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的启示第四十期李工真■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德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问题，1988年、2009年先后访学于德国特里尔大学、柏林自由大学。代表著作有《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等，译著有《纳粹德国的兴亡》。个人学术论文集有《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曾在香港凤凰卫视《纵横中国》及《世纪大讲堂》栏目做特邀嘉宾。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次获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次应邀在国内20余所著名高校讲学。嘉宾名片德国是欧盟中最大的经济强国，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健全的国家。与意大利等国家主要依靠旅游来发展经济相比，德国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完全依靠制造业出口为生的国家。这使它不仅没有受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在今日的欧债危机中，更是以“一枝独秀”的形象而令世人瞩目。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德意志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以及他们生产出来的高质量的产品。中国只是世界的“加工厂”，主要体现在组装环节，靠的是中国人廉价的劳动力。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思考中国的教育，显得非常必要。德国为何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出品制造业大国，对中国有启发性。“国兴科教”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第一个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迈进现代化门槛的国家，更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国兴科教”战略的国家。德国人虽然在战争中失败了，但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出哲学家的民族，他们在思维、思辨方面胜过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国家，像我们中国，在1840年遭遇了鸦片战争，却要拖到58年以后的1898年才搞戊戌变法，这样的变化肯定是要失败的，而德国在1806年“挨打”，1807年就开始变革，一对比就看出差别了。而且德国很快地在三年后开创了柏林大学，自1810年柏林大学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现代化大学”建立以来，德意志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伟大成就，并成为了世界的样板，不仅是它的欧洲邻国，而且连远隔重洋的日本、美国都纷纷仿效。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大学体制，都要追根溯源到德国的大学，当时的大学就提出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等教育理念及一整套完备的教育体制，包括教学方法、用人制度等。可以说，1810年的柏林大学开启了人类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德国为什么要办教育呢？威廉三世说过：“正是由于贫穷，所以我们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办穷了、最后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有这样一个头脑清醒的君主，对于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普鲁士的大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国兴科教”战略联系在一起，“教育”与“科学”成为了改革派官僚们的口号。普鲁士政府决心通过教育的现代化来优化国民素质，以求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纳税能力，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诚，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员，使德意志民族能早日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并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年轻人的学习动机我们办了三十年的教育，却没有走出“死胡同”。一名年轻人，能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栋梁之才，关键在于学生们的学习要有一种新动机，“为谋生而学习”在德国是遭人鄙视的。为什么中国人都在“为谋生而学习”，而德国人却能将“受教育”视为一种“国民义务”呢？自1807年大改革以来，德意志人必须服从三大义务，即：（1）纳税。纳税是光荣的。我们国家没有培养“纳税人”的意识，反而出现了许多“逃税人”，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吃皇粮”的人；（2）服役。中国人认为服役是“特权”，这与真正的爱国情怀是有一定区别的；（3）受教育。德国人认为对社会最好的贡献是“受教育”之后成为“合格公民”。中国自隋唐立科举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传统。一般的中国人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改善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而是为了个人自我身份的提升和显赫地位的获取。这种观念本身就是“鄙视生产第一线的劳动”的，“勤劳”变成了一种无奈，这是现代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中国政府虽强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却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教育免费，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太少，因此教育上的成本负担转嫁到老百姓头上来了。