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金融危机的前景和中国金融的全球战略陈平

1西方金融危机的前景和中国金融的全球战略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e-mail]2008年11月6日《新华社内参稿》一、全球金融危机：美欧困境与可能选择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以致全球的金融危机，揭露出80年代以来，所谓英国撒切尔夫人与美国里根总统发动的市场化革命，导致西方社会的深层危机。到目前为止，美国股市已经蒸发了8万亿美元，美国房地产蒸发了3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估计美国昀终的财富损失将接近15万亿美元。西方政府的救市资金，美国、欧盟分别投入约2万亿美元，日本2750亿美元，美国利率降到1%，日本0.3%，美国存款保险从10万元增到25万元。大家关心的问题是：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前景如何？美欧政府的对策能奏效吗？中国政府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应当指出，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对策。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经济学家的观察，多数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即华盛顿共识的限制，只注意到问题的表面，例如：次贷的信用评级和监管不严，外贸赤字与财政赤字过大等等，但是对造成危机的深层原因却缺乏分析。（1）西方金融危机的六个深层次原因第一，美国军备过度扩张，欧盟东扩的财政负担，加上老龄化使福利社会不堪重负，东亚、中国崛起引发的世界格局必将重新调整。美国政府从70年代开始，同时进行扩张军备和维持福利社会，造成美国持续外贸财政双赤字。里根80年代上台后又采取自相矛盾的经济政策，一面大幅给富人减税，同时又搞“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他不惜大举借债，造成强势美元，迫使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首先转移到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当美国压迫日本和东亚货币升值以缩小贸易逆差时，又迫使这些制造业从亚洲小龙向中国大陆沿海转移。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好抓住了“里根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机遇。小布什总统继承里根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持续伊拉克2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一方面继续给富人减税，搞赤字财政，使美国的公共债务上升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应当指出，欧洲的负担比美国更重。与美国近30年来的减税政策相反，欧盟为了维护欧元和欧盟东扩，不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西德90年实施东西德货币统一的休克疗法，摧毁了东德的国有企业，导致巨大的财政转移支付，不得不大增统一税，放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导致整个欧盟增长的疲软。欧盟东扩的目标在乌克兰和俄国西部，导致日益增大的与俄国的冲突。同时欧洲老龄化与日益严重的移民问题又使西欧的福利社会面临比美国更难以持续的经济困局。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设计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美国从债权国转为债务国。尼克松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继续依靠金融和军事霸权维护美元强势，让外国政府购买低利美国政府债卷，补贴美国的过度消费和军事扩张。但美元贬值和次贷危机动摇了美国国债的信用，除非美国不断出售资产，否则无法靠出售国债维持美元信用。但是美国的冷战思维，只许欧日盟国收购美国企业和资产，但只许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等于变相补贴美国的过度消费与军事扩张。美国反而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和不公平贸易，实为颠倒是非。第三，均衡理论为基础的金融期权理论的内生不稳定性。期货与期权的产生，按照均衡理论应当降低和对冲市场风险，实际却是利用杠杆效应，放大与集中风险。我们发现期权理论依据的布莱克－苏尔茨模型本身是随时间扩散的，也即内生不稳定的。导致金融衍生品市场必然崩盘。目前虚拟金融市场的规模为实体经济的10倍。金融衍生工具被美国股神巴菲特称为金融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其崩溃将导致西方社会的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大洗牌，超出任何政府可以救市的规模。美国今天面临的金融危机，根源在里根80年代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衍生工具完全置于政府监管之外。第四，美国金融解规鼓励的金融兼并加剧了市场波动的幅度。