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三农存在的问题及探源

当前三农存在的问题及探源“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过程中，中央“宜统则统以分则分”的指示精神，被多数农村基层组织简单的贯彻执行为将集体生产资料和资产分光、卖净，瓦解农民经济组织体系和社会化分工协作架构，这使农村农业普遍倒退为小农经济，农业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困难极端加大；削弱了党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致使党的基层组织日渐软弱涣散，基层政权社会管理功能严重弱化；广大农村社会事业无力发展，各种矛盾纠纷层出不穷；基层干部和农民公德、奉献、协作、法律和集体意识淡漠，重为一盘散沙，歪风邪气盛行；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疯狂破坏；城乡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农村城镇化进城无法整体顺利推进，占全国人口多半的农民群众经济收入多年徘徊不前，消费和投资长期低下，不能有效扩大内需推动农业及相关产业增长，农村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整体发展水平的最大短板……“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和决定着我国能否如期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对于我们这样的国情和所处的外部环境，这些问题的存在程度、广度和能否及时妥善解决，不仅是发展快慢好坏的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或解决不好，必然直接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我们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简单分包到户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制约经济发展。土地分包到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化的瓶颈，国家各项富民政策无法有效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成果大打折扣，农业基础性地位和国家农业安全岌岌可危。（一）、分包到户单干，实质上是把原本集中的生产要素分散化，使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竞争合力优势化为乌有。原本遍地开花的农村集体企业几乎绝迹。计划经济时代末期普遍建立的县乡农业机械化推广实施机构、农村集体“副业”，随着分包到户的施行而遭到几乎全面摧毁，使得原本可以利用开放搞活的“广阔天地”，依靠资本、资源整合形成的竞争优势，通过“以农养工，以工富农”良性互补，快速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普遍繁荣整体进步的基础条件毁于一旦。时至今时，对于绝大多数农村来说，按照现有模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本不可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主要靠恰逢其时的“杂交种子、化肥和密植技术”推广使用，快速增加了粮食产量（如北京等发达地区部分农村部分地方粮食产量反而减少了），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但是，农民小生产者无力参与市场残酷竞争，无力抵御各种风险，分散弱小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条件，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模式，越来越成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农业机械、新技术、新标准、新品种应用推广，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的根本性障碍。（二）、前期造成的环境、事实和人的因素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各项涉农工作的顺利开展，由于原有集体农田水利基本设施逐渐损失殆尽，少量农户个人投资建设的微型水利设施因成本太高，农民种田积极性降低而逐渐荒废；土地大量抛荒退化，农作物种植面积逐年减少，畜牧业在多数农村无法实现舍饲圈养，工厂化生产更是遥遥无期，农业无法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农村农业自身造血机能无法有效建立，治标不治本的各项措施无法根本上解决农村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问题。（三）、国家扶植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促进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具体落实面临的则是土地流转集中、群众达成共识和农民民间资源、资产、资本整合的寸步难行，面对一家一户的群众，各种各样的诉求，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企业实体，面对无法逾越的群众工作鸿沟，无法平衡的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发展投资的热情得到的大多是冰冷的泡影。