则认为，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提出的“参与扩展战略”，就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它有一个逐充实发展的过程，不过实质并没有变化。[2]王缉思等学者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安全战略经历了三次战略评估，三次战略调整。1989年乔治·布什执政后不久，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战略调整；克林顿第一任期提出的“参与扩展战略”是第二次战略调整；克林顿连任后于1997年提出《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在军事战略上的相应调整，标志着第三次战略调整的完成，“面向21世纪的美国[1]王传剑：《美国在中亚：政策、手段及其影响》，第32页。[2]钟振明：《析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第17页。2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框架大体成形”，“持续了八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由‘冷战型’向‘后冷战型’的转轨基本完成”。[1]2、关于美国的霸权主义霸权主义这个概念通常被用来定义美国的全球战略，近年来有些论著直接将美国的全球战略称为“霸权战略”，而且提出了“新霸权”的概念。梁守德认为美国的新霸权“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恶性膨胀”，“从内容到形式均有更新，是霸权史上的大突破”，其主要特征就是“领导霸权”。美国“新霸权”的特点决定了它“欺骗性大，危险性更大”，是“战略性战争的策源地，不是所有军事战争的策源地，更未形成世界战争的策源地”。[2]几乎所有论述美国霸权地位的学者都认为，美国要在当今世界上长期维持其霸权地位是不可能的，美国的“领导地位”或“霸权地位”正日益受到挑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美国霸权不能长久的原因。例如王缉思等指出，对于美国来说，“战略目标过大与战略能力相对不足的固有矛盾不可克服”，以及美国维持霸权的战略企图根本违背了多极化的客观趋势，等等。[3]杨运忠认为，冷战后美国的霸权具有以下新特征：第一，以赤裸裸的军事扩张为先导，极具进攻性、扩张性和冒险性；第二，美国霸权已由过去的以领土扩张为核心的“硬控制”转为以人为本输出价值观念为核心的“软控制”；第三，美国霸权以世界普遍性原则为面纱，追求世界的“美国化”，使其具有较大的针对性和欺骗性；第四，美国霸权是以强大实力为支撑的制度化、机制化霸权，企图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游戏规则。[4]也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推行的是一种霸权均势战略。其本质是创造和维持在获得霸权地位前最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秩序，防止占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国家的出现。在获得霸权地位之后仍然推行在其霸权制衡下的均势战略，这就是美国的式的霸权与均势。其目的在于遏制地区强国，防止地区性挑战国的出现。人们通常把霸权和均势看作两种对立的外交策略，实际上，作为战略，全球性的均势与霸权只是由于视角不同：在超级大国看来，其推行的是均势[1]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第191—202页。[2]梁守德：《国际格局多极化中的美国霸权》，《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13页。[3]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第207-209页。[4]杨运忠：《新世纪美国霸权的新特征》，《当代亚太》，2001年第1期。3战略；从其他国家的角度看超级大国的行为，则是霸权战略。[1]3、美国的军控与不扩散政策关于美国军控与不扩散政策的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研究领域，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从政治和安全战略的角度研究有关问题的成果居大多数，从军事科学技术的角度分析的成果还很少。首先，不少学者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战略越来越强调军控与不扩散问题。在某些时候，美国政府甚至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2]其次是关于影响美国军控和不扩散政策的复杂因素。多数论著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军控和不扩散政策同美国整个对外政策一样，受到国内政治相当大的影响。除了安全战略的考虑外，几乎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决策是在激烈的党派斗争、利益集团制约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才得以形成的。例如关于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樊吉社认为直接原因就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而根本原因则是“美国国内近年来‘新孤立主义’抬头”。[3]4、关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性质关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性质，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即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要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维护或追求美国的世界霸权。进一步说，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追求霸权与追求领导地位基本上是相同的，没有根本的区别。[4]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少论著中，美国的“全球战略”与诸如“安全战略”、“对外战略”、“外交战略”‘“对外政策”等等，似乎是可以通用的，并没有多少论著注意概念使用的定义与规范。不过也有一些论著试图对多少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区分。如有论证明确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国家战略的支柱”，自冷战以来，美国的“安全战略表现了典型的全球战略性质”，等等。[5]倪世雄等认为不少论著的分析过于简单化，“仍倾向于把美国的对外战略简单地一概归结为霸权主义战略了事，至于为什么美国采取霸权战略则缺乏分析”。他在文章中提出应该运用美国“大战略”的概念，从大战略和均势的视角，深入[1]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2]樊吉社：《威胁评估、国内政治与冷战后美国的导弹防御政策》，《美国研究》，2000年第3期。[3]樊吉社：《美国参议院拒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原因及影响》，《当代亚太》，2000年第4期。[4]楚树龙：《克林顿外交战略和中期选举后美国外交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5期，第60页。