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中国走向何处去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历史渊源文库

改革开放的中国走向何处去？——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历史渊源文库.txt我们用一只眼睛看见现实的灰墙，却用另一只眼睛勇敢飞翔，接近梦想。男人喜欢听话的女人，但男人若是喜欢一个女人，就会不知不觉听她的话。改革开放的中国走向何处去？——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历史渊源一、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关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之所以成为90年代以来争论的焦点，是因为在90年代出现了一个危险的倾向，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当时的领导人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了把西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教条化的现象，从而导致了公有经济和国有资本的大面积的“权力私有化”。改革开放前的公有制经济是一种统制性经济，是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实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当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以核工业和航天工业为代表的比较全面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后，国家安全就已经获得了基本的保障，再也没有必要保持高度的统制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为当务之急。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提供丰富多样的商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是不适合这一要求的，改革计划过多造成的困难，就要在经济机制中引进市场，市场经济的活跃就会使产权结构多样化。因此，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要发生与此相适应的变化。但是在90年代，“市场化”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膏药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市场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发展，在“市场化”的政策指导下，必然会出现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的地域差别。没有政府调节的市场是无序的市场，必然会导致贫富分化。而且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4.50，远远大于4.0的警戒线。急剧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和个人的心理危机。教育产业化、住房改革、医疗改革都贯穿着“市场化”的思想，严重地威胁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法轮功之类的邪教组织就趁机获得大发展，法轮功曾经拥有3000万追随者。问题的核心还不在这里。中国的“市场化”不是西欧中世纪后期出现的自发的市场化，而是号称人民公仆的一些中共和政府官员推动的“市场化”：作为人民民主政治机关的中国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而把一切经济社会问题推给市场解决。但是从来就没有公正的市场，市场竞争总是走向垄断从而出现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中国的官员推动的市场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个“市场化”成为掌握了中国经济政治资源的官员权贵私有化的伪装。所谓权贵私有化就是国有或集体财产的管理和经营的官员，以建立市场经济提高效率为借口把国有或集体所有的企业变相地或直接地化为私有。直接把企业变成经理的私有财产，或者通过把国有企业低价卖给私人或外资，从而收受贿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进私人或外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就为一个权钱交易创造了机会。“权贵私有化”是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的，最终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因为，中国经济原有的秩序是公有制的道德经济，是政府的政策和法令政府官员的操作维持的秩序，当政府官员因为权贵私有化失去了权威和人民的信任，经济社会的秩序就会大乱。一段时间里，伴随着官员腐败的发展，也出现了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这就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失灵局面。在1994年，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给出的药方就是建立多党议会的宪政，以建立西方式的市场秩序。李慎之、徐友渔、朱学勤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是公开主张多党制的，因此人们称之为政治自由主义。他们的想法反映了西方思想的渗透，并不表明他们是民间资本的代表。新自由主义还有隐蔽的一派，叫做经济自由主义，这些人是高尚全、张维迎等人，他们不谈多党制，不谈政治，只谈经济。他们和前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认为政治是谈不得的，他们懂得在中国做事情的规矩。这些人只谈经济，谈论如何使生产效率提高，因此能够得到体制内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利用他们进行改革，他们也因此获得了经济学主流的地位。然而这些人鼓吹的并不是中性的经济学，他们从西方学来的经济学教条实际上骨子里存在着西方的意识形态，按照这些教条改革中国经济制度，就会把特洛伊木马牵进城。拉美的自由化、苏联东欧的自由化，都上了特洛伊木马的当。从香港来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却把这些人羞羞答答的话说了出来。这些人的法宝就是和腐败官员合伙把国有的、集体所有的财产以产权不明的名义分掉。何新说，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软战争）。[1]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修正，在世纪之交又出现了新保守主义的声音，他们也主张改变政治制度，批判共产党政府已经失去合法性，需要“大陆新儒家”[2]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把儒学宗教化的蒋庆，他提出了一个议会政治方案。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彼此相通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一致的，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其遗产，想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政治。把儒学宗教化是把儒学变成基督教的替代物的一种努力，但是宗教化实际上是和孔子建立的儒家学说相背离的。