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新闻自由是世界和平的制度保障

北京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双聘教授张千帆陈卓摄【编者按】前坂俊之著作《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最近由新星出版社引进出版。该书详细描述了日本主流报纸对军部从揭露批判到退缩沉默、再到顺从屈服的变化过程。二战悲剧和这本书都提醒我们应该思考“新闻报道与国家命运”这一重要话题。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凤凰大学问沙龙特邀本书译者晏英教授和张千帆、展江、马立诚、刘笑盈、苏小玲等相关学者，就这一话题及中日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以下是凤凰大学问对张千帆教授发言的精编，经作者审阅，与网友分享。前年这个时候访问日本，一直想找一本书，论述日本新闻和侵华战争以及后来太平洋战争之间的关系。“上天不负有心人”，回国前夕终于在一家书店无意间“淘”到了这本书。《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篇幅不长，但是它里边都是故事、都是事实。它用一个个故事，很直观地反映了战争和新闻的关系。之所以要翻译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当时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新闻媒体一定难辞其咎。影响基本国策的因素当然很多，但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走上战争道路，首要因素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因为我们首先要问，这个国家到底是谁想打仗？又为什么能把这场仗打起来？我用的这个分析框架很简单，但是它能从本质上解释一个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或不会发生什么事。这本书非常生动地给展现了一个国家要走向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首先就是要废掉民主、管控新闻，因为这两者是国家法西斯化的最大障碍。真正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我最近在编注一本中国经典，刚看了《孟子》的一则对话，说墨子的学生正去楚国说服楚王罢战，路上碰到了孟子。读过《墨子》的都知道，楚王曾请能工巧匠公输盘，也就是我们曾经大力宣传的鲁班，制造了很多攻城利器，打算攻打宋国。而墨子主张“非攻”，所以他听说以后，连夜赶路到楚国去阻止，在楚王面前摆阵，最后战胜了鲁班。楚王一看，墨子防守严密，依靠“先进武器”不能获胜，就同意了休战。墨子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楚王，为什么不应该打仗、为什么要和平。孟子却说：从利益的角度说服统治者不要打仗，这是很不可靠的。万一墨子输给鲁班了呢？难道这就意味着这一仗该打吗？所以他一开始就跟梁惠王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让梁惠王不要去谈利，只要施行仁义，利益迟早自己会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如果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那么无论结果是什么都不该打。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孟子也好，墨子也好，都没能成功地说服君主放弃战争。孟子后来骂梁惠王“不仁”，因为他为了土地，逼迫自己的子民上前线送死。孟子肯定也从道义角度劝阻过梁惠王打仗，但还是失败了。可见无论从道德还是利益角度去说服统治者，成功希望都很小。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里最想打仗的就是统治者，人民是不想打仗的。皇帝是国家的所有者，不仅拥有土地，还拥有人民。对皇帝来讲，地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打仗如果能够攻城掠地，给他带来更多的财富，当然好；如果失败了，除非亡国，皇帝承担的成本也很有限，无非就是像清末时割地赔款，统治的地盘虽然小一点，但皇族的待遇不会变，战前过什么样的生活，战后基本上还过什么样的生活。倒霉的是人民，因为人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给他当炮灰。神奇的是，专制国家还有人心甘情愿当炮灰的，甚至以此为荣。因此，专制体制天生就要打仗的，中国历史上所谓励精图治的皇帝往往都穷兵黩武。要不打仗，只有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因为平民百姓承受着战争的代价。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近二十年来流行一种说法：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会打仗的，因为归根结底是人民不想打仗。专制国家的决策由统治者说了算，所以专制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很可能打仗，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也可能打仗，不成熟的民主国家也不好说，但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因为重大决定最终要对多数选民负责。