[5]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4探讨美国全球战略的特征及其性质。[1]俞正梁认为，美国在冷战后面临着四种战略选择，即孤立主义、多边主义、均势和优势等。美国的选择是由它的国内政治情况和国际环境决定的，其战略选择包含了上述四种选择中的后三种成分，其中“优势战略”是主体，概括地说就是“通过有重点、有选择地介入国际事务，力图保持美国首要地位的战略”。[2]宋雪峰则着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美国安全战略的目标、特征和本质，认为冷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既体现了“传统的地缘观，又体现出新形势下新的地缘特点”，遏制欧亚强国的崛起，保持边缘地带的稳定，防止地区力量失衡，是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3]一些学者认为，在美国全球战略的题目下，除了大的地区性战略外，还存在着针对不同问题的特殊战略。例如李力提出，存在着一项“冷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安全战略”，这项战略涵盖的国家包括“除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美国这项战略的主要实施手段是军事干预，等等。[4]再如王晓德认为，冷战后美国有一个“对外‘输出民主’战略”。他认为，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大致可以理解为是“冷战后美国政府把传播美国价值观和促进国外民主在其全球战略中提到非常高度”，其目的是“迫不得已地梦想一个统一在美国价值观下之下的‘民主’世界早日到来”。[5]还有些学者通过同冷战时期美国安全战略的比较，对冷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某些特点提出了初步的看法。例如王缉思认为：“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具积极进攻性质”。[6]总之，上述研究成果的出现表明，对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分析也越来越具体、细致。二、美国的亚太战略美国的亚太政策是我国学者研究的重点，同对美国在任何其他地区的政策的研究相比，对美国亚太政策的研究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重视的程度上，都是占第一位的。[1]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9—10页。[2]俞正梁等：《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2页。[3]宋雪峰：《从地缘角度看美国的安全战略》，《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4期。[4]李力：《冷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安全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2期。[5]王晓德：《试论冷战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2期。[6]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第207页。5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重心出现了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即从冷战时期的“重欧轻亚”转向越来越重视亚太，甚至是“欧亚并重”。关于冷战后的美国亚太战略，吕有生认为其主要目的是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具体地说是以安全问题为立足点，以经济利益为优先目标，以人权外交为手段，在各个领域展开攻势，全面参与和介入亚太事务。[1]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其原因主要是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的走向。石斌认为“冷战后美国明显对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投入更多的注意力”，既强调政治因素，也突出经济因素，同时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是美国东亚战略的主要特点。[2]也有学者分析了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主要矛盾。比如任荣荣认为，美国新东亚安全战略是基于对美国安全利益的重新定义和东亚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上升，它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亚安全秩序”。而它面临的各种矛盾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既要“谋求世界的领导权”，又要“维护美国自身经济利益”，寻找出路“是困难的”。[3]1、美国的对华政策围绕冷战后美国对华的方针政策问题，美国国内发生了重大分歧。赵刚认为，“冷战后，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主要有遏制和合作两种观点，两种观点在现实中都有表现，9·11事件后，出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需要，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仍然存在。未来中美关系仍将曲折发展，合作与竞争、利益与分歧并存。”[4]作为冷战后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等方面优势构成的强大的综合国力，谋求建立并尽可能地保持由其领导的单极世界，力图主导世界的发展方向。冷战后“美国外交所最关注的领域全部同中美关系有关”，可以说“美国同中国的矛盾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必然有遏制的一面，台湾作为美国冷战后遏制中国的一张牌，在今后的中美关系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地缘战略作用。”[5][1]吕有生：《试析美国亚太战略的实施对亚太形势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2期。[2]石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东亚：历史根源与现实需求》。[3]任荣荣：《评析美国的‘新东亚安全战略》，《太平洋学报》，1996年第3期。[4]赵刚：《美国对华战略思维与中美关系走势》，《当代亚太》，2004年第10期。[5]王缉思：《世纪末的美国对华政策——背景分析与基木判断》，1999年版。62、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美国对日政策和美日关系的发展，一直受到我国研究界的关注。席来旺认为，美国存在着冷战后的“对日安全战略”，该战略是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产物，其主要特点包括：将美日安全合作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以及日本在美日安全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