真正把儒家思想的传统在中国继承下来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中国鼓吹新自由主义要么是出于糊涂而上当受骗，要么是以摧垮中国经济从而制造中国人民的灾难为目的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中国历史发展和欧洲的道路根本不同，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既有多样性又有系统性，无法人为的加以改变。要使中国改变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就要打破中国发展的多种因素组成的系统，然后再建立一个新的系统。打破中国历史发展的有机系统是可能的，在中国建立西方的系统却是不可能的。近代历史上晚清和民初都试图在中国社会瓦解的条件下，建立西方的制度，结果却是中国社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到头来，还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历史条件和国情的新式大一统，即党领导国家的人民民主。张五常的新自由主义，宣称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这也是谎言。我们看看他的策略就知道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要有资本主义法权体系作为保障的，这个资本主义法权体系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他主张通过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送给大小官员的方式取消公有制实现私有化。但是这个私有化的进程只能破坏法律制度，而不会建立法律和秩序，因为大小官员只是企业的经营者而不是所有者，经理人员把企业变成私有财产不是合法的行为而是强盗行为。在西方私有制经济中，也存在着代替所有者经营企业的经理人员，这些经理人员是不可以侵吞自己经营的财产的——而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没有法律制度的私有化不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只是破坏一切秩序，从而使经济社会全面崩溃。清末民初的官僚腐败破坏了国家对经济秩序的调控，也始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相反却使中国经济日益破产。国民党之所以丢掉大陆政权而中共之所以建立新中国，也是因为国民党官员通过腐败侵吞公私财产的同时也破坏了经济运行需要的秩序，从而导致经济破产而失去政权的。拉美和东欧虽然和西欧北美的国情相近，但是他们也是存在着发展道路上的区别，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欧、北美可以获得有限的成功，而在苏联、东欧和拉美却带来经济社会秩序崩溃，倒退十几年的原因。显然大多数鼓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留学生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当，他们不懂经济却装懂，就像王明、博古、凯丰的教条主义一样。但是历史经验教训明摆在那里，张五常、弗里德曼之流是居心叵测的。宏观上的房产政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微观上的现代企业制度，都在破坏着经济秩序，中国经济和社会存在着深刻的危机。汪晖、崔之元、韩毓海、杨帆、韩德强这些人也在自由主义公开打出旗帜以后，开始揭露市场化的阴谋。这些人在90年代中叶以后，在报纸杂志被封锁的时候，发现了网络传媒的机会，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和揭发。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成为神圣的口号，任何人不能批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谁说改革开放有问题，谁就是文革遗风。从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到对官员腐败、权力私有化现象的揭露，再到系统地批判比较优势战略对战略产业发展的破坏，系统地批判产权改革作为瓜分国有财产的手段，真相就大白于天下。这时候，又从香港出现了一个旁观者，那就是郎咸平，他大胆地揭露了国企改革的阴谋，即经理人员的非法的MBO，提出要中止国企改革。这在网络上引起了广大网民的激愤的响应，改变了只有少数学者孤独地反思改革的局面，反思改革成为广大民众参与的思潮。郎咸平的呼喊，鼓舞了反思派的士气，于是反思派打着“非主流派”或新左派的旗帜走出了被打压的背影，公开向“主流经济学”挑战。这个形势逆转，也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反应。于是，这就引起了党内理论界的争论，刘国光作为中共权威的经济学家之一，也在网络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十几年来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开始参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此之前因为他们要遵守党的纪律，也不能够公开反思改革。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指出，在十六大以后，改革开放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在胡锦涛、温家宝的领导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开始对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积累的问题加以系统地解决。这是上述言论界形势逆转的一个重要原因。高尚全们虽然还在传媒上鼓吹深化改革，反对对改革提出的批评，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垄断言论的能力。虽然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这些问题带来的危机，是学者和大众反思改革的根本原因。但是，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改革的反思却对形势的逆转起到很大的作用。在２００３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树立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更加注重克服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致力于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努力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格局。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对90年代出现的唯生产力论而制造三千万人失业的理论的批判。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和全面可持续发展，而在十四大到十六大推行的改革措施则把与世界接轨和企业利润当作中心。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期间的发展策略，严重地造成了民生问题和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已经造成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的降低。因此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就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关键措施。200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