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的调查报告

研究性实验报告——晋商文化调查报告晋商文化的调查报告参与人员：内容概述通过调查了解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最有影响力的商帮——晋商。包括他的兴衰、精神、代表人物——乔致庸、介休晋商——范氏。一、立题原因及目的在历史课的学习中，我们学到了有关晋商的相关知识，大家对这个山西特有的商帮文化很有兴趣，主动要求进行有关晋商文化的研究，从而了解家乡文化并树立对家乡文化的自豪感。二、报告正文1.晋商的简介山西商人，山西的简称为“晋”。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今天，我们将他们统称为“晋商”。山西晋商有着官商的特点，而皇商盛行也是在那一时期、那一地区得以发展起来的。山西离北京地理位置很近，当时进关出关都很方便，茶、私、盐、粮有着得天独厚的交易便利。也就是当时在山西得以实现便利的“物流”。山西商人也很有特点，就算再有钱、再惊天动地，他们也是这块泥土地上的人，他们诚信待人，有很多纯朴的特色。晋商文化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2.晋商的兴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清人纪晓岚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清人龚自珍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合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业人格。——余秋雨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晋商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它的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掌柜负责制晋商实行高度的掌柜负责制，以至于后期甚至出现尾大不掉，掌柜制约东家的现象。“世人都知道山西平遥的雷履泰，还有几个人知道他的东家是平遥李家。”崔满红教授感叹。掌柜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掌柜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掌柜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掌柜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业务大有起色，财东则给予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如不能称职，则减股减薪，直至辞退不用。这种委托制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东家与掌柜之间的相互信任。孙丽萍认为，这种缺少实体制度建构，纯粹依赖人身关系和个人道德的资本方和管理方之间的关系架构，也为管理方最终控制企业种下了因子。●严苛学徒制在过去通讯不发达的时候，东家身居晋中山村，却能掌控天下经济风云的重要环节就是学徒制，“有些商号选择学徒非常苛刻，非本县本土不选。”学徒的录用十分严格，慎之又慎。学徒必须年龄15～20岁之间，身高五尺，五官端正，仪态大方，家世清白，懂礼貌，善珠算，精楷书，不怕远行，能吃苦。学徒入号，须有人担保（铺保）。入号前，由主考人当面测其智力，试其文字。通过者，择日进号。进号称“请进”，表示人才请入，前途不可望。入号后，总号派年资较深者任教师进行培养。培训内容分为业务技术，包括珠算、习字、抄录信稿、记账、写信等，学习蒙、满、俄语，了解商品性能，熟记银两成色。此外就是职业道德训练，主要有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并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色。晋商的习商谚语充分说明了其对学徒要求之严。“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忙时心不乱，闲时心不散”；“快在柜前，忙在柜台”；“人有站相，货有摆样”等等，不一而足。三年学徒非常艰辛，“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笤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也有极少数是没有经过铺保，自荐去做学徒的，著名的乔家大院的创始人乔贵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类人一般非常优秀，在西出雁门关的时候，一般是用所穿的鞋子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随手把鞋子一丢，选择该走西口还是东口。”孔祥毅说。●人身顶股制晋商人身顶股制也是一大创举，在劳资纠纷异常严重的今天也非常有借鉴意义。凡山西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无资本顶银股，却可以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而与财东的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但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总掌柜身股多少由财东确定，商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是否顶股，顶多少，由总掌柜确定。身股的多少按照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来确定。总掌柜一般可顶到一股（即10厘），协理、襄理（二掌柜、三掌柜）可顶七八厘不等，一般职员可顶一二厘、三四厘不等，也有一厘以下的。晋商通过人身股，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下层伙计和学徒为了登高位，多顶股份，努力为商号工作，使劳资关系得以协调。（许圣如、牛晓波整理）晋商文化中更值得我们吸取的是其衰亡的原因：其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如前述晋商垄断长达200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贸易，就由于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使山西商人蒙受损失，致恰克图贸易一落千丈。如前所述，沙俄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使沙俄获得了自由贸易特权和免税特权，俄商得以深入到库伦、张家口一线，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他们先后在库伦等城市开办洋行，到光绪十六年（1890）俄商对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已达300万卢布，比签订《北京条约》前夕的21万卢布增加近15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又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内地。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900万磅。其二，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明清政府由于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顽固、封闭、落后、腐朽的一面，特别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腐朽无能表现的淋漓尽致，《中英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割地赔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出卖主权的条约．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得以伸进了侵略中国的魔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是德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帝国主义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太平天国，都天京（南京）。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毁圆明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民反封建的秘密结社组织义和团，在山东举起了反帝斗争的大旗。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的一部分从山东转战直隶，与当地义和团群众汇合，成为一股农民革命的洪流。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反帝斗争非常恐慌，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他们在京、津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革命果实却落入了袁世凯手中，当时军阀混战，土匪纷起，社会不靖。在上述政府腐败、战事频繁的情况下，山西商人接连遭受损失。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压榨的影响。明清山西商人从清季开始走向衰落，而清政府对商人的肆意压榨，则是山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对商人压榨的名目繁多，主要有：一、课税繁重。一是税目繁多，除商税、关税外，清季到处设卡收取厘税，使商人倍受其苦。二、捐输频仍。所谓捐输，表面上是商人自愿捐输，实际上是政府摊派。三、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视商人为“可啖之物”，千方百计搜刮商人。其四，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在中国先后开辟了若干航线，沙俄对华贸易也由陆路改为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山西作为对俄、欧贸易要冲的商路逐步改变，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优势也逐渐失去。中东铁路、京绥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旧有的经营商路又是一次打击。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沙俄就准备着手建西伯利亚铁路，以适应向中国扩张的需要。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已修到贝加尔。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在彼得堡与俄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允许俄国建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该线通车。俄商利用海上运输和中东铁路运贩商品，使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响。京绥铁路未通前，从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贩运，皆为晋商控制，但京绥铁路通车后，这一局面已大为改变。过去长芦盐运销河南等地，河南等地粮食运销天津，皆靠河运。但京汉铁路通车后，原来的河运、陆运商道又走向了衰落。山西临县碛口镇与柳林县孟门镇，西临黄河，隔河是陕西，这里河面宽，水流缓，便于停船，晋陕两地客商便在此经商，贸易十分繁盛。孟门则更早就是军事重镇，后来发展成商贾重镇。清末碛口有商号三百多家，有“孟门碛口的，家家有银子，一家没银子，端出几盆子”之说。但是后来由于近代公路交通的发展，这里的水路作用渐趋衰落，碛口的繁荣已成过去。由上可见，近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变了货物运输路线，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旧有商路上的营业市场。明清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有四：首先，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如前所述，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400万两，有应付银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其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再次，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