美国的产权理论为取消反垄断法辩护的昀大恶果，是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按照大数原理，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假如从100家减少到1家，宏观波动的幅度将增加10倍。因为多数竞争者的涨落将使风险互相抵消，而独家垄断将大大集中风险。这次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与次贷有关的损失为$6600亿美元。处于破产边缘的美国保险集团为美国昀大的保险企业，政府注资高达$1228亿美元。美国政府不仅不拆散美国垄断投行与银行，还加大兼并力度，只会埋下更大危机。第五，凯恩斯学派刺激消费和货币学派放松银根的短期经济政策，犹如鸦片，如不结合结构调整，降息手段用得越多，泡沫破灭的推迟只会加剧今后结构调整的困难。为了获得选票，美国冷战结束后的历届政府都拒绝改革美国过时的高消费经济结构，拒绝适应美国经济衰落面临的挑战。每次面临经济危机都用降低利率的方法来刺激国内消费，同时利用美国的军事和金融霸权让其他国家为美国的错误政策买单，美国储蓄率从1980年代的10%降到如今的2%，甚至为零。其结果不但造成3美元疲软，而且接连产生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终于导致今天全面的金融危机。第六，货币主义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派在危机处理时的基本矛盾。我们应当注意美国内外经济政策的矛盾。在东亚金融危机和东欧转型萧条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要求受援国削减政府开支，提高利率，和关闭问题银行，以保护外国债主的利益。但美欧自己发生危机时的对策恰恰相反，还要求中东产油国与东亚国家买单。中国政府如不注意西方经济学的自相矛盾，在西方国家的舆论压力下让人民币升值，或为西方的救市买单，将错过中国发展的历史机会。（2）西方可能采取的对策走向与上述理论分析对应，西方的对策也将经过下述阶段：第一步，首先目前采用的货币政策，大幅注资，防止银行挤兑，企图恢复股市信心。由于政府不敢让房地产泡沫破灭，也不敢彻底改革昂贵的福利与医疗体系，昂贵的劳工使欧美投资无法竞争，所以市场仍然缺乏投资与增长的动力，经济持续低迷。第二步，会推动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工程，例如修路、修桥，如不奏效，则会重开军备，甚至发动中等规模战争，例如攻打巴基斯坦边界的塔里班武装或伊朗。第三步，假如财政政策也不奏效，才会反思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秩序，重新考虑大萧条的教训不只是弗里德曼认为的银根紧缩，而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金德博尔格指出的国际政治问题，即当时的美英法三强互不合作，导致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瓦解后无人接替。要真正挽救目前的全球化，必须重构雅尔达体系，建立美欧中合作基础上的新全球化体系。这就给中国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契机。我们可以说，目前美国发生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是冷战后昀大的国际变局。也是中国百年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领导人要成竹在胸，不到时机不出手。不可为国内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舆论所左右。二、国内阻碍中国崛起与金融升级的理论误区正确的政策来源于正确的理论对时局的洞察。当年美国迫使日元升值，逼日本为美国的财政外贸双赤字买单。过去几年，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又故伎重演，试图将美国问题的罪责转嫁到中国头上，指责中国故意压低汇率，是以牺牲国民福利为代价。而美国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又从人权外交的旗号下找到新的说法，似乎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促进中国内需，导致中美两国都能持续增长。国内受启蒙传统（即不加批判地引进西方理论）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双重影响的学者，也以美欧模式为参照系，脱离中国国情与世界大局，跟风批评国内实践中成功、但理论上未从西方学术界拿到话语权的中国政策。这就造成中国奥运期间在国际公关外交上的被动局面，中国经济学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误判，甚至影响到中国国际谈判的主导权。国内若干流行的错误主张严重干扰了中国政府的决策。如不纠正，将错过历史机遇，甚至使中国的发展道路遭遇重大曲折。4（1）中国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何在：“拉动内需“还是”推动内建“？国内不少学者同时羡慕西欧福利政策和美国刺激房地产、汽车的内需政策，企图要中国的发展战略照抄西方模式，而不顾中国人多地少技术落后的实际国情。近年来大肆鼓吹的中国内需不足，其论据值得分析。历史上只有西方强权可以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扩大内需来安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从来没有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刺激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先例。