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

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地形气候河流自然资源交通政治、军事、宗教(1)产业结构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推动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化的实质是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而它表现在生产方式上,就是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各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体现为城市化的变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靠第二、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二者几乎同步进行,即工业、服务业就业比重每上升1%,城市化水平也提高1%。如果第一产业比重低,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比较高,则城市化水平比较高,反之亦反。长期以来,西部由于受到观念、制度、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产业结构调整十分缓慢。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直接导致了不合理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使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滞留于农村,影响了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是西部城市化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2)经济增长从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步伐。由于经济发展使经济收入增加,人们的需求也随之提高,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更高层次的需求会随之产生,但不同层次的需求收入弹性是不同的。在众多商品中,农作物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低,人们对该类产品的实际需求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相对减少;相反,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收入增长导致对它们的需求更快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会带来需求结构的变动也必然带动投入结构(资本与劳动的投入)和产出结构相应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大规模转移,导致资本与人口在空间的高度集聚,并因此加快城市化步伐。(3)资金状况城市化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构转换与升级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问题是区域的工业化过程,这个过程导致对资金的强烈需求。一方面,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需要足够的资金积累用于发展制造业及相关的资金密集、周转时间长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城市化要为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足够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要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中心就需要建设现代化设施,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些都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4)区位因素世界上的各种资源不是均衡分布的,因此城市总是在那些地理、气候、图纸、矿藏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并不断吸引人口与资本向其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好的城市聚集,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益差别来。所以,滨海的良港、河流的两岸、铁路的沿线,不仅城市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发展快、效益好;相反,“穷乡”则往往处于“僻壤”。地理位置沿海、沿江的城市或临近已有大城市的地区总是能得到更快的发展。又因为自然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衡,造成了资源供给的地区价格差异,从而影响城市的分布和工业布局。自然资源匮乏或长期难以利用的地区,其城市化水平总是落后于资源丰富、或利用条件较好的地区。(5)基础设施状况随着经济发展,各种资源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医疗卫生状况、通讯交通设施等在特定区位形成了大量集聚,这些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发挥着积极的决定作用。根据集聚经济理论,城市经济具有规模递增的特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可以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等服务以及较集中、有规模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因而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城市吸引力,所以又会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交通状况的改善有助于增加地区的可通达性,缩短城市与农村的空间距离感,从而推进城市化进程。西部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且地形复杂,进行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极大,使西部交通建设十分落后。2001年全国铁路总里程为58,655公也与东部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交通通讯条件的落后,进一步阻断了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联系,加大了西部地区推进城市化的难度。(6)政策支持客观上说,中国东西部地区城市的非均衡发展,既是历史过程的沉淀和延续,又是政策战略导向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国家在东部投入大量资金,修建各种基础设施;给予东部企业种种优惠;在沿海地区设立特区、开放城市、保税区等,极大地推动了东部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深圳从80年代初的小渔村迅速成长为国际性的现代化都市。而西部地区,国家没有采取这一系列措施,长期以来作为东部地区资源的提供地、产品的销售市场,城市化进程自然缓慢。(7)外向化程度区域的开放程度也是影响城市化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区域的开放度越高,则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越迅速,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从而有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进口替代内向度高,城市的开放性小,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滞缓,城镇的动力机制较弱,因而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低。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阶段,工业吸收劳动力的速度一般只有2.5%—3%,与人口增长差不多;而出口导向则外响度高,城市的开放性大,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频繁而量大,城镇的动力机制较强,因而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高。发展中国家在此阶段,工业吸收劳动力的速度普遍达到5%—6%,几乎是进口替代阶段的两倍。韩国和台湾就是以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来加速工业化,并推动城市化。(8)科教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和成果的普遍推广和应用,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增长;同时深刻的改变产业结构、劳动组织结构和物质空间结构,影响城市化进程。科技的推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大大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城乡文明的融合;同时深刻改变就业结构、劳动组织结构和物质空间结构,推进城市化进程。而西部在科技进步和教育水平上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2000年西部文盲率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高于东部,而具有初中教育程度、高中及中专教育程度、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则远远低于东部,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教水平的落后进一步影响了西部经济的活力加深了城乡文明的隔阂,加大了西部推进城市化的困难。(9)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城市化获得了新的动力。