前一段时间发生了苏格兰独立公投，当然最后失败了，但是无论结果是什么，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很心平气和，完全没有闹到动刀动枪的地步。如果有谁因为苏格兰独立而对它发动战争，那人们一定认为他得了精神病，这么离谱的政客第二天就要下台。这说明真正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一般不会对领土过分在意，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领土问题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关系不是那么大，而为了领土打仗却和自己关系很大，因为自己或子女是要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的。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国家的领土比较容易扩张，至少没有什么分裂威胁，因为他不是靠武力在维持领土，而是靠优越的制度。这套制度能够给老百姓提供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大家心悦诚服。这有点吊诡，世界上越是那不断强调主权、领土的国家，主权、领土就越容易出现问题，就好像一个专制家长不断要把子女留在家里，但是子女偏偏要离家出走。那些从来不谈这些事的国家，比如美国，这么多年来领土、主权都非常稳固，因为他的制度放在那儿，人民该得到的权利都能得到，该得到的幸福都能得到，他要离开这个国家干什么？和民主国家相反，专制国家永远会夸大领土的意义和作用。侵华战争前夕，日本一直流行“满蒙权益论”，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好像不占领东三省，日本就活不下去。现在看来，当然纯粹是瞎扯。战后日本也没有满蒙，资源跟原来一样贫瘠，不也发展得很好？诸如此类的理论只是专制者炮制出来蒙骗人民、发动战争的借口，但在当时却糊弄了一大堆人。今天围绕钓鱼岛问题，这类言论听上去也很熟悉，大家要警惕。新闻自由与真实与民间交流是避免战争的良方目前的中日关系基本上没有跳出传统逻辑。为什么法德可以修复关系？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具有同样的本质，都是民主国家。而中日关系却出现了波折反复，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发展得不错了，胡耀邦时代达到了鼎盛，但到了现在还不如以前，反而记起仇来了。邓小平通过访问日本、引进日本电影等等修复中日关系，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当时很多中国人，甚至日本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应该那么容易就放弃了对日本赔偿的追讨。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时候，这种修复或促进就会很不稳定，容易出现波折甚至倒退。刚才讲到，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会差到哪里去，至少不会发生战争。既然对普通大众来讲，战争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游戏，那为什么还要打仗呢？民主国家是不想打仗的，但如果国家被少数人控制了，例如日本大正时期的后期，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少数军部好战分子可能把国家带向战争。假定有了民主，没有新闻自由，行不行？还是不行，这个国家还是可能选择打仗，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操控新闻来扭曲民意。日本历史上其实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更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新闻业就相当发达。日本新闻最大的优势在于媒体的私有化，朝日、读卖、每日新闻等大报都是私有的。不像我们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国有，都是“党的儿子”，“老子管儿子”是没商量的。日本政府管控新闻就比较难，但当时日本的新闻自由是不完善的，报业存在着“四大恶法”，为后来政府操控新闻埋下了伏笔。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绝大多数国民相信政府发动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九一八”事变明明是日本间谍搞的鬼，日本媒体的报道却说是中国人挑衅，日本予以反击是“正义之举”。南京大屠杀这么残酷的暴行，当时日本国内却根本不知道，到了东京审判的时候才知道。当时攻破了中国的首都，日本国内一片欢呼，都以为是皇军的伟大胜利。这就是日本政府操纵宣传机器给民众洗脑，掩盖战争真相造成的后果。即便发动了战争，但假如当时能及时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把反映侵略者暴行的照片发表到报纸上，日本国内的反战压力就会相当大，但是没有。美国之所以停止越南战争，和国内反战压力有很大关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不仅没有收手，而且在偷袭珍珠港之后全面扩大到太平洋战争，都是在新闻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发生的。新闻控制的手段与局限《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这本书总结了控制新闻的两种手段，一个政治手段，一个经济手段，线条非常简单。