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英书法浅论-改

学号：B100105021学士学位论文张伯英书法浅论学生姓名：张禹导师姓名：刘元堂讲师答辩委员会主席：金丹答辩委员会成员：李彤朱友舟刘元堂周睿2014年05月20日张伯英书法浅论[内容摘要]张伯英是清末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书法大家，他的书法作品融合碑帖两家之所长，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诸多书学论述及碑帖考据观点，是当今研究古代碑帖的一个重要参考。[关键词]张伯英；碑帖融合；学古；尚古一、张伯英生平及师承、交游1、张伯英生平张伯英，谱名启让，字勺圃、少溥，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等，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清光绪年进士，近代书法家、碑帖学家、诗人、方志学家。清同治十年暨1871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三堡榆庄（祖籍浙江绍兴），1949年1月逝世于北京，享年78岁。张伯英，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卓堂，父亲仁广，皆喜爱书翰。妻子崔敬宜也擅长书法，其书挺拔俊朗，气度非凡，有大丈夫风骨。其叔仁厚，更是藏书万卷，为张伯英学习书法，以及研究诗文、考据碑帖等，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丰厚的资料储备。1902年（光绪28年），清政府补行“庚子辛丑恩科”考试，张伯英同其家叔张云生共同前往金陵参加考试，叔侄同科中举，成为一时佳话。而立之年以后，张伯英先后任职广东省教务所课长、津浦铁路南段总局文案，1910年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员，1911年辛亥革命，任第一军秘书。1924年任段祺瑞临时政府副秘书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张伯英毅然隐退，此后不再涉足政坛，在北京以鬻字卖文为生。张伯英在北京期间，经过六次变换居所，最终定居于北京西城烟袋斜街北官访口十三号。张伯英曾藏有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来禽”之语，因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辑有《来禽馆帖》10卷，取斋号为“来禽馆”，故自取斋号为“小来禽馆”。更因所居之地处明相李东阳（西涯）旧居之东，就以“东涯老屋”为室名，晚年作品上更署有“东涯老人”之名。2、张伯英师承张伯英幼承家训，在萧县李甫中私塾读书，受业于徐葵南先生，少负奇才，弱冠时诗文、书法已崭露头角。后学习书法，师从桂履真（中行）、刘慈民、许崇之、冯熙等。①17岁时，拜清末大才子、丙戍年探花、翰林院编修冯熙（蒿庵）为师，成为入室弟子，受益匪浅，被誉为后起之秀。3、张伯英交游①转引自，闵祥德《风骨俊迈气宇轩昂—张伯英先生书法艺术概述》，载于《书画世界》2006年第五期，页15张伯英在私塾学习时，与徐葵南先生之子徐树铮（字又铮）为同窗好友，相交甚洽。宣统三年（1911年）,伯英设馆于下关铁路局，同年，徐树铮自日本留学归来，任段祺瑞政府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伯英与树铮又住在同一寓所，朝夕相处。1914年，兼任徐树铮所办北平正志学校教习，教授国学及书法。1924年徐树铮遇刺身亡，对张伯英刺激甚大。张伯英与鲁斋关系甚好。鲁斋，即罗会庄，江苏宿迁人。据张伯英1941年为罗会庄父亲遗集《藤花楼诗序》，可知张伯英弱冠之时就与罗会庄相识，此时两人已相识近五十年。罗会庄后去上海，经营张伯英在上海的鬻字事宜。1940年，张伯英七十岁寿诞之时，罗会庄寄去寿联：“玄鉴精通纵横万里上下千春只眼独具；素志淡泊要津十载清风两袖煮字以生”，“玄鉴”“素志”正是知己之言。张伯英在北京鬻字卖文期间，与海内名家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林畏庐、齐白石等交流密切，尤其与于右任、张学良交往甚密。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也曾到伯英先生那里请教书法。张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四大家。①二、张伯英书法风格及著述1、颜质碑貌——张伯英楷书风格张伯英书法初以颜鲁公《勤礼碑》为基石，十岁时临写已然初具气象，深得长辈赞许。因张伯英所处民国时期，是崇尚北碑的高峰时期，其书法风格不可避免的揉入了很多魏碑的用笔与结字。他曾谈到“张猛龙童时所临，故重觅一通以慰老眼，尚不知能终守之否。（始平公造像记）亡室崔敬宜助予装册，时时临仿，略具形似。