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安倍的对外政策

如何看安倍的对外政策2012年岁尾，日本自民党党首安倍晋三二次荣登首相宝座，但面临的内外形势与初任首相时已然不同，其执政理念也有新的发展，导致其对外政策随之调整。特别是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余波未平之际，安倍新内阁的对华政策趋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日关系向何处去”。日本政坛“右倾化”牵制安倍对外政策选择此次众议院选举从起初到结束的全过程，都充斥着右倾保守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和行径，政界热议和舆论热炒的议题，如修改“和平宪法”、“购买”钓鱼岛等都与选举密切相关。选前各党纷纷发表竞选公约，其政策普遍右倾，内容大同小异，唯一的差别是“右”和“更右”，显示日本政坛“右倾化”已十分严重。这种现象有其出现的必然性。日本国内经济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政治体制的弊端充分显现，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国要求日本服从“亚太战略再平衡”安排的大环境下，日本政治精英层难以提出切实有效的发展战略，所以“战略不行搞战术，内政不足外交补”也就成了必然选择。对于日本选民来说，既对执政的民主党政权大失所望，又对极端右翼势力集团深怀戒心，两害相权之下无奈选择自民党。日本共同社社评指出，“此次大选的结果并非表明是自民党赢得选民的绝对信任，而是选民‘消极选择’自民党的结果”。这种严重“右倾化”的政治大背景必将对新政权的内外政策形成强大的牵制。日本政治格局使安倍政策空间大受局限新一届众议院中右翼政治势力已经占据大半江山，日本政局的变化极大地限制了安倍的政策运作空间。最大在野党自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成为选举的最大赢家，议席数由选前的118个大幅上升至294个，超过众议院半数，时隔3年多后重新夺回政权。为迎合日本社会不断高涨的极右思潮，自民党提出具有极右倾向的竞选纲领，声称要修改“和平宪法”，赋予日本集体自卫权，大幅扩充军事预算，提升自卫队为“国防军”等。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领导的日本维新会夺得54个议席，成为众议院第三大党，代表日本政坛中的“第三极势力”正在站稳脚跟。日本政治的突出特点就是领导人频繁更替，甚至出现“十年九相”的“怪现状”。安倍上台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巩固和保持执政地位，而迎合右翼思潮是其从上次执政失败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当选自民党总裁后即参拜靖国神社，并宣称“任首相时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这让我一直悔恨不已”。为巩固其执政基础，安倍在新内阁中起用多名鹰派人物，如前首相麻生太郎出任副首相兼财务相、金融担当相，曾否认慰安妇存在的下村博文出任文部科学相，去年试图前往独岛的两名极右政客新藤义孝和稻田朋美分别出任内阁总务相和行政改革相，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的长子石原伸晃出任环境兼核电大臣等。这些鹰派人物的政治倾向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安倍的外交方向。此外，安倍在党内并非强势领袖，其地位受到立场更为右倾的石破茂的有力挑战。如果安倍在对外政策上不够强硬，而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则其构建的“政治大厦”可能将会瞬间崩塌。自身理念和政治斗争需要使安倍很难改变立场从主观方面来看，安倍根深蒂固的右倾保守立场构成其内外政策的底色。上次执政时，安倍突出意识形态冲突和大国实力对抗，提出“自我主张型外交”理念，力图争夺东亚地区主导权，表现出强硬的大国意识。通过调整外交政策理念和机构，强化首相在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地位，稳定原有的日美外交基轴，增加“价值外交”与地缘政治新基轴。在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出兵海外和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等方面动作不断。在对华政策上致力于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自由繁荣之弧”，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上次匆匆下台使得其理想并未实现，安倍必将在新任期内再次落实其执政理念。务实主义给安倍政策提供一定灵活性日本很多政治家上台前后的言行并不完全一样，往往在选前大肆许诺，选后灵活处理。安倍毕竟做过一任首相，对内外政策的理解相当深刻，善于变通并使用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其执政具有较为浓厚的务实主义色彩，表现出灵活、务实、圆滑的特点。新任期中，安倍很可能会根据形势的需要，在对华关系上进行某些策略上的缓和。比如自民党曾在选举竞选纲领中提出将在钓鱼岛常驻公务人员，但安倍在选举成功后表示暂时推迟该措施，并考虑向中国、俄罗斯和韩国派出特使，以修复双边关系，改善日本外交环境。新任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将维持2006年第一届安倍政府就村山谈话的一贯立场，河野谈话应由专家进行讨论修改。综合来看，安倍对华政策将保持其右倾的战略立场，同时也会进行某些战术上的调整与缓和。近期，日本国内缓和中日关系的呼声有所增强。尤其是日本工商界，对缓和中日关系的需求更加迫切。日经联会会长米仓弘昌在钓鱼岛危机发生后曾数次访华，表明了日本大企业修复中日关系的迫切希望。选举前，日经联和自民党高层曾进行多次对话。中日关系属于双边关系，其发展必须双方相向而行，而倒退只需一方破坏，必须在推进发展的同时避免倒退。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进入历史性的新阶段，中国因素已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系统性变量，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和塑造力日益上升。中日关系发展的好坏既取决于日本政策是否积极，更取决于中国策略是否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