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红军长征的原因

我看红军长征的原因关于中共领导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的缘由，中共传统的党史解释是，王明博古的临时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指挥方面犯了左倾错误。从深层次上讲，这一时期红军之所以相继从主要的根据地撤出，进行逃跑式的战略转移，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而这个失败，实际上是中共这一时期革命模式的选择必然结果，苏维埃时期的革命与动员模式的选择，决定了其在1934-1935年之际的失败，而其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的失误，在传统的中共党史解释学里，在某种意义上是被过分夸大了。一、革命动员与土地革命模式的选择在跟国民党决裂，揭诸武装反抗国民党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人，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本是城市暴动和武装冒险失败之后的一种无奈的选择。然而，中国当时的经济和交通通讯状况，和军阀割据的政治形势，给这种“农村道路”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既便如此，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形下，要想动员起农民参加革命，投入造反的事业，依然是个难题，非有非常的动员手段不能奏效。在动员手段和形式的选择上，进入农村的共产党人，最初选择的是“烧杀政策”，即把所到之处的富人杀光，所有的房屋烧光，先将农民这种小生产者变成赤贫，然后再驱使他们革命。在中共党史上，这种政策是记在瞿秋白账上的，其实它带有非常明显的苏俄内战时期轻视农民的印记。显然，这种做法，由于立竿见影地激起了农民对共产党人的反抗，所以，很快就被废置不用了。以土地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动员，不仅具有历史上的延续性（跟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衔接），而且在“均田”的表达上，有国民党政府所无法全然否认的合理性（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但是，土地革命绝非共产党和农民之间在土地问题上，给予和支持的交换。首先，农村的危机，未必在于土地占有的不均衡；其次，共产党给予的土地，在农民看来，未必有合法性；其三，给予土地的好处，能否抵得上“造反”的危险，在农民看来肯定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手段，即使分给了农民土地，农民也未必会跟着共产党走，所以，所谓的土地革命，在运作过程中，必然是“均贫富”的过程，或者说，对富人的剥夺过程，而这个过程，必然伴随过度的暴力，而平分土地，往往变成了一种由头，或者说借口。因为事实上在农村发动革命的共产党人，首先的目标是要动员农民起来跟他们革命，而非借革命来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所以，动员才是土地革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对于动员而言，均贫富式的剥夺，和暴力的气氛，是绝对必要的。海陆丰苏区刚一开辟，十几天功夫里，海丰一个县就杀掉了豪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1686人，没有死的纷纷外逃，一时间，海丰、陆丰两县，逃到汕头和香港的达万人以上。(注1)红四军南下，开辟新区，闽西地方党组织暴动响应，“开宗明义的工作便是缴枪杀土豪烧契三种，”“土白暴动三四天内杀了四五十人，而（龙）岩、永（定）两县革委成立后，日日都有几十土豪反动分子被农民捆送到前来，致县政府临时监守所常有人满之患。统计（龙）岩、永（定）两县赤色区域中自斗争后到现在所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注2)海陆丰根据地有“七杀令”，所有富人，都不能幸免。(注3)湘赣苏区土地革命，将“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说是要把“有能力反革命的”预先除掉。(注4)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村的豪绅地主，简直没有生存的地步，捉的捉，杀的杀，逃跑的逃跑”。(注5)不仅如此，杀人的时候，往往要造成某种血腥恐怕的气氛，开大会公审，当众处决。海陆丰的行刑大会，不仅喊口号，还吹着冲锋号，行刑者挥舞着钢刀，“一刀一个，排头砍去，很爽利的头颅滚地，”甚至还有妇女组织的“粉枪团”，在几千人的大会上，用红缨枪“刺进宣布了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的咽喉、胸膛，鲜血四溅。”只要杀戒一开，参加的人就都跟反革命有了血海深仇，开始的时候，“苏维埃政府要拨给两块大洋赏给施刑的赤卫队员，半个月后，不须要赏金，赤卫队员要杀一两个反革命分子雪恨。”(注6)仇恨和仇杀就这样被点燃，然后升级、扩散，选择了“立场”的农民，跟另一部分人誓不两立，到了这般田地，动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跟着红军走的农民的真实想法还是很难估量的，即使据中共自己人当时的考查，有的地方也有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是害怕红军，赣东北地区流行一句话：“莫惹红军，惹了遭瘟。”(注7)诚然，中共能够在农村发动革命，前提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与经济的衰败，与战乱和变革造成的乡村秩序的紊乱。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想要在农村发动一场在一般农民看来属于造反的农民革命，也并不容易，对于那些真正的庄稼汉来说，分财主的土地粮食和财物，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顾虑依然很大。所以，这里就用得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革命先锋”了，这些乡里社会“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流氓无产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注8)当时苏区的共产党人也承认；“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分子，真正的下层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把持”。(注9)其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农流氓这种“阶级成分”，之所以这么说，一是要强调“阶级观点”，二则很可能是那些流氓无产者通过革命，变成了富农（浮财捞的比较多）。由于土地革命本身并非意在土地，流氓无产者的先锋作用，使得运动在财产（主要是浮财）的剥夺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浓厚。以至于动员起来的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往往更在意财产的再分配（内部）和财产的掠夺（外部），导致苏区内部反富农的斗争一浪接一浪，同时对外“打土豪”斗争的不间断，每当红军攻城拔寨之际，总有大批的农民挑着空担子，准备一旦城破，就进去发财。(注10)二、“打土豪”经济及其局限这种急功近利的动员模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苏区的“打土豪”经济。由于土地革命的首要目的在于动员，甚至为了动员而牺牲经济，而苏区为了养活军队和政府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因此，一种畸形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这就是“打土豪”经济。