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排放门

大众排放门，2015年9月18日，美国环境保护署指控大众汽车所售部分柴油车安装了专门应对尾气排放检测的软件，可以识别汽车是否处于被检测状态，继而在车检时秘密启动，从而使汽车能够在车检时以“高环保标准”过关，而在平时行驶时，这些汽车却大量排放污染物，最大可达美国法定标准的40倍。违规排放涉及的车款包括2008年之后销售的捷达、甲壳虫、高尔夫、奥迪A3，以及2014至2015款帕萨特。根据美国《清洁空气法》，每辆违规排放的汽车可能会被处以最高3.75万美元的罚款，总额可高达180亿美元。调查进展大众汽车集团(中国)2015年9月底再发声明称，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进口搭载了EA189四缸柴油发动机的大众进口Tiguan(途观)共计1946辆，有可能受到影响。在中国销售的部分途观车辆接受调查。卷入违规排放的大众柴油汽车数量预计为1100万辆，主要为搭载EA189型柴油发动机的车型，涉及大众、奥迪、斯柯达、西亚特四个品牌。其中，德国市场约280万辆，美国市场约48.2万辆，瑞士市场约18万辆。除美国之外，德国、韩国、意大利等国也开始调查大众汽车是否在当地违规。德国下萨克森州布伦瑞克检察院23日宣布对大众“排放门”展开初步调查，德国联邦交通部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已抵达大众总部所在地沃尔夫斯堡，将对涉事车辆是否符合德国和欧盟法规进行评估。瑞士方面25日宣布暂时禁止在当地销售大众品牌的柴油汽车。大众中国26日发布公告，该事件不涉及大众汽车集团在华合资企业生产和销售的所有产品。经查，发现由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进口、搭载了EA189四缸柴油发动机的大众进口Tiguan汽车，共计1946辆，有可能受到影响。此外，大众“排放门”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发酵，根据最新公布的消息显示，奥迪称包括A1，A3，A4，A5，A6，TT，Q3和Q5在内的大约210万辆奥迪与大众柴油车排放造假案有关，其中，欧洲142万辆EU5发动机的奥迪车安装了“失效装置”，57.7万辆在德国；另外美国约有1.3万辆。这是奥迪第一次明确涉及的车型以及数量。[众排放门新进展：前柴油引擎研发负责人被停职据英国路透社10月15日报道，随着大众公司排放丑闻的发酵，全球多国对当地的大众公司展开调查。在此期间担任柴油发动机研发负责人的鲁道夫(FalkoRudolph)已被停职。2006年到2010年期间，鲁道夫担任大众公司卡塞尔工厂的柴油发动机研发负责人。近日，国际与大众集团内部都在就柴油车型安装作弊软件一事展开调查。据悉，鲁道夫被停职是公司在一次国际调查之后做出的决定。[4]最新消息称，大众前集团前总裁马丁文德恩因操纵汽车排放数据目前正在接受德国检察官的调查。徐立凡从事件曝光到企业担责，总共只有5天。从政府到企业表现出的正面应对危机的态度，为大众和德国制造业最终度过危机打下了基础。大众“排放门”引发的风波正在向追责和行业揭弊两个方向发展。公司短期内损失了290亿美元市值，集团CEO马丁·文德恩宣布辞职。24日，又有德国媒体爆料，由国际清洁运输协会测试的宝马X3xDrive20d运动多功能车排放量达到了欧洲标准的11倍，宝马股票在法兰克福市场随即下跌近10%。这是一幅典型的商业丑闻导致的灾后场景。原有的商业信誉和品牌价值被撼动，质疑纷至沓来。这不只是大众必须承担的成本，也是德国汽车业乃至整个德国制造要共同承担的成本。问题在于，这股冲击波会波及到哪里。基于大众操纵尾气排放检测的欺诈性质，人们不禁联想起2001年的安然事件。作为位列世界500强前茅的能源巨头，安然公司当时风光无两，却被发现长期虚造利润、隐瞒巨额债务，在评级机构调低信用等级后，安然最终轰然倒塌。而付出欺诈代价的不止安然，随后半年多时间里，安然事件与“9·11”一起重创了美国投资者信心，美国股市2.5万亿美元市值蒸发，全球大宗商品、贵金属等市场出现拐点。大众“排放门”与安然事件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性质上看，二者都是对监管机构、消费者、投资者主观故意造假。从发展进程看，都在市场引发了强烈的连锁反应，而且与安然事件一样，国际评级机构也发出了下调大众信用等级的预警。从时间点看，安然事件爆发时，受“9·11”事件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明显变盘迹象，而大众“排放门”发作时，全球金融市场也屡经震荡，欧洲正饱受难民潮困扰。那么，大众“排放门”会成为第二个安然事件吗?历史有时候确实惊人相似，但走向却可能大相径庭。尽管与安然事件一样，大众“排放门”显示出了资本固有的贪婪，显示了行业中的隐秘黑洞，显示了再成功的企业也有抛弃社会责任的冲动，但是，大众“排放门”不会成为安然事件的复制版。这是因为，一方面，虽然性质同样恶劣，但大众“排放门”造假是独自行动，安然财务造假则是联手而为，后者更能折射出市场监管体系的缺失，因而更具破坏力。另一方面，作为装备制造业龙头，大众具有更稳定的赢利模式和更强大的现金流，抗打击能力要强得多。在调查结果出来后，美国监管机构对大众的最高罚款可能高达180亿美元，而大众去年利润为124亿美元，尽管会遭受重创，但不致出现生死之虞。而最关键的是，德国政府、舆论和大众，在事件曝光后的冷静反应。德国政府启动了不预设立场的调查，显示出不被美国调查结论和舆论倾向所左右的立场，德国舆论则在深挖柴油清洁车内幕，而大众在美国要求召回50多万台涉事车后，主动承认涉事车高达1100万台。从事件曝光到企业担责，总共只有5天。而2010年丰田召回事件，用了5年时间。从政府到企业表现出的正面应对危机的态度，为大众和德国制造业最终度过危机打下了基础。就此而言，大众“排放门”不是给了我们“看笑话”的佐料，而是给了我们一份信任危机如何产生、又该如何应对的全套教材。对于同属制造大国的中国来说，其中不乏可汲取总结之处。全球汽车业陷入动荡，起因是德国制造的象征：大众汽车承认在排放检测上造假，公司面临多国调查和天价罚款，全球受影响车辆或高达1100万辆，大众市值一度暴跌300亿欧元(合2350亿人民币)。了解丑闻的来龙去脉，请看新浪财经精彩长图《大众尾气门你必须知道的真相》。透析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的基本问题关键词：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社会责任摘要：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许多人指责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生产产品、雇佣童工、破坏环境和进行跨国界的商业贿赂，有关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和企业道德的问题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要使跨国公司拥有良好的企业道德，首先应在外部形成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最终将外在压力下的适应性转变内化为企业的主动选择。跨国公司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甚至改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许多人指责跨国公司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破坏环境、商业贿赂、残酷剥削发展中国家工人、隐瞒产品瑕疵和误导消费者。有关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和企业道德的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一、有关企业道德问题的争论对于企业究竟应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和具备良好的道德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争论。