教育对于家庭是最重要的事情，因而造就了庞大的“教育产业化市场”，这种市场一旦在人口拥挤的中国形成，日益上升的学费便立即成为每个家庭的沉重经济负担。当今中国人个个争先恐后，力争早日爬出贫穷的泥潭。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便很自然地将“谋生”与“受教育”直接挂起钩来。都说教育是“投资”，“回报”在哪里？因此中国年轻人进大学“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科举”，“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求职。”一方面，在今天中国每年招收的600万以上的大学生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学法、管、机。另一方面，中国的职业高校却由于“生源危机”而日益萎缩，更没有几个人愿去读中专性质的职业学校。职业高校弃学新生中的80%都毅然选择了“复读”，以致中国现今职业高校的“生源缺口”高达40%左右。这就必然导致中国到处出现缺乏能实际动手的技术工人的现象，甚至连高薪聘请也招不到人。在德国，高级技工占全国技工总数的比率超过40%。按中国现今的规划，这一比例也至少应达到15%，然而中国目前却只占5%，缺口高达至少700万人以上。这样，直接与生产流程打交道的就只能是那些提前退学、没有接受过很好文化教育的“打工仔”了。我国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高级技工的极度缺乏，不仅造成了生产工艺难以达到设计要求，影响到产品质量，使“中国制造”难上档次，而且制约了新兴服务业水平的提高，成为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这种教育体系既产生不了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也不能为社会提供多少愿意奉献自身的个体，却制造出不少“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受益于社会提供的各种好处，而丝毫不关心如何回报社会的问题。如今，中国“出国潮”愈演愈烈，学成后回国的人少之又少，实在很值得反思。可见中国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德国过去的传统社会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社会，在这种等级制中，最有地位的是贵族，不是官僚。官僚是被称为“公仆”的。平民子弟虽可通过读书成为公务员，却不能成为贵族。因此，从等级社会脱胎而来的德国，没有造就出一种类似于中国式的“官本位”传统。德意志世界中的普鲁士是世界上最先实行全民义务教育的国家。早在1763年8月2日，世界上第一部《普遍义务教育法》就在普鲁士颁布。菲特烈大帝在极为贫弱的18世纪就已经开始将贯彻“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国策了。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发现，一个人如果不接受教育，需要8个警察一天24小时地严密监视，才能保证这个人不犯罪。也就是说，不接受教育，不仅是你自己的事情，更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安危的事。国家政府虽强制实行义务教育，但这种义务不仅是国民要去承担的，更是国家政府要去承担的。国家承担的义务就是逐步做到对教育实行全面免费，但不允许学生逃学。凡逃学者，其家长是要被罚款的。因此，在德国，读书首先不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培养“合格的国家公民”的途径来出现的。独具特色的“教育三轨制”早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人就开始着手建立起一种现代教育体制的“三轨制”，这套体制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合理的教育体制。在全民免费教育的前提下，一个孩子在4年制的国民小学毕业后，完全能凭自己个人的兴趣与志向或是家长的意图，对6年制的普通中学、8年制的实验中学和9年制的人文中学进行选择。这三类中学的学生毕业后，无需经过考试，便可直接升入三种不同的高校：职业高校、专门学院和综合性大学。两德统一后，为适应新的发展需求，这一“教育三轨制”体制又有了新的发展，即在中学这一阶段增设了“综合中学”，另外，在实科中学领域安排了多条发展道路。但从高等教育的角度上看，它仍然是“三轨制”的体制。职业高校的学生毕业后往往做高级技工，专门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往往做工程师，大学生毕业后往往从事上层建筑领域的工作，只有拿到博士学位的人，才有资格去竞争大专院校教师岗位。因此，国家政府虽要求“人人都要接受高等教育”，但并没有出现“亿万人同走独木桥”、“人人都要读大学”、“个个都想混博士”的局面。这就保证了德意志人才分布的合理性。德国中学生的70%是读职业高校的，还有10%是读专门学院的，其余的20%是读综合性大学的，这种教育结构是相当合理的。如果从事高层次综合性研究的人才过多，超过了本国经济的承受力，必然造成人才外流和浪费。在德国，科学研究上的任务是交给综合性大学中的教授和学者们的，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任务是交给从专门学院中毕业出来的工程师们的，而将具体的产品制造出来的任务是交给从职业高校中毕业出来的高级技工们的。由于德国人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而没有出现工程师、高级技工严重短缺的现象。中国人讲“学以致用”，而德国人讲“学以致知”，这种社会风气使德国人很少去考虑将这些东西与职业选择直接挂起钩来，因而也使“受教育”成为了一种真正的“国民义务”。至于在职业选择上，一名刚出茅庐的德国青年，选择职业上的出发点，首先是个人兴趣，其次才是职业前途和工资待遇，在专业上一定要能适合自己的爱好和才能，能发展自己的个性。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劳动呢？因为德国实行三休日，每周工作时间为32小时，所以觉得做一个工人没什么不好，与所谓的知识分子上级层次差距很小，是一个人人搞劳动的国度，也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度。在德国，最被人瞧不起的行当是“公务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男性青年像德国的男性青年那样，做“蓝领”比做“白领”还要吃香。正是由于拥有大量高技术的工人与发达的职业技术教育，才共同造就了“德国制造”在世界上的神话。它反映出德国人的心态与品质：自信、稳健、不随波逐流、脚踏实地、干自己擅长的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因而从根本上保证了德国高科技产品的质量。很值得中国人去学习。记者叶小平实习生周颉邢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