打土豪经济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个方面，对内是均贫富，采取不断革命的方式，削平苏区内部的冒尖者以取得资金财物；对外则通过不断扩张，或者其他的方式掠夺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富裕者（包括商户），筹集所需的资金。在整个苏维埃革命时期，打土豪经济的表现形式，后一种是主导性的，前者的发展，往往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刺激。这是因为，在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初期，动员是首要的任务，为了动员的需求，生产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损失和破坏，所以，红军的补给，只能依靠对富人的剥夺。井冈山的创始人之一的红军叛将龚楚，回忆说红四军之所以南下赣南闽西，是由于“井冈山的附近地区已民穷财尽，”要想维持下去，必须占领较大的城市，解决补给问题。(注11)当时的湘赣边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则说的更明白，井冈山地区的残破，主要原因是红军的政策，“因为红军经济的唯一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的崩溃。”(注12)然而红四军南下，开辟了大片新区之后，打土豪的方式依旧，因为形成了方法上的路径依赖，一直到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相当规模时依然如此。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在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里说到，“（红军）军队的粮食和服装供给问题直到现在还都十分混乱。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最好的部队里基本上是通过向城市资产阶级征收服装料、缝制费和资金及征用地主豪绅和高利贷者财产的办法来解决的。”报告人忧心忡忡地指出，“随着红军数量的增加和在固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就要求有新的解决办法（显然需要某种征税方法），同时它将成为军队和苏区农民相互关系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注13)显然，只要红军的扩张势头尚好，在根据地内部发展正常的经济模式来解决红军的补给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认真的对待。不仅红军的补给要依赖打土豪，就是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也要靠打土豪，1931年9月，欧阳钦的关于江西苏维埃的报告中，承认“各级政府的经费仍然是过去所谓打土豪来的。”(注14)中共江西省委在1932年头四个月的工作总结中指出，江西苏区“财政的主要或者说唯一的来源是‘打土豪’，而对于土地税商业税的征收，及发展苏区的经济政策是没有的”。(注15)1932年红军攻下福建漳州，打土豪的战果达到了顶点，在漳州，几乎所有的店铺的货物，包括著名华侨资本家陈嘉庚的店铺，连同龙溪中学图书馆的书籍，都被无偿征收。(注16)在“打土豪”的视野里，红军原有的对于民族资本和小商人的特殊政策，已经化为了乌有，这对后来根据地的贸易，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应该说，在1929到1931年红军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军阀混战频仍，国民党政府对应失策，红色区域经过土地革命的深度动员，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对外扩张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新开辟的红色区域，特别是打下的中小城市，基本上满足了红军的补给需求。这种凯歌行进的扩张，也使得红军更加注重用扩张的方式，打土豪来解决自身的补给问题，轻视根据地内部的生产恢复和发展，在占据了相当大的区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之后，内部建设依然按照革命初期的动员模式的惯性行进，不间断地肃反、反富农路线、反右倾，内部的整肃和革命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原本就因地权动荡和缺乏生产激励的农村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农民为了避免冒尖，被人当富农来共产，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几乎没有人愿意多种地，只要自己家人够吃就行，各个根据地，都出现了大量田地抛荒的现象，越是老苏区，抛荒田地越多。当时有的中共的文件称之为“农民怠工”。有的则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侵犯中农乱打土豪的错误，“以及分田分得次数太多，使群众一般的走到安贫和不相信土地是否他自己的观念”。(注17)然而，到了1932年，国民党政权逐步敉平了各地军阀的反抗，稳定内部之后，红军的扩张势头，就被逐渐被遏制住了。红色区域面临的围剿的军事压力，逐年增大，伴随军事围剿的政治与经济封锁，也日趋严厉。在这种情形下，“打土豪”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多年形成的行为惯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且苏区内部恶劣的经济状况，也不容红军很快改弦更张。各个部队调整了打土豪的方式，采取派小部队不定期地进入白区的方式进行。龚楚是这样描述这种“游击式打土豪”方式的：“他们还不断的深入到国府统治区内筹粮、筹款、就食；所以红军没有作战时，便开到‘白区’去打游击。这是红军官兵们最喜欢的工作。因为到‘白区’去打游击，就有土豪打。不仅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顿猪牛肉下酒。他们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负责调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派出征发队，由政治人员率领，协同红军部队到土豪的家里，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在屋内墙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留在家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枪毙处死。”(注18)不过，这种越界打土豪的方式，很快就变了味道。土豪是有限的，而且是长腿的，可以逃，财产可以隐藏、转移，加上白区的防范越来越严，因此，打土豪的困难程度成倍地增加。土豪难打，但军队和政府的开支又必须解决，各地的地方部队各行其是，各显神通，于是，大量的抢掠和绑票行动出现了，在中共自己的文件里，称绑票为“越界吊羊”。(注19)而且抢掠绑票的对象，并不一定限于有钱人，有的时候，甚至连穷人也捉来罚款，“向贫农强借米物”，以致被白区人民呼为“游击贼”。(注20)据曾志回忆，她的丈夫陶铸，就曾绑过一个地主的孩子，得到赎金3000多元。(注21)为了筹款，有的地方红军甚至采用到白区针对性发信，以收“保护费”的方式进行勒索。这样的“打土豪”，势必会引起跟苏区接壤的国民党统治区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对红军和苏区的敌视，这就是苏维埃时期中共文件以及后来那些过来人回忆录中经常提到的“赤白对立”（或者红白对立）。(注22)绝大多数资料在提到“赤白对立”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严重的”或者“非常严重的”这样的定语，可见情形之严峻。传统的中共党史学解释，往往把苏区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