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考古简介与文物保护

安徽考古简介与文物保护安徽，地处祖国东南部，有长江、淮河、浙江三大水系之利，境内自然地势可分为淮北、江淮、皖南三个区域。其中准北处在黄淮平原的南端，江淮西部大别山脉雄峙，向东丘陵起伏，区内河湖密布。皖南北部为长江沿岸的平原、丘陵；南部则为黄山山地，山高林深，属新安江流域。安徽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着境内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安徽是连接中原与东南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古代南、北方文化交流、传播、碰撞的重要地区，使得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既有自身的地域特点，又具有一定的兼蓄性。创造和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化，遗留下丰富的文物古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1983年至1986年的全省文物大普查，初步查出地面文物17623处，基本摸清了全省文物的数量、种类、和分布情况。同时也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对古遗址和古墓葬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安徽境内的考古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3年．原“中央博物院”在当涂县发掘了1座西晋砖室墓；193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湘、李景聃等人在调查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被盗事件时，曾对寿县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发现龙山文化至商周时期的古遗址12处及古墓葬8处。这些零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可以看作是安徽现代考古的开始。20世纪，安徽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后50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的考古事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先后发现4000多处古遗址和古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并取得了一大批闻名海内外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在这50年中，安徽考古工作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时期:20世纪50年代。缓慢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迅速发展时期：1978年至今。距今8000年到4000年属于新石器文化的内容，也就是通常所言的原始氏族社会部分。这一时期是安徽区域社会历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阶段，也是安徽考古学发现成果数量最多的，填补了安徽史前史上缺少实物的空白。蚌埠双墩遗址的陶塑人头像以及数以百计的陶器刻划符号，蒙城尉迟寺遗址十五间成组排列的房基，刻有族徽符号的大口陶尊和陶鸟型器座，分外引人瞩目。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代表很高科技水平的肖生玉人像、玉龙、玉鹰、玉猪、水晶圆球耳珰，美轮美奂，令人称绝。这一时期还发现怀宁孙家城、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时期城址等安徽最早的古城。蚌埠禹会村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大型夯土台基，更是把“禹会诸侯于涂山”、“禹娶涂山氏”从文献记载与传说故事变成实物上的证据，对于探讨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与文明的起源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商周属于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主要以青铜器的发现为主。商末周初以来，铜陵、南陵一带已开采铜矿，先秦铜矿遗址分布广泛，总产量高达数十万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重要青铜原料产地之一，尤为重要的是冰铜锭的发现，表明当时已掌握硫化铜矿的冶炼技术，在中国古代冶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青阳县新出土的100多公斤的商代青铜大铙，刚刚获得2008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国国君墓出土的青铜编钟、青铜鼎、彩绘陶瓮，首次对观众公开亮相。群舒、吴、越、蔡、楚等地铜器，具有明显地域风格。战国晚期，寿县作为楚国国都，是整个南中国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寿县出土的黄金铸币、鄂君启金节以及长丰发现的楚国贵族墓出土玉佩，代表了我国当时最高的工艺科技水准。在南陵至铜陵发现的古铜矿采矿与冶炼遗址，对于研究文献上的“南金”、“江南铜”、“丹阳铜”等历史问题提供线索，在中国冶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六安王陵考古新发现“黄肠题凑”墓葬形制，是安徽汉代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巢湖放王岗吕柯墓及北山头汉墓出土的圆雕玉卮与嵌料器、玉器、金器、银器于一体的漆罐，属于国宝级珍品。