农业规模效益的特点，因无力有效整合生产要素，使民间资本投资农业热情低下，金融部门因信贷风险不敢大量普遍提供信贷支持。国家农业产业化项目和扶贫政策因缺乏载体根本不能有效整体推行。举例说得到扶贫部门平均分配的扶贫牲畜后，多数农村村民因为不值得专门饲养，少数人想规模化养殖没有资金、人力、场地、饲料来源等条件，只能是卖的卖、吃的吃，国家多年的大量扶贫资金、项目收效甚微。（四）、农业病虫害防治难度加大。由于不同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投入力度不同，农民只顾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再加上现在的农民大多把玉米等农作物播种后，施过化肥、喷洒完除草剂后就基本不再到田间管理，一旦大面积爆发病虫害，因为有的根本不管，有的不能及时采取措施，靠群众自发根本无法确保防治效果，靠上级政府部门下发药品防治，往往因为人为因素使药品不能充分到达发挥作用的位置和用量等等，造成近年来美国白蛾、玉米粘虫等病虫害大面积爆发，对包括林业在内的农业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取得的效果也不理想。（五）、由于分包到户后土地大量抛荒，乡村财政收入曾经主要靠收税提留统筹等，许多村采取了对上（部分）少报计税土地面积（优亲厚友），对群众按实际面积收税或以少收税为筹码促进群众交税的方法，以减轻征税压力、增加财政和个人收入。开展所谓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土地状况错综复杂，为便于操作应付工作，许多地方是按照原有征税底账上报了之。粮补政策实行时，国家按照农户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拨付资金，这就造成了大量农民实际耕种土地与所领取的粮补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为此，许多地方不断进行粮补土地面积改报、补报，这些行为之中，又产生了许多不该补的补，该补的多补、少补甚至未补等不公问题。（六）、由于分散经营之后，农村没有建立和发育起适应市场经济经营活动的统筹管理机制，导致一定区域内农副产品、品种选择、生产时间，用肥、用药、用工管理等差异巨大，规模小、品种杂、产量少、品质低，新技术、新品种、新标准、新模式和农业机械化等无法推广应用，对转基因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外来农作物籽种使用缺乏监管和抵御能力，整体上无法满足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标准要求。在这种环境下，假三资大行其道，高残留农药、除草剂，化学添加剂、抗生素等被滥用，转基因籽种和以其为原料的食品大行其道，食品安全成为日渐突出的关系民生和民族未来的重大问题；我国农产品甚至是一些传统优势农产品在对外贸易中逐渐丧失竞争力，分散弱小的国内生产者无力对抗发达国家优势资本的分化打压，恶性循环的内部价格战愈演愈烈，我国农民多年增收乏力，我国农业产业总体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也一直在最低端徘徊不前。（七）、基层农副业经济组织普遍瓦解直接影响到许多地方的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期，多数地方土地以外的集体资产、产业已经逐渐流失殆尽，民营经济组织发展差的区域相对较多，这些地方原有收入来源断了，新税源没有培植起来，对财政贡献很少，这就造成以原集体经济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许多地方财政很快陷入普遍困难。在国家政策对卖土地、卖资源限制较多的大环境下，许多地方纷纷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入手缓解财政压力。所谓开源多是巧立名目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套取、截留、挪用专项资金，卖编制、扩招事业开支和工勤人员（借机收受贿赂），打人抄家等极端手段对付计划外生育和抗拒不合理收税收费等等；所谓节流则是依靠压缩社会公益事业投资、“空调”、拖欠甚至克扣工资，执法部门单位创收等等手段。这就造成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充当了一个利用权力瞒上欺下，与民争利的角色。许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缺乏背景的实体经济产业被吃拿卡要刁难的无以为继，要么关门要么外迁至环境较好的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关税收收入也相对越来越少，于是把争利的对象指向农民，所谓农业税附加、特产税、提留统筹一度成为不少地方教师数月、一年甚至是几年才发一次工资的主要来源。可以想象，这样的地方财政状况拿什么兴办公益事业，拿什么扶植地方经济发展，拿什么吸引外来人才智力支持，长年累月拿不到工资的教师如何安心传道授业，（八）、基层统计、档案工作是国家掌握基层经济社会全面真实情况，记录保存基层档案数据，提供决策和具体工作参考依据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伴随着乡村财政和集体经济组织财源枯竭、群众管理体系瓦解，面对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复杂实际情况，面对自身办公条件的制约，面对各种“急难险重”的工作任务的压力，在上面无法核实，不会追究的大环境下，在统计工作上，日常统计资料由统计员完全依据上级下达的“各项发展指标”，按照规定增长速率在上年度数据的基础上直接核算，填表盖章上报了事。