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20年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20年【文献号】1-3625【原文出处】学术月刊【原刊地名】沪【原刊期号】1998011【原刊页号】10～16【分类号】B1【分类名】哲学原理【复印期号】199902【标题】反思、超越、发展——【作者】江若森【作者简介】江若森作者单位：华东师大哲学系；【内容提要】本文概述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20年中所取得的重要突破与进展：一、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扭转教条主义的错误研究倾向；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方面，理清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深化了对马哲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的研究，并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对社会结构理论、社会过程理论及唯物史观的诸多研究方法上均有重要推进；三、开拓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马哲史、人学、应用哲学、当代国外马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辩对手研究等诸多新研究领域。【正文】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整整20个春秋过去了。随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步步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20年，是反思与超越的20年，是取得重大新发展的20年。新进展之一：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扭转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文革”结束后，通过对“四人帮”“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等错误理论的清算，当代中国哲学界正开始从万马齐喑的局面中复苏过来，但拨乱反正的格局尚未从根本上形成，一个又一个沉重的疑问依然困惑着一个个领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十年浩劫中，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猖獗，教条主义横行，不仅严重干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在理论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给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严峻的局面。其主要表现是：受斯大林和苏联哲学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公式化的理解，将其肢解为一些简单教条，予以机械堆积，加以贴标签式的生搬硬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故步自封的僵化的终极真理，只看到其真理绝对性的一面，看不到其真理的相对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另一面；在对马克思哲学学说来源的理解上，只看到马克思对其先驱者的扬弃，看不到对同时代人的理论的批判与汲取，把气象万千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定格在狭隘的视野里，加以简单化和庸俗化。诸如此类的种种弊端，究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种倾向非但不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反而必然使之陷于贫困与危机。任何时代哲学的发展，其首要的前提是反思以往的失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也不能不从反思起步。这一反思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其最大成果，是从方法论视角，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教条主义倾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现代迷信的羁绊，澄清了理论界的大是大非，树立了实践的权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扬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有力地带动了我国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进入了反思与迅速发展的新阶段，首先是在方法论上深刻反思了教条主义的实质与严重危害。20年来波澜壮阔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重新焕发了旺盛的生命力。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创新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是抽象的教条和说教，而是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的有力的理论武器。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到江泽民同志的十五大报告，这一现实过程的逻辑展开，引发了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种种困惑进行认真的哲学思考。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建树越来越显示出准确的定位意义，面对现实的历史进程，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并把它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作出正确解答。这种与时代的真实的紧密联系和准确深刻的概括，本身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品格所在。新进展之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推进20年来，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认识与研究的深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理论界一开始是按照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这种理解突出本体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整个世界”及其运动发展规律，自然界的“一般图景”是其研究的重点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只要对自然界作出科学的说明，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和思维领域的规律就不证自明。这种理解对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将之局限在认识论领域，忽视对主体人的研究，这就不易与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同时，它也曲解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关系，没有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在前，对它们之间实际的内在逻辑缺乏正确的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探索，出现了与主体论相对立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这种理解将辩证唯物主义侧重于思维方面，以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的论述：“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为依据，并强调列宁《哲学笔记》中关于辩证法、逻辑学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同一的观点以及“哲学史即认识史”的所谓“列宁哲学史定义”，以此突出认识论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其实，恩格斯的上述论述是针对旧哲学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言，而列宁关于三者同一的明确论述只有一处，即“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注：《哲学笔记》，第375页。），其本意是揭示这三者的内在联系，是强调三者“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不是指三者仅是认识论一门科学。此外，“列宁哲学史定义”亦是一场误会，并非是列宁本意和原话，对此，新版《哲学笔记》已作了修正。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出现了试图把第一种理解和第二种理解综合起来的第三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本体论”又是“认识论”。这种理解在实质上是第二种理解的延伸，中心仍然是认识论。此外，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哲学”，还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最高层次的元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中间层次的部门哲学、最低层次的应用哲学这三个层次。这几种理解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从一定角度弥补了传统理解的局限，但均在总体上只突出一点，因而也难免失于偏颇。这里需要突出辨析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种观点突出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克服了传统理解中仅把实践限制在认识中的局限，从而对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以及对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认识都达到新的层面，从本质上与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然而，“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句话“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中引申出来的，他们当时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是指“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践的”这一定语不过是强调其改变世界和指导实践的功能，而不是把“实践”等同于“物”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点从这句话的全文也可以看出来：“实践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唯物史观作全面探索时，自称自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主张通过行动来改变不合理的异化现实；“实践的唯物主义”强调通过实际活动改变现存世界，与之有相似之处。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把唯物史观称作“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从特定的着眼点予以强调。由上可见，20年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第一，理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经过20年的研究，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开创，学界逐渐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早作为理论体系阐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中的本体论、自然观和认识论等是在以后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中才逐渐发展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得到系统阐述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唯物史观的范畴早于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以指称自己的哲学，以至于在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的片面观念。辩证唯物主义范畴则是由狄慈根在1886年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中最早明确提出，普列汉诺夫在1891年《黑格尔逝世60周年》中又加以使用。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这一辨析，从马哲史的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构成进程。第二，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认识。这是从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讨论的深化开始的。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哲学界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把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视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原理，另一种观点则批评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片面性和肤浅性，认为没有与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其实，恩格斯在谈到哲学基本问题时，其“全部哲学”这个提法在时间上是有限制的，他特别强调他所谈的哲学基本问题是针对近代哲学而言；在谈完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之后，恩格斯又把自己的论述明确地限制在“以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这是由他在研究哲学史时所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所决定的。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引发了深入的探索，有些学者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应是研究以实践为中介、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客观世界是人的实践对象，人也只有在自己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认识客观世界；如果忽略实践，看不到实践活动产生的属人的世界，则无法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任何哲学都不能不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种见解认为，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和马哲史史实得到印证，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导入哲学基本问题，决不是否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也不是把实践提到本体的高度。虽然本体包括自然本体和社会本体，自然本体在人类产生之后日益变成“人化的自然”或“属人的自然”，社会本体是人的实践活动和物质自然相结合的产物，但它们必须以“原始的自然”为前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方面强调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据此，我国学界20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所谓“拒斥形而上学”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史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和未来，当然，对这一本体论的认识本身还须不断继续深入。第三，拓深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认识。长期以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纵向的历史展开和横向的逻辑联系上缺乏系统的研究。经过20年的研究，在这两方面也同样取得了重要进展。在纵向历史上，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史的比较深入的研究，研究者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活动是紧紧围绕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中心进行的。但是，由于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对唯心史观认识论根源批判的客观需要，反过来又推动马克思恩格斯去研究和解决认识论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始创立科学的实践观并将其导入认识论，进而探讨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及其辩证关系；在《神圣家族》中为了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需要，他们通过对思辨哲学秘密的剖析，揭示了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辩证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并解决了认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