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道何以不能入宪

孔子之道何以不能入宪------李大钊的回答高积顺一·问题的提出人们都知道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物，却鲜有人关注他丰富而深刻的法律思想。李大钊既有坚实雄厚的国学基础，还受过良好系统的现代法学、政治学教育。这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职业政治家中可谓凤毛麟角，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也极为罕见。1907年，李大钊中学毕业，当时有三所学校可报考。一是军医学校。他说“医学非我喜”，故一开始就没有头考。二是银行学校。虽然考取，却以为“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遂“决然弃之”。他“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靠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那里学习法政诸科长长达六年之久。随后东渡扶桑，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习业三年。李大战不但受过良好的传统国学、现代法学及政治学教育，又高手著雄文。他的文章虽极少引文注释，很不合今天的学术规范，但也因此才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手书写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才使他的文章既避免了寻章摘句、引经据典，断章取义，东拼西接，牵强附会等诸多弊端，又浑然一一体，像先秦诸子一样形成独特的风格，显现出思想的巨大威力，使一代人受到启蒙。即便今天读他的文章，还依然解渴，过瘾，壮胆，明智。孔子之道入宪，意味着什么，后果如何，应否入宪？这是一个关系到宪法生死存亡的自由问题，由此而引发的如何评价孔子是一个系关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入学问题。李大钊在“五·四”前后，发表一系列文章，就这两个问题阐述他重大而深刻的宪法思想和学术观点，其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至今不减。孔子之道入宪始于191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亦即“天坛宪草”该宪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典草案，也是辛亥革命后以国民党籍议员为主力的国会与以袁世凯为核心的行政当局斗争的直接产物，它的最大特征就是严格限制总统的权力。但其中第十九条付款有关“孔子之道”的规定则或多或少迎合了袁世凯的要求。袁世凯与历代帝王如出一辙，善于利用圣人的旗号维护自己的统治。还在他任临时大总统时，就大力提倡尊孔读经，试图定孔教为“国教”。1913年6月，他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称孔学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是“国家强弱存亡所系”，号令“根据古义，将祭祀典礼，折中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1915年2月，又下令全国学校，恢复被南京临时政府所废止的“读经”课程，把“尊孔尚孟”作为“教育要旨”强制推行儒学教育。在天坛宪草拟定的过程中也有委员提出将孔教定为国教，纳入宪法但遭到国民党籍议员的反对。最后，双方相互让步，协商拟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问句，作为宪草第十九章的付款。袁世凯尊孔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对此，鲁迅曾以杂文的笔法作出无情的剖析。他说，从20世纪开始，孔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不但恢复了祭奠，还新作了古怪的祭服，紧跟着便是帝制。不但袁世凯，北洋军阀个个如此。他们统统都是赳赳武夫，斗大字不识半升，连自家的金钱，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都数不清，甚至在路上随便砍老百姓的头，可偏要把孔子当作砖头用，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是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不太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子被利用为某中目的的器具也看看的格外清楚。于是，他们不仅自己弄巧成拙还连累了孔子，使其陷入悲惨的境地。他们越是为孔子乔装打扮，打到他的愿望也就越旺盛。袁世凯尊孔之事实，政治之用心，言行之虚伪，已暴露无遗。