从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责任和企业道德不是企业与生俱来的使命，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坚持认为在自由公平的竞争条件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就是企业最主要社会责任的原因。而反对者则认为，时代已经变了，并且对公司的社会预期也在变，公司不再是只对股东负责的独立实体，它还要对建立和维持它们的更大的社会负责[1]。企业道德不仅意味着企业员工的行为应该符合道德标准和伦理准则，而且意味着企业的经营理念、宗旨和管理政策同样应该符合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和是非原则。与此相对应，对于商业行为中企业是否应该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在商业行为中是否存在道德的例外，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商业行为应该是非道德的，商业行为不受整个社会道德理想所指导，管理者可以做出自私行为，因为市场机制一般会自动地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其为大部分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利益服务。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保证一个商人在追求他自身利益的时候通常会比他真真实实打算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时候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用这种方式，资本主义通过那些并不以道德为目的的行为，为追求利润提供了一个合乎道德的理由[2]。这种理论称之为“非道义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曾经被人们所普遍接受，非道义理论使当时的管理者可以不必为自己那些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行为感到内疚或产生负罪感。即使到现在，这一理论仍然被一部分企业拿来为自己违背人类道德良知的行为进行辩解。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研究方向：国际企业管理。公众对这一观点越来越难以认同，如果企业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作为自己逃避社会责任和损害道德准则的借口，最终受到损害的只能是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因为企业的经济决策不可避免会对周围的社会环境产生影响，公司应该为此承担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所造成影响的后果，即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的道德也无法凌驾于社会的普遍道德准则之上。这一观点被称为“道德同一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商业行为应当由社会的普遍道德标准来判断，而非用一套更为宽容的特殊的标准。坚持道德同一理论的人认为市场的存在并不是忽视规范行为的理由或借口。尽管社会的普遍福利可以通过自私自利的商业行为而提高，但谋利并不是唯一的或最高的标准。如果忽视道德价值标准，那么谋利的含义就会显得比整个社会福利这一最终目的还要重要[3]。市场不是为错误行为辩解的借口，并且，管理者也不是处在一个道德伦理的例外之地。二、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的相对论与绝对论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有关企业道德的问题还要更加复杂。由于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超越了国界限制，相应地也超越了单一国家的法律和文化的范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否应该存在一个被所有企业普遍遵守的道德伦理准则。例如，在很多国家，行贿受贿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些国家政府行政官员的工资很低，他们已经习惯从自己的公共服务中收取一定的报酬。在有的国家，政府官员甚至会严格地运用大量的法律，阻止或妨碍正当的企业行为，一直到他们收到回报为止。而当地的文化传统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一行为，对于当地商人来说，采取这一手段是尽快完成公司目标的有效手段，他们并不认为利用贿赂来达成目标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但这样的行为对于其它一些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来说可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道德范畴和不道德行为定义的差异，究竟以何种标准来对跨国公司的行为加以评判，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每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都必须被认为是合理的，是合乎伦理的。对跨国公司而言，这意味着经理人员必须只能遵循其经营所在地的伦理观念[4]。例如，如果贿赂在某国是可以接受的一种经营手段，那么，即使这种行为在母国是非法的，跨国公司依然可以依照当地的规则行事。这种观点被称为道德或伦理的相对论，它意味着每一个社会的道德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都是合理的，都必须受到尊重。但批评者指出，如果以当地存在的伦理价值观念作为跨国公司企业道德的依据，那么事实上会造成对跨国公司的道德水准进行评价时失去一种可供衡量的标准，其结果是没有多少行为会被跨国公司认同为违反道德准则，因为它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行为符合当地的惯例当做为自己辩解的借口。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存在着不受文化和国家影响的基本的道德准则[5]。不管文化的差异有多大，总是存在一些为所有社会都认可的普遍价值观念和不能违背的行为规范，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服从并遵守这些准则。但是，令人担心的结果是，由于在对这些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进行选择时必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一些自认为熟悉正确的和合乎道德伦理的行为方式的经理人员很容易将外国文化的道德体系视为低级的或不道德的[6]，特别是当跨国公司规模巨大、资金雄厚并且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强大的控制力时，文化帝国主义很容易在这些跨国公司找到滋生的温床。一个泰国商人曾经对他的美国合作伙伴抱怨说：我们成为一个国家已经上千年，我们的文化超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