政治手段就是政府对媒体的直接管控，日本有很漫长的新闻史，有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也有一定程度的民主，但是两者都不完善。比如，日本的媒体曾经和反对党联合起来，通过报道政府的丑闻，监督首相的行为，甚至逼迫内阁辞职。但是这种机制不够稳定，尤其是当时对新闻还存在着某些恶法。民主被破坏以后，军部就可以通过这些恶法来管控媒体、扭曲新闻。经济手段是右翼黑社会发动抵制运动，拒绝购买批评军国主义政策的报纸。比如《朝日新闻》是日本比较具有批判性的报纸，但右翼团体联合日本政府对发表反战言论的报纸发动“不买运动”，导致报纸的发行量急剧下滑。报纸市场化本来是日本媒体的优势，但是也使之在经济压力面前显得非常脆弱，经济制裁甚至比政治手段还管用。两者双管齐下，日本的大媒体就完全屈服了，甚至从战争的反对者变成了军国主义的宣扬者、鼓动者。很讽刺的是，管控来管控去，日本政府把民众的眼睛耳朵都堵得严严实实，对于战争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真正的国家机密却被英美悉数破译，毫无“秘密”可言。我们知道，珍珠港袭击的发动者、海军大将三本五十六就是因为航程信息被破译，而被美国空军击毙的。新闻控制可以使军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却挽救不了战败的命运。即便如此，日本的新闻管控仍然是不完全的，尤其是地方上的小媒体，坚持对战争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这些言论放到今天来看是非常有远见的，日本少数记者、编辑和知识分子当时就对言论和新闻自由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们的担当和勇气也是今天的中国媒体人所不具备的。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而日本政府对他们的言论似乎还有所忌惮。中国媒体人读了这本书，应当有所感触、有所觉悟。当然，这也表明即便在军国主义登峰造极的时候，日本新闻界也绝非死水一滩、铁板一块。日本学术界当时也有相当的学术自由和勇气，一些著名学者和公知敢于批评军部的政策。美浓部达吉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宪法学教授，他就曾屡次批评军部政策，包括满洲事变。他当然受到一些压力，但是政府并不能把他怎么样，他依然是东京大学法学教授。还有一位京都大学左翼教授，因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被日本的教育部门勒令停职，而京都大学法学部的16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等39人提出集体辞呈，抗议这一决定。最后，京都大学的校长本人也辞职了。对于一名中国学者来说，这些事件很震撼，让我感佩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气节。我们今天的境界还远不如当年的日本，类似于京大法学的集体辞职当然也是不能指望的。和日本学者相比，中国学者群体应该为自己的懦弱人格感到羞愧。启示与反思读了《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这本书以后，我至少得到了三点启示：第一，我们要明白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这本书向我们生动展示了日本侵华战争是如何在政府管控新闻的情况下发动并持续进行的，我想这一点比较有意义。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但我们对这一次战争的认识仍然只停留在谴责、发泄的层次上，把战争原因片面归结为日本人坏，好像日本这个民族就是有侵略扩张的基因。当然，武士道文化方面的原因的确不可忽视，但我们更要注意，千万不要陷入战胜国的狂欢，而忽视更加根本的制度原因。第二，日本在战时环境下，仍然有少数记者、编辑、作家、学者发挥了难能可贵的作用，对我们是一种激励。我在读那些故事的时候，非常能理解他们的处境，时常能感受到一种心心相印。今天至少有网络，我觉得我们的总体环境还是要比他们宽松，不要因为恐惧而无所作为。即便少数派的抗争未必能拯救国家，至少也能让自己免于耻辱。第三，我们要反思这场战争的原因，反思我们自己的制度现状。现在，安倍政府似乎也在试图加大对新闻的管控和干扰，但是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日本的新闻监督已经确立，不可能走回头路，所以这个国家不会发生太离谱的事情。反过来，新闻自由的缺失已经让我们自己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饥荒”、“文革”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首先就是因为没有基本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一个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国家可以发生任何事情，包括战争。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向右转”和中国“向左转”互为因果、互相激化。日本对中国的立场往更不友好的方向转变，跟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中国媒体过于宣扬反日情绪，只会让更多的日本人感觉受到威胁。中国有三百多部“抗日”电影电视剧，银幕镜头总是把日本人刻画得那么猥琐不堪，你说日本人会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印象？于是反中的右翼言论越来越受到社会同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