鲁迅的批判是文学性的批判，而李大钊的批判则主要是法学的，且比鲁迅的态度更直率。在李大钊看来，宪草的所有条款都有商榷的余地，唯独十九条附款则万不能商榷，必须彻底否定。认为他造成的祸患较之“皇帝之权威侵害吾人身体为尤烈”，故“吾人对之于以其反抗之决心与实力，亦当视征伐皇帝之役为尤勇也”。皇权侵犯的是人身自由。故反抗附款的决心与实力要大于讨伐皇帝的勇气。他是以思想家的责任和胆识，向专制宣战，为自由奠基，表达了重要的宪法思想，而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后人应有的关注，但孔子之道与孔子之道入宪是两回事，前者是有关传统的正统文化问题，后者则是传统文化与宪法的关系问题，因次他没有因彻底否定孔子之道入宪而彻底否定孔子之道，而这一点又被后人严重误解了，以为他是激进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人。二孔子之道不能入宪的根据（一）附款：孔子之道与专制主义的结合道者，学说，主义，思想，理论之谓也。孔子之道不外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道而已。国民教育为什么要遵行两千多年前孔子创立的古道呢？其中“必有大奸怀挟专制之野心者，秘持其权衡，而议坛诸公，未能独照其奸，诚为最可痛惜之事。”宪草附款极不显眼，却包藏着天下最大的野心，即专治野心。这绝非危言耸听，小题大做，更非无中生有，而是一语破的，击中要害，显示出一位思想家的洞察力。孔子不是神，也不是预言家，更不是算命先生。他生于专制社会，专制年代，其思想主义不可能超出那个社会和时代的局限。“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以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只是之故，“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孔子之道是专制时代的专制之道，符合专制皇帝的胃口，所以皇帝才封他为圣人。没有皇帝则孔子不可能成圣，而如果不把死去的孔子打扮成圣人也就不可能圣化活着的皇帝。皇帝与圣人。政道与学道合一，所以中国一部历史实是“大盗与乡愿相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做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而“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只因皇帝掌握专制权力，所以才能代表一切，而实际上只代表大盗，只因孔子之道符合皇帝的胃口，所以皇帝才册封她为万世师表，啟道德文章只代表乡愿。一为贼王，一为学霸，谁也离不开谁。无论乱世造反的英雄，还是治世守成的帝王，总是需要乡愿们出智献计，制造舆论，而乡愿们总是乐此不疲，投其所好，巴不得趁机升官发财，哪怕以身相许，出卖灵魂，亦以为荣，致使中国几千年既无学术，又无政治，“学以造乡愿，政以畜大盗。”所以“吾国自秦以降，其为吾人之敌者，唯皇帝与圣人而已。”皇帝是专制政治的核心，圣人是专制文化的权威，皇帝与圣人结盟，政与学合一，政统学，学媚政。在政的庇护下，学最大限度的发美化政治的功能，在学的包装下，政则越来越为善，越来越专制。因你而皇帝不废圣人不死，政学不分，就无法走出专制的老路。然而到近代，情况终于有了转机，特别自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皇帝的名声已大不如前。但皇帝之名虽臭，专制的阴魂不散，做皇帝美梦者不乏其人。其手法之一就是将传统中用以维护专制权力的圣人纳入宪法，“务求于自由宪法之中，获以偶像之位置而后已。”穿现代服装，演历史古城戏，拉宪法大旗，为孔子助威。“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此乡愿政治之见端也。”孔子入宪，则宪法必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必为专制之宪法，必云集众多前来参拜的乡愿，以讨好专制主义。需要指出，李大钊的论述虽然针对的是特定的天坛宪草，特定的十九条付款，特定的孔子之道，旨在揭示孔子之道与专制主义的必然联系。然而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如果不是天坛宪草，不是十九条附款，不是孔子之道，而是换成另部宪法，另一条款，另家之道，是否就不是专制主义呢？依据李大钊的思想，它同样是专制主义。确实，历史曾经长期以孔子之道为正道，但历史不是现实，历史的选择不能成为后人的枷锁，后人没有服从历史选择的义务，后人有后人选择的自由。孔子之道是千年古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而成为千古不变的信条，孔子之道如此呢！即便外国圣人道高一簿，也同样受历史和时代的局限，甚至还受地域的局限。因此外国历史上的圣人之道就不能纳入中国的宪法。在中国历史上，为学之道长期隶属于为政之道，政与学不分。从而结下大盗之政与乡愿之学两个苦果。因而，政与学必须分离。从政学分离的角度看，不但中外历史上的死人之道不能人宪，活人之道更不能人宪。死人之道虽已过时，但毕竟已经定型，而活人之道虽未过却因活人而变幻莫测，令人无所适从。