遇到经济普查等任务量大的时候，也是组织各村会计等培训，同样是根据指标逆向推导报表，上报的数据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情况普遍存在，根本不能真是反映基层经济状况，不能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受社会转型、经济条件制约和人员丧失稳定性关联以及个人利害关系等问题影响，乡村档案工作是一塌糊涂。乡村长期缺乏起码的硬件设施，相关人员交接变更频繁，缺乏规范的文件资料管理制度，缺乏起码的专业知识和责任感，重要文件、文书和数据资料等成为短期内少数人的私人用品，人员更替交接后，时过境迁，资料要么无故“丢失”，要么被当废纸变卖丢弃……尤其是在农村，因为事关个人的利害矛盾，出于不得罪人或掩盖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考虑，相关资料的保存者往往以资料丢失等理由，将有关集体资产、资源的经营承包合同，集体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家庭人口、土地、果树基础数据、处理群众权利纠纷的书证、物证、重要会议的会议记录等的人为毁损隐匿，造成集体承包费等收入无法核实催缴，群众矛盾陈年老账无法甄别处理，项目开发征地工作中等无法核实原始真实数据（许多地方土地现状与联产承包初期相比发生巨大变化，如大量旱地、坡地撂荒，开荒、租种、换地、买卖、改为建设用地和其他原因人为改变地形地貌等），部分群众制造借口无理取闹严重影响项目进度等等。（九）、所谓能干点事的村多数也就是靠上级支持修点路，搞搞绿化、亮化，清清垃圾、刷刷墙体遮遮丑，真正的农业产业发展根本无从谈起。少数靠个别能人或上级财政扶持有所发展的村是凤毛麟角，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做法根本无法复制和普遍推广。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广阔天地，本应实现大发展、快发展的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多数农村农民的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面对世界发达国家的优势竞争冲击，我们的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地位相当脆弱和危险。二、分散经营动摇了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土地分包到户使党的基层组织因丧失了经济基础支撑，对农村社会进行管理的权威性和效用日渐弱化，党的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极大削弱，党群干群关系受到严重危害。施行土地分包到户，分化了人心，败坏了基层党心民心，打破了原有社会管理秩序的同时但却无法建立规范、有序、有效的新管理秩序，极大影响了“三农”长远发展的基本条件，增加了农村社会不和谐因素，动摇了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石。（一）、从上世纪80年代初“散队”到90年代中期的近20年间，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者、劳动者，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代表者，人民群众的当家人、主心骨，基本上转变为倚仗上级权威、歪曲执行上级行政命令，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巧立名目“与民争利、对立”的“官吏”，主要职能就是收农税、计划生育，乡村干部利用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和法律漏洞，打着上级政策的旗号变卖集体资产，利用收税费提留统、计生罚款和（审批）出卖宅基地等多种手段、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空闲时间则赌博、喝酒、“搞破鞋”（乱搞男女关系）、包二奶，产生了大量违反党纪国法、违背党的传统作风的问题，再加上许多基层干部借机、借势乱摊派、乱收费、乱收税，采取打人、抄家、拘禁等极端手段对待部分“不支持工作”的群众，存在吃饭打白条、空头许诺，盲目跟风上项目造成群众经济损失等严重问题的存在，进而引发上世界90年代中后期基层普遍的党群干群关系紧张态势。（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基层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善于“损公肥私、瞒上欺下”，“酒精考验”的“油袖”干部；在这些干部的传帮带下，许多村级党员队伍家族化、派系化趋势明显，使部分基层党组织内出现与群众割裂对立的特权利益阶层。甚至于个别地方出现了某家族成员长期占据支部领导岗位，对上拉拢腐蚀党委政府和执法部门领导，对党员队伍利益拉拢，选举时贿选拉票，对下巧取豪夺，伤害群众权利，垄断区域经济命脉的黑社会性质的严重问题。脱离群众、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嫉贤妒能、尸位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