英国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和美国开发西部（大规模没收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土地分给白人移民）,目的都在扩大出口,而非拉动内需。中国耕地有限人口众多，除了黑龙江以外，不可能靠土地私有化搞欧美式大农场的规模经营，至今城市吸收的农民工以不稳定的季节工为主，农民工赚的短期收入主要用于结婚盖房、子女教育、和老人治病，没有更多的消费潜力。二次大战后日本、德国和亚洲小龙的经济起飞，得益于美国的朝鲜战争、柏林危机和越南战争，美军在当地的大量的后勤物资采购刺激了他们的经济复苏和繁荣。中国目前的出口产品，销售渠道主要控制在沃尔玛等跨国公司手中。中国产品获得的收益只占美国零售价的2%到5%。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销售网的民族企业，包括宝钢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产品出口或原材料采购的定价权。中国的民间储蓄很大比例是企业储蓄，因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技术改造主要靠企业的自身积累，遇到市场波动和汇率风险，就有破产风险。用劳动法等方式强迫中小企业提高个人工资与福利，或推高房价，提高劳动力成本，只能压缩竞争性企业的生存空间。不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竞争格局，不首先提升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空谈刺激内需，用西方式的立法手段来提高昀低工资和劳力保护强度，只会导致大批出口加工企业移向海外，加剧国内的就业危机和企业生存危机，缩小而非改善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国内有人主张用服务业来取代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他们都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服务业：传统的餐饮、旅馆等依附型的家政服务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等创新型的信息服务业。前者的发展依赖制造业创造的剩余。即使收入远比中国高的东德，工业不景气也导致服务业的萧条。南亚国家的乞丐满街都是。大观园中的传统仆人服务业难道能推动经济增长？人口稀少的海岛国家旅游业创造的就业远非中国的制造业可比。相反，创造型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依赖政府与社会大规模的投入。中国目前的高校几乎没有创造能力，多为西方理论的传销商，根源在于政府教育支出不足支付教职工的基本工资，逼得各大学靠扩招、卖文凭来变相牟利，无法从事长期实质的创造性研究。以美国底特律的房价而论，美国汽车工业繁荣时地价高涨，服务业随之繁荣，一旦油价高涨，美国生产耗能汽车的三大汽车公司陷入困境，大规模裁员，房地产随之大跌。除非能开发出新的产业生长点，政府发放短期失业救济能够拉动持续内需？政府维持房价能帮助企业转型？要大幅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难以用西方的刺激消费方法“拉动内需”，美国今日的金融危机，就是长期低利率鼓励房贷，造成次贷危机的严重后果。但是，在5面临国际经济不景气时，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推动内建“，包括整治耗水耗能的基础设施，补贴环保技术的推广应用，城市发展地铁轻轨等公共交通来替代堵塞污染的私人汽车，建设公共卫生与食品监管系统，降低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在中小城市建设和新兴产业相结合的，研究性大学与职业再教育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才有可能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奠定改善人民福利的深层基础。（2）中国金融战略的选择:防犯金融风险，还是加强中国金融的选优竞争能力中国目前企业的竞争能力，如联想、华为等已上升到国际水平，但缺乏国家政策与金融的支持。中国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银行，资产规模上已经进入世界500强，但在国际竞争能力上却无法和竞争性的企业相比。国际金融市场和国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也即影响股价的主导权，在国外金融巨头手中。美国投行经济学家频频现身中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指手画脚，是美国也无的“新闻自由”。过去西方投行与媒体的联手操作，可以轻易地让中国股市暴跌，廉价收购，然后炒高中国股市高价卖出，中国一月的赢利可以超过西方一年的收益。然而身体庞大而竞争力软弱的中国国有金融企业，至今还陷于亚洲金融风暴流行的“防范金融危机论”中作茧自缚，不敢向中国的汽车工业一样和跨国银行竞争。其根源不在缺乏金融领导人才，而在金融政策和政绩指标的调整不当。应当指出，中国目前实行的资本流动控制，对防范国际热钱流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是成功的。也给国有银行前几年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