王少沂作桂履真太守寿序，予以此体书之。”②在张伯英的楷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颜体的影子，同时也能够寻觅北碑的痕迹。图4“黑龙江志稿”，为张伯英先生亲笔所书。“黑、稿、志”三字结体方正宽博是典型的颜体风格，而用笔多体现《张猛龙碑》方硬、夸张的特点。“江”字为典型的魏碑风格，横画斜度夸张，三点水如刀切斧凿一般，硬健爽朗，整个字中心收紧，但又舒张饱满，开合有度。“黑龙江志稿”虽然只有短短的五个字，但是各不相同，放在一起又和谐统一，并无冲突。图中二十个小字楷书落款，更是能够体现出张伯英深厚的楷书功底。张伯英的楷书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从其作品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颜体特点的留存。他的楷书比颜体更加的灵活多变，受康有为、包世臣影响，张伯英还精研《龙门二十品》、《张玄墓志》等北碑。其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庄也洒脱俊逸，用笔方圆兼备，宽博雄放。①《徐州市志》，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页1023②转引自，杨猛《浅论张伯英碑帖临习观》，载于《新视觉艺术》2011年第六期，页104楷书“悬圃玉阶”联（图7），遒劲豪迈，笔笔坦荡浑实，字字血肉丰满，丝丝入扣，气足神完。不仅表现出魏碑用笔的雄强，还能够表现出苏轼用笔的洒脱，可以说是风神与气骨精妙之至。楷书用笔在于灵活，张伯英腕下却能运用活脱，使转自如。张伯英书楹联，手法端庄而开张，古朴自然，开合有度，点画安排从容，没有丝毫奇异之态。张伯英小字楷书，写的十分严谨，很是精到，处处渗透着北碑和颜鲁公的特点，字虽小却如大字一般，笔道遒劲圆厚，质朴自然，具有浓重的金石味。张伯英尤善写碑志，成竹在胸，数百大字楷书可不用划线，一气呵成，布字分行，莫不恰到好处。张伯英晚年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书写风格，不断吸收新发现的碑刻，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真正做到人书具老矣。2、碑骨帖貌——张伯英行书风格自古以来，行书为大多数书家所喜爱，名家与高手不胜枚举。张伯英行书，主要取法苏米，并上追二王。其用笔不仅注重技巧的变化，同时也不忽视笔意趣味的精妙之处，布局很是讲究，无论点画大小、粗细，还是字距、行距都巧妙安排，无一处不体现着和谐韵致，这一点尤其能在先生的信札、著述笔记中得到体现。在张伯英晚年的行书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出，米元章跌宕多姿的结字形态和苏东坡抑左扬右的结字意态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图9中“语、录、妙、仓、于”等字，不仅有苏东坡字形左紧右舒之感，而且兼具米元章依侧起伏之形，行文大小错落，上下顺畅又左右依傍，妙趣横生。伯英在碑帖鉴赏方面很有成就，经他收藏、鉴定过的法帖超过五百多例。每见一帖，莫不倾心临写，并能将所见法帖中的精华部分运用到自己的书法实践中。在张伯英的书法作品中，不仅能看到他取法古人书迹，还能够看到他对古人笔法的深刻研究。张伯英行书，最为精妙的作品是其在考据与品评时所作，写的活泼而生动，遒劲而有力。小行书的妙趣在于用笔的灵活，观先生小行书，转折之处方折圆转从容不迫，点画之间映带牵连轻盈通畅，通篇一气呵成，精妙绝伦。除行书、楷书之外，张伯英还擅长篆隶，对清人篆隶和汉代碑刻都有涉猎。在师法古人的基础上，不拘泥于某种碑帖，博采众长，化古为今，融合于一身。不论是临摹还是创作，都可以看出张伯英对原碑帖的深刻理解。从学习书法而言，无论是以何家碑帖为宗，还是临摹某家墨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精与通，在于取法有道，要能够做到不泥古、不媚今，在于能进能出，懂得取舍，最终达到融会贯通，才能体现自己的鲜明个性与独特风格。张伯英书法兼容并蓄，师古而不泥古，思路敏捷，极富创造性，给后世留下了很多丰富精彩的书法作品。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评：“点划沉著，使转雄强，楹联大字，如在便笺之上，殊不见有意用力处。始惊芍圃于书艺之功，如镕铜铸鼎，只在指腕之间，而莫知其力如何运化至于斯境也。”3、张伯英著述与鉴藏张伯英一生著述颇丰，早年所著《桥西草堂诗稿》今已散佚，现今尚存《阅帖杂咏》、《庚午消夏录》、《东涯随笔》、《小来禽馆诗草》传世。曾与张从仁、谢国桢等编有《黑龙江志稿》，并从1929年始，整理清末徐州知府桂中行编印的《徐州诗征》，用六年时间完成和刊印了《徐州续诗征》，收入州邑八县500余人诗作，共22卷，张伯英亲自做序，于1935年夏末刊印发行。清末民初，世值动乱，国之宝物流于民间、厂肆甚多，伯英慧眼识珠，极力购藏并保护之。最为世人称道者，当属伯英当年购藏王右军《此事帖》和《十七帖》。