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三大突破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两大转向1）语言学派的转向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RomanJakobson）尤金·奈达（EugenA.Nida）卡特福特（J.C.Catford）彼得·纽马克（PeterNewmark）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论层面。1雅可布逊（RomanJakobson）(1892--1982）俄国1959年，雅可布逊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LinguisticAspectsofTranslation”），他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把翻译理解为对“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重新编码的过程。1．他把翻译区分为三种类型：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translation）2.语际翻译（interlingualtranslation）3.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translation）认为“在语际翻译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一般也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只有信息才可用来充分解释外来的符号和信息”，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体现了对翻译研究深层的理论思考。2.他对不同文化语境的差异也给予高度重视，认为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是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创造性移位”（creativetransposition）。2尤金·奈达（EugenA.Nida）(1914--）尤金·奈达在交际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1他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认为语言除了传递信息外，还有许多交际方面的功能，如表达功能、认识功能、人际关系功能、祈使功能、司事功能、表感功能等，翻译就应该不仅传递信息，还传达以上所说的语言的各种功能，这也就是奈达所追求的翻译的“等效”。2由于奈达把翻译视作一种交际活动，所以他在判断翻译的效果时也是从翻译所传递的信息量出发，认为翻译的效果取决于花最小的功夫接受最大的信息量。3卡特福特（J.C.Catford）(1917--）卡特福特在其《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把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textualmaterial）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并把寻求另一语言中的等值成分视作翻译的中心问题，从而提出翻译理论的使命就在于确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4彼得·纽马克（PeterNewmark）(1916--）彼得·纽马克认为完全照搬奈达的“等效”理论（重内容而轻形式）并不可取。他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两种方法，交际翻译致力于重新组织译文的语言结构，使译文语句明白流畅，符合译文规范，突出信息产生的效果；语义则强调译文要接近原文的形式。语言学派的研究由于应用了语言学理论，使得翻译研究的结果显得比较“直观”，也比较“科学”。但是，当语言学派的研究应用于文学翻译时，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因为此时它面临的对象不单单是一门科学——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这个对象的性质更多的是艺术。因此，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学者不光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分析翻译问题了。例如，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奠基人之一维莱姆·马西修斯（VilemMathesius）早在1913年就从等效翻译的角度指出：“……哪怕运用不同于原作中的艺术手段，也要让诗歌翻译对读者产生原作同样的作用……相似的，或接近相似的手段其效果往往未必相似。因此，追求相同的艺术效果比追求相同的艺术手段更为重要，在翻译诗时尤其如此。”这一小组的另一奠基人，也是西方译学界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雅可布逊1930年在《论译诗》一文中也指出：“我认为，只有当我们为译诗找到了能产生像原诗同样功能的，而不是仅仅外表上相似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达到了从艺术上接近原作。”至于到了尤金·奈达提出的交际理论，强调原文与译文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这种背景在译文的接受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后，语言学派的某些领域实际上已经与文艺学派的研究领域接壤，包括交际理论、符号理论等在内的一些语言学派理论中的许多观点也广泛被文艺学派所利用。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不再局限于以往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或是文学文本的风格、翻译的标准等问题上，研究者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电脑软件开发，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其实，即使是所谓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不可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进入到文化研究层面。文艺派理论翻译的文化研究，和语言学派一样，比较成规模的研究同样其始于20世纪的后半叶。51957年西奥多·萨沃里（TheodoreHoraceSavory）的《翻译的艺术》（TheArtofTranslation）一书出版，书中提出了12条（实际上是六组相互矛盾的）原则。这本书后来在西方一版再版，影响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该书可以视作当代西方译学研究者重视文学翻译的理论问题的先兆。雅式文章《论翻语问》对意大利谚语“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即叛逆)”的分析启发了从文学和文化层面研究翻译的后来者。1961年，西方译学界有两篇论文值得注目。1.美国学者让·帕里斯撰写的《翻译与创造》（TranslationandCreation）2.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发表在《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年鉴》上的论文“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asaKeytoLiterature）。6让·帕里斯的观点：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价值译者用他自己的语言做诗人同样的工作，要花同样的努力去塑造同样的形象，构建同样的韵律。努力的结果有时候并不尽人意，但我们毕竟从中可以看到，翻译不是一件雕虫小技，它确实是一种创造。7罗贝尔·埃斯卡皮的观点：论证文学交际中的“创造性叛逆”的价值。罗贝尔·埃斯卡皮从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上考察文学交际中的“创造性叛逆”。他认为，任何一个概念一旦被表达、传达，它就被“叛逆”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文学作品使用的是通用的交际语言，这种语言带有一整套的象征，包含着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所以它不能保证每一个创作者都能正确无误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生动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翻译中的“叛逆”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埃斯卡皮把文学翻译中的这种“叛逆”称为“创造性叛逆”，因为这种“叛逆”给原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尽管埃斯卡皮这篇文章没有专门论述翻译，但是他的“创造性叛逆”的观点给我们深入思考、理解文学翻译的性质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其实作者本人也已经从这个角度出发，另外在其著名的专著《文学社会学》中对文学翻译展开了讨论，并提出：“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8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这一时期的著作可首推英国学者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的专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Babel--AspectsofLanguageandTranslation)。这本书引人注目地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乔治·斯坦纳认为，每当我们读或听一段过去的话，我们都是在进行翻译。文学作品具有多方面的联系，文学翻译要做到“透彻的理解”，“从理论上说是没有止境的”。但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斯坦纳对文学翻译持悲观论点，恰恰相反，他认为，“反对可译性的观点所依据的往往不过是一种片面的、只看一时而缺乏远见的见解。”斯坦纳高度评价了翻译的功绩，他说：“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与语言学派的观点相比，斯坦纳显然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20世纪70年代，在当代西方译学界还活跃着另一批学者，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是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的共同主张、观点和方法论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独特的翻译研究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S.Holmes）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朗贝尔（JoséLambert）梵·登·勃鲁克（R.vandenBroeck）这批学者竭力想打破文学翻译研究中业已存在的禁锢，试图以有别于大多数传统的文学翻译研究的方法，探索在综合理论（comprehensivetheory）和不断发展的对翻译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虽然，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文学翻译作出了各自不同的描述和诠释，但人们仍不难发现他们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相同点，这些相同点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1）都把翻译理解为一个综合体，一个动态的体系；2）认为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与具体的翻译研究应相互借鉴；3）对翻译的研究都属于描述性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4）都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的因素、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到兴趣。霍尔姆斯揭示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间的区别：文艺学派的主要兴趣在翻译产品，重在研究译作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本；语言学派的主要兴趣在于用一种语言输入的句子与另一种语言输出的句子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它是从原作到译作的探讨，而不是从译作即结果再返回原作进行研究。语言学派理论的最大优势表现在研究高度规范化的语言方面，提供许多规范式以及使用标准形式的术语。但其严重缺陷为只研究句子层面以下的句子和语言现象，未走出句子层面，而翻译是翻译一个由一系列句子组成的文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