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剧院多由外国建造师设计

一级建造师张如凌像个“卖花姑娘”。她的“花”不一般，是以巨大体量生长在大地上的建筑物。位于上海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宛若一朵白玉兰，即是张如凌穿针引线的杰作。现在她的任务是将“一朵莲花”推荐给南京。玄武湖边为江苏省大剧院的留白，吸引了大批设计师来竞标。张如凌说：“我还是想搞一朵花，让花瓣在湖边平向铺陈，与湖中的睡莲相呼应，背后是紫金山，水汽氤氲中，应了白居易的诗‘花非花，雾非雾’。”“洋枪队”在中国这个活跃在欧洲金融界的女人，在中国建筑界的名气更大。她偕夏邦杰、安德鲁等大师级法国建造师来到中国，为不同的城市“戴花”和设计城市形象。她似乎“承包”了中国最重要的那些剧院设计，代表作还有上海大剧院和国家大剧院。中国是世界上正兴建剧院最多的国家，每座歌剧院几乎都是所在城市的门脸建筑，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点：出自外国设计师之手。外国设计师像建筑美学的传教士，行走大江南北，从一线城市渗透到二三线城市，从地标到居民区的设计，遍地开花。张如凌属法兰西派，合作者主要是夏邦杰(代表作南京路步行街、上海大剧院)和巴黎机场的安德鲁(代表作国家大剧院)。美国设计师则契合了中国城市发展早期急于增高的需要。摩天大楼起源于美国，所以很多项目都给了美国人。有影响力的有SOM(代表作上海金茂大厦)、FPA建造师事务所(代表作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英国方面军”主要是以福斯特(代表作首都机场航站楼)、威尔森·艾尔建造师事务所(代表作广州珠江新城双子塔西塔)为代表。据张如凌介绍，活跃在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洋枪队”主要是英、法、美三支。一旦某个作品获得认可，由点及面铺开战线的可能性很大，比如夏邦杰在中国是靠着上海大剧院一炮走红的。中西交合之痛在设计鸟巢时，艾未未陪同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去了上海博物馆看中国古代的玉器，使两位瑞士设计师深受启发。艾未未说：“没有我，‘鸟巢’原来不是这样的。”库哈斯在北京街头发现了一些不锈钢雕塑，陪同告诉他那是乡镇企业批量生产的，库哈斯却要求去厂里看看，他要弄一批摆在央视大楼里。像张如凌这样的顾问，除了在业务上沟通，还要在艺术上“教化”设计师。“不可能！上海没有故宫文化，它喜欢前卫。”当安德鲁把浦东机场的第一稿呈现给张如凌时，遭到了这个女人的惊声尖叫。安德鲁最初想把这座机场做成水泥块堆砌的故宫，张如凌毫不打折扣的否定，让这位29岁即以设计戴高乐机场出名的大师很恼火。最后，浦东机场在张如凌的建议下设计成蓝色调、海鸥造型，以体现上海的海洋文明。“德国有一家竞标者设计成了龙的造型，只能从空中俯瞰，失败了。”张如凌说。“一个城市就好比一间屋子，哪个位置该摆怎样的建筑，要切合这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几乎每次设计都要吵架，标的越重，吵得越凶，在国家大剧院的竞标中吵得最凶。“安德鲁脾气大，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国家大剧院长达1年半的‘考试’使安德鲁无比痛苦，在第3轮竞标前不告而别。”张如凌回忆。一级建造师鵼亖似抵达巴黎后，安德鲁从助手手中拿过车钥匙，话也未说，一个人一路往尼斯开，在酒店开了房。“他想不通，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在房间里一边想身后事，一边拿一张信纸无意地折着，折来折去折出了一个‘蛋’，这就是国家大剧院。”难免水土不服但外国设计师不总是了解中国，中国的城市形象最好还是由中国人设计。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世界旅游组织曾经向我国推荐了许多国际大牌专家，对四川、云南、海南等大省进行旅游规划。虽然确实引进了新的气息，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了解太少，规划设计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比如山东旅游规划中，曾经请来了瑞典著名的规划设计师，他擅长的是海滨规划，对于中国烟台、威海是适用的，但一到了泰山、曲阜、孔庙等内地城市时，就完全不搭调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齐康对记者说，提升城市形象、建筑审美，要从领导抓起。“在法国，所有官员的必修课之一，就是都要学习一年的建筑史，培养最高尚的建筑艺术品位。我现在在写普及建筑知识的书，就是想给领导们看的。”齐康主张，作为城市形象的地标性建筑不一定非要追求高、大，“我们应该以平常心、以老百姓的心，做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花钱不多，但有意义。”“地标是分等级的——国家级、省级、县级。例如江阴市，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级市，但它是徐霞客的故乡，用徐霞客来做标志就很好。”齐康主张进行地区性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亦即用不同的建筑赋予不同的城市以不同的形象。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