亳州是魏武帝曹操的故乡，曹氏家族墓葬和马鞍山市东吴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的发现，曾轰动一时，出土的象牙尺、玉猪、玉刚卯、名刺、木牍、人物故事漆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与物质文化。这一时期是我国瓷器的成熟期，陈列了众多的汉晋青瓷器物，反映了南方地区制瓷轻工业的发展。淮北柳孜运河码头遗址和宿州城关运河的发掘，是我国正在申报的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两个仅有的发掘点，考古工作增添众多陶瓷器、古船、石器、玉器遗物。唐宋时间，安徽出现以寿州窑、肖窑、繁昌窑、宣州窑、泾县窑为代表的40多座古窑址，是一批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合肥包拯家族墓、北宋马绍庭墓、南宋朱晞颜墓为代表的古墓发掘，出土一批稀世珍宝，如马绍庭是北宋名人马亮之孙，墓中出土的墨锭与毛笔被定为国宝级文物。朱晞颜墓中出土的玉盏、兽面纹玉卣、玉素面带板、金银器皿等都是南宋时期十分罕见的断代标准器。宿松发现的仙人吹笙瓷壶，更是我省瓷器类文物中的重器。歙县出土的元代枢府瓷窖藏，繁昌出土的元代青花瓷窖藏，合肥、六安、宣城等地发现的金银器窖藏，充分说明瓷器及金银器在当时江淮大地广为流传。歙县发现的明永乐年间代表宫廷金银器制作水平的遗物，反映了元代瓷器、金银器、玉器的制作技艺，集典雅、珍稀、华贵于一体。但安徽文物的保护，却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国保”单位汉代王陵墓地,被盗墓团伙觊觎已久；明代抗倭将领阮鹗之墓,坟冢、石雕损毁严重；同为明代大将的“黔国公”,墓前被开垦成了玉米地……王陵墓地被盗墓者觊觎。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六安汉代王陵墓,在2007年8月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又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就地保护,国家重点工程合武高速铁路建设特意为它“让道”。然而,因为规划、资金等问题,王陵墓地保护工程一度停滞不前。更令保护人员担忧的是,墓地因名声在外还长期遭到盗墓贼的觊觎。近两年,六安汉代王陵墓已经发生了5起盗墓事件,所幸的是,全都有惊无险。去年10月,在文物部门配合之下,一个携带高科技探测仪器的盗墓团伙在下手前被警方一网打尽。就在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还有疑似盗墓人员来到墓地周边踩点,被村民撞见后匆忙逃离。盗墓贼一直没有得手,是因为巡查员责任心比较强,附近村民参与保护意识高,有两起盗墓事件都是村民及时发现的。因为盗墓事件频发,巡查人员有些担心自身安全。市文物管理局争取财政资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份人身意外险,但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阮鹗棺木曾被打洞拖尸。明代著名抗倭将领阮鹗死后受到皇帝赐祭葬的礼遇,他的陵墓位于安徽省枞阳县藕(音)山镇,1998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园神道左右两边排列着石雕,有文臣、武将,也有骏马、白象。只不过,这些雕像如今损毁严重:一个“武官”的头颅已经不见踪影,一个石象头部也被“斩落”在地；还有一块石碑被摔成了几截,裂缝中长满了杂草。阮鹗的坟冢也未能幸免,上面的石板伤痕累累,与阮鹗的辉煌功勋形成强烈反差。枞阳县文物管理所负责人透露,阮鹗陵墓早在几十年前就已遭到损坏,后来又被盗墓者盯上。2003年农历7月,盗墓者在棺木上打洞,把阮鹗的尸体拖了出来,扔在了坟冢边上。据这位负责人透露,这是阮鹗陵墓被盗最厉害的一次。因为维修文物要按轻重缓急“排队”,所以阮鹗陵墓排在快要倒塌的古建筑后面,至今还未开始修复。而且,修复陵墓最少要花200万元,经费落实比较困难。安徽省现有野外不可移动文物25000余处,其中省保单位有708处。目前,保护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地理环境限制、人力资源不足以及维护经费紧张。野外文物不像是馆藏文物,它们的先天位置一般比较偏僻、零散,地理环境复杂,在文物保护中难度最大。为了保护野外文物,文物所在地要聘请看护员作日常巡视、管护,但有的地方在执行中并不是很到位。在维修保护经费方面,省财政去年给省保单位的维修保护专项资金大约有2300万元,今年提到了3300万元左右。安徽省采取项目库管理方式,要求各地按轻重缓急申报维护项目。申报分为重点维修、日常维护、规划方案编制三种，每年大概有一两百处省保单位申报重点项目维修,会批20到30处,每处给予50万元到100万元的经费支持。光这项支出就花去2000多万元,剩下的钱平摊到其他方面,有的地方连做方案的钱都不够。至于市县级文保单位的维护经费,大部分地区都没按要求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情况更不乐观。我觉得，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是比较有效的文物保护路径。野外文物选址有历史和文化因素,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发动当地民间力量。这样,既能对文物进行及时的保护和修复,也可以传承民族文化和精神。如何搭建民间力量参与渠道?有的文保单位属于国有,按照法律规定是不允许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但企业投入钱,肯定希望有利益回报,这就涉及到如何处理好文物管理和企业经营关系、如何开展政府部门与企业合作、如何防止经营活动改变文物所处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黄山市“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为探索这一路径提供了参考。据了解,当地的古建筑历经时代变迁,毁坏严重。黄山市出台了古村落保护利用、古民居认领保护利用、古民居原地保护利用土地转让和调整办理程序等7个规范性文件,形成了一个支持该工程的系统措施,探索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三结合”的方式保护古民居。文物管理部门正在探索这一课题,同时还将加大管理力度,加强保护员队伍建设,并争取财政支持,给予文保单位更好的经费保障。潘翔P2141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