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与对策张存刚

1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与对策【摘要】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分配关系不合理，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分配行为不规范，分配秩序比较混乱。”体制性弊端是形成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原因，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劳资集体谈判制度缺失，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导致分配不公。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政府和工会未能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客观结果。要明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关键词】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原因、对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不仅关系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增强消费拉动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关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效率提高和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进一步明确了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分配关系不合理，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分配行为不规范，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连续下降，全国总工会及很多学者均对此进行了统计和测算，虽然各测算结果之间存在差别，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二，与世界重要经济体相比，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明显偏低，而企业盈余占比则明显高于这些国家；第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报酬份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经历了一个上升过程，并且一百多年来，他们的劳动报酬份额一直在不断提高，而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①据《人民日报》报道，从1993—2007年，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由49.49%降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又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降幅13.66个百分点。再据《新京报》报道，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的最高峰值56.5%降至2005年的36.7%，22年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近20个百分点。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78—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则上升了20个百分点。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相对量，而劳动报酬是一个绝对量。劳动报酬高不等于劳动报酬占比高。与劳动报酬相比，劳动报酬占比更能反映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劳动报酬占比越低，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越低。②2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偏小。一方面，我国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年均增长率达到22%，升至世界第二，但另一方面，用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还有近1亿的贫困人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由1998年的2.509升至2009年的3.333。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2008年东部各行业年平均工资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居民年平均工资高达56565元，而中西部地区各行业年平均工资最低的省份是江西，居民年平均工资仅为21000元。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3年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是金融业，平均工资水平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收入差距达到2.2倍，而到2008年，二者的差距已拉大到3.8倍。除了金融、IT和资源性行业，其他工资较高的多为垄断行业（如电力、水、气及交通、邮政等），制造、建筑、农林牧渔等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最低。不仅如此，这些高收入行业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也高于低收入行业。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而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5053元，私企平均工资比国企低48%。此外，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一些行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一些行业人员收受红包、回扣、出场费等。这些被称之为“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的部分，往往难以统计，也难以纳入收入调节范围。③④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处于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47，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已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⑤这就表明，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亟待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对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看法和观点，可概括归纳如下：有的学者将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归纳为发展性原因、增长性原因和体制变迁性原因。发展性原因指我国在改革过程中所选择的渐进式和倾斜式经济发展战略。例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政策”，在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引发了地区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增长性原因主要体现为由不同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和贡献程度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都要参与分配，而要素所有者占有要素种类和数量的不同以及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不同，自然会导致要素收入差距的出现并呈扩大趋势。我国在改革开放和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属于短缺资源，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相比而言，劳动（主要是普通劳动力资源）属于过剩资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这必然导致资本所有者（包括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过程中“重资轻劳”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变化无疑加剧了这一发展趋势。体制变迁性原因3主要体现为市场化转型的先后和速度快慢所导致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分配的差距。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在不同方面和领域，市场化的进展和完善程度不同，因而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公平性不同，相应地特权对法权的排斥、垄断对竞争的否定、权钱交易以及各种腐败的产生，都必然扩大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⑥体制性弊端是形成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原因，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弱劳动”，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二次分配力度不够，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存在负福利效应和政府职能的错位；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有限。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劳资集体谈判制度缺失，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导致分配不公，如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导致行业、城乡差距，非法、非正常收入，行业垄断及权力寻租行为的存在也加剧了收入差距。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政府和工会未能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客观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越大，劳动报酬占比往往越低。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的核心问题在于V和M的关系，即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往往是收入差别最重大的影响因素。所有制会直接影响到百姓收入。所有制结构变动是劳动收入下降的主因，并且贫富悬殊是过度剥削的结果，其制度根源是引导和监管不力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三、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影响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之一。综合各种调查研究，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程度相当高，其中作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农民的不满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转化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基于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开始显现，目前各种群体性事件、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关分配矛盾无疑是最重要诱因之一。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降低居民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当有很大关系。这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口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分配不公制约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古巴革命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为人民进行生产，为消费进行生产，为满足需要进行生产。”⑦。作为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分子，每一位劳动者都有权利平等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有权利获得公平的收入分配。分配不公造成收入差距过大，是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相违背的。更加注重分配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体现。分配不公阻碍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近年来，内需不足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制约民众的消费能力是内需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据2004年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如德国的2.52%，日本的2.89%，法国的3.02%，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的6.54%，新4加坡的4.98%；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的169.89%，巴西的30.5%，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6%。⑧由于高收入者消费需求增长空间不大，而低收入者虽有消费需求，但无力增加消费支出，结果就会出现“有钱的人不想消费，想消费的人没钱”的局面，使消费需求这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发挥不出应有作用。分配不公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分配不公会使部分低收入者生活困难、社会地位下降，降低他们对改革的认同感和参与改革、投身建设的积极性。而部分既得利益者害怕改革触及自身利益，则会成为改革的阻力。同时，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导致激励机制扭曲，使部分低收入者对通过勤奋劳动改善处境失去信心，从而丧失工作和创造的热情，使社会发展丧失动力。分配不公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分配不公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群众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从而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孵化器”。分配不公还容易影响社会风气，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使“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容易泛滥。⑨劳动力低成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从利大于弊转向弊大于利。应当肯定，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我国劳动力低成本具有必然性，对经济发展利大于弊。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