《十七帖》历来刻本众多，不下百种，伯英先生所得原藏内府，于民国六年流出。帖末载跋语“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二十字。启功先生曾说：“如此枣本初拓，不遇勺翁真鉴，山阴面目，遂归湮没，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现上海博物馆所藏馆本《十七帖》卷首便有先生印章“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张伯英得《十七帖》后七年，又得包世臣《十七帖疏证》手稿，遂于1927年将右军二帖附世臣手稿结集，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书名《右军书范》，遂将两件国宝呈于世人。在张伯英所有著述中，以《法帖提要》影响最为深远。1935年，张伯英应邀参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法帖提要》的写作，积三年而成。其中列举了自宋至清帖刻512种，穷源别流，专论优劣，是我国当代书法碑帖学界权威名著。自谓：“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三、《法帖提要》中的书学思想1、师法于古正所谓“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①张伯英先生在他的著述《法帖提要》中多次提到学习书法，应该向古代名帖和碑刻学习，从古人书法中汲取营养，否则就会误入歧途。“书不师古，而专精于摺卷体，正山谷所谓俗不可医者。”②这句是他在观清代王鼎镇、王遵训二人书法后评述《怡园家藏帖一卷》时所说，尽管后人吹捧二人小楷，但是张伯英并不认同，认为只是工整圆润，与书道并没有什么关联，如果宠媚今世习俗，则书法就会走向俗不可医的地步。①《历代书法论文选—孙过庭书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页126②《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卷法帖提要·怡园家藏帖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页292张伯英在品读《时贤楷则一卷》题跋后评论，“谓习字当学近人，易于肖似，以古帖为高远难几，不合时宜。其言为习摺卷之人而发。所谓卑之无高论，于书道无关。”①题跋者认为，学习书法要学习近人，这样容易写成，能够做到惟妙惟肖，学习古人难度太大。张伯英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是无知者对书法的践踏。张伯英先生不仅对学书应取法古人有所论述，他还主张要博览群贤，广泛的临习古人书法墨迹。这个观点也在他品评碑帖论稿中多次提到，如他在鉴赏《碧山草堂藏帖二卷》时论到，“分书古朴具金石气，所见古刻既多，下笔自远于流俗……”②，这是对清代吴廷康八分书的称赞。另外，先生对乾隆帝、董香光、米南宫等书法大家的作品很是赞赏，先生曾曰：“学书多见古人真迹，得其用笔用意，所作自不同流俗。”又观先生书法，莫不时时践行他这些观点。2、融古于己张伯英认为，学习古人书法如果只是一味的临摹字形，最多只能算是熟练，并不能得到古人的笔法。在不通晓古人笔法的情况下，无论取法多么高古，用的功夫如何深入，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丝毫没有古人的笔意与神韵。张伯英在评论钱梅溪的作品时，体现了他对学习古人用笔的重视，“钱梅溪之隶书，当时亦负盛名，而不解笔法，遂成俗派……梅溪于汉、唐碑莫不遍临，其书非唯无汉法，并无唐法，而大江南北，无处不有其石刻，徒足取厌。学书无笔，犹涉水迷其津，岂唯秽浊无从去，将终身徘徊，今之习院体书者皆是。”③钱梅溪即钱泳（1759—1844），清代著名书法家。字立群，号梅溪，金匮(今江苏省无锡市)人。《墨林今话》评曰：“梅溪工于八法，犹精隶古。”但是《书林①《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卷法帖提要·时贤楷则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页160②《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卷法帖提要·碧山草堂藏帖二卷（萧山任氏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页307③《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卷法帖提要·六名家帖四卷（扬州巴氏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页269藻鉴》中评曰：“梅溪工书缩本唐帖，至其分书，一味妍媚，不求古雅，名虽远播，终不近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