而且迟早成为死人之道，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却是要世代遵守的。无论何人何道，只要入宪就必然成为霸道，霸道一立。众道皆废，而文化霸道不仅依赖于政治霸道，又必须效忠于政治霸道。可见，无论何人何道入宪，都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都是政洽专制主义的结果，都服从服务于政治专制主义幸好袁世凯没有杜撰出一个“袁世凯之道”，井将此道纳人宪法。不然，袁世凯早就合皇帝与圣人、政道与学道于一身了，专制主义早就大行其道了，根本用不着装腔作势地尊孔拜孔，他只是坐享臣妾，乡愿.，子民和邪教徒尊他拜他就够了。需要一提的是需要一提的是，即便由他亲手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也没有留下“袁世凯之道”的笑柄，说明他还多少知道些羞耻，有些收敛，懂得一点宪法常识。虽然如此，《约法》还是为后人谥以“袁记约法”的恶名。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在人类走向自由的时代，专制主义可以疯狂于一时，却不可逞凶于永远。(二)附款：孔子之遗与思想言论自由的冲突对于国家来说，宪法是规范限制权力的法，对于国民来说，宪法是确保个人自由的法。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的目的。无手段则目的无从实现，而无目的则无需手段。目的较之手段更具有根本性意义。从这一角度看，宪法的准确定性并不是根本法，而是自由法，或者宪法之所以是根本法只因为它保障自由。自由才是宪法的根本。因而李大钊反复地称宪法是“自由宪法’’，是“自由之保证书”是。“国民自由之证券”，“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需之要求，为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固虽然是人，却不能充分享受宪法上的自由，那就不配做宪法保护下的公民，只能充当帝王统治下的顺民、子民、臣民、贱民、隶民，并且处境势必日益恶化，迟早沦为饥民、乱民、暴民。自由源于人的生命力，其内涵是多样的，但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群体动物，最长于心思和言表，因此，思想言论自由又尤为可贵。“立宪国之有言论，如人身之有血液”。无血液之身是为枯尸，无言论自由必为专制。人若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就必将导致两种结局。要么战战兢兢，不敢思不敢言，要么口是心非，虚伪成习，谎言满天。虚伪是思想不自由的产物，谎言是言论不自由的恶果。哪里有谎言哪里必言论不自由，哪里虚伪哪里必思想不自由。草木不思不言，物性使然，人若不思不言则不如草木。禽兽有脑有声，本能使然人若心口不一，以说谎作伪为能事，则禽兽不如。而天坛宪草有关孔子之道的规定恰好限制剥夺了人的思想言论自由，使人不成其为人。李大钊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法律政治思想家。他用法学政治学的新知识新方法新观点检讨中国历史，写下著名的《民彝与政治》一文，论述了历史上利用孔子之道摧残思想言论自由所造成的无穷祸患。他发问：为什么远古没有圣人，而圣人却成其伟大功德？而自从有了圣人又为什么圣人反绝迹于后？慢慢岁月，莽莽九州，唯有先圣古教相因，不见新人脱颖而出，黠然而无生气。难道退化与时并行，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代代不如孔子？答日，非也。不是人种在退化，而是别有原因。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天资聪颖，无论何朝何代何年，又什么人没有？然而，自从孔子成圣后就再也没有出现第一个像他那样的圣人。原因在于。自孔子被对为圣人，无论是明仁君主，还是昏君暴主，他们可以推翻一个庞大的专制王朝，再建一个更庞大的专制王朝，先后王朝如冰炭不同炉，春秋不兼至，非你死即我亡，却无不高举圣人的大旗，因而无论何人都无法成为圣人。非但不能成圣，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特别是做作为民族精神支柱的文人士大夫，心中只装圣人书，终日鞠躬尺礼，言则子曰诗云，动则循规蹈矩，以读书做官为业以特立独行为叛道，思想不自由，言论不自由，行动不自。中华民族一代代优秀儿女就这样在皇帝树立的圣人偶像前充当了牺牲。从文化史来看，可以说，中国一部历史是圣人经传的历史，是生人固守先圣教条、世代沿袭、踏故习常的历史，是先圣垂范后人、后人膜拜先圣的历史，是文化专制主义益恶化的历史，更是不断化灭自由的历史。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禁锢自由的主要方式是帝王直接使用专制权力推行孔子之道，那么，辛亥革命后则将孔子之道纳入宪法草案，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推行。-二者一脉相承，大同小异，都不外确定孔子之道的绝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