实际上,不论是在发达的西欧工业国还是新兴的亚洲工业国,在城市化早期阶段,农村及农业的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于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农业及农村的发展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因各国国情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体现。就亚洲国家来看,则体现在一是无论农业的发深度开发还是农村地区工业化的加快,都提高了农村地区对人口容纳能力;二是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了托达罗所谓的农村与城市之间预期收入的差距,同样起到了缓解人口向城市迁移压力的作用;三是农业及农村的发展扩大的城市工业及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及需求。四是建立在农村发展基础上的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合理的城镇体系的形成,从而促进城镇化的持续发展。(10)人口密度根据一般经验,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相应的城市化水平较高。人口密度较高,人均耕地面积少,农村人口不能依赖土地生存,或者说有限的土地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他们有更强的压力和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工业和服务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能提供较多的就业,而且城市发达的工业和第三产业,给城市居民提供了较高的收入,收入差距吸引更多的农业劳动者进入城市;城市优越的生活居住条件,也对乡村居民产生和大的吸引力。这促使乡村人口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高于西部地区,相应的,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远大于西部地区。匿名回答采纳率:40.6%2010-07-0210:28（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原生动力a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剩余粮食的生产力是城市形成的第一前提。B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城市形成的第二前提（二）工业化是城市化直接动力（三）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四）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内生决定性力量（五）人口与城市政策可以加速或延缓城市化进程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有哪些?1引言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时期，2004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1.8％，较1978年增加了26个百分点。相应地，城市用地规模不断增长，1985－200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用地年均扩展速度为850km2。进入21世纪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城市的空间结构面临调整，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都进入修编阶段。在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编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城市规模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与用地规模在1990年代初已被突破，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围、目标和标准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是许多城市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或编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其中2010年的城市人口规模出现了大幅增加的现象，比上版总体规划确定的2010年城市人口规模增加30％以上。城市发展规模一直是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和审批关注的焦点，多年以来主要是通过预测人口规模来确定用地规模，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城市人口规模预测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如何解决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规模问题得到城市规划界的关注。纵观现有的文献，主要有3种代表性的观点：（1）产业需求的角度。根据城市的性质、职能的特点预测城市生产性用地和非生产性用地；（2）制度建设的角度。在经济的转型时期，要实现“范式的转换”由规模控制向制度建设转变；（3）市场的角度。由于市场力量在城市发展和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对城市规模预测的一个可取的方法是确定一个规模目标域，按市场变化不断调整规划与建设的目标，解决未来发展的不可预测性。总之，在城市规模的确定中市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城市发展的政策要求促进城市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城市规模的控制十分必要。那么，在经济转型阶段，政府如何控制城市规模呢？城市规划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在人口规模越来越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分析和掌握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因素，政府才能运用自身的资源，实现对经济发展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引导。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水平阶段时，通过城市用地规模实现对城市规模的调控将会更加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2从人口规模控制到用地规模管理一直以来，我国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其核心是想通过人口规模的控制，引导城市化的过程和城市的有序发展。传统方法认为，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规模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城市人口规模决定城市用地规模。这种思路的形成与我国户籍制度有关，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实际上使城市中的劳动力固定在一定数量上，并按国民经济计划增长，人口迁移是服务于城市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当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产生需求时，就可以通过户籍的变化，把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实现劳动力供给，同时，城市用地也相应地为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居住提供空间。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存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传统的国有企业人事制度，人口流动基本上是在计划掌握的范围内，也就可以实现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进而通过人均用地指标实现城市用地规模的控制。正是由于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下人口流动的限制，通过人口规模控制实现用地规模控制是可行的。因此，传统的城市用地规模预测方法是用人均用地标准乘以城市人口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一定的结构控制。198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以全球化为背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更为市场化，城市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政府、企业、个人三者的合力。经济体制变革使我国城市化机制中的市场因素越来越强，原有确定城市用地规模的逻辑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劳动力供给模式的变化。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80年代初期我国提出的离土不离乡政策，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土地上解放出来，并通过自由的流动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我国现在的流动人口分布来看，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是劳动力就业市场吸引邻近省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外来人口分别占了常住总人口的15%、20%、43％、82％、75％，人口的流动保障了城市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取决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是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的变化。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生产要素，包括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