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文学文论呼唤创新

大国文学文论呼唤创新王岳川当代中国在文论边界扩大化上面争论不休,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辩识上的危机。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崛起。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在长达20年之内,学者在一个一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文论家,但是没有看到整体性地对中国当代20年以来的文论家加以研究的著作。中国当代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其重要语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构成的一种特殊的张力场。在这一张力场中,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在我看来,大国文学需要自我身份反省并坚持文论走近经典进而可持续创新。在中国文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应该重新检讨中国文论的精神价值取向,从全盘西化的文论盲视中走出来,重新以“走近经典”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审视大众图像时代中的中国文论身份,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到中国文论经验的世界化的转型中,关注文化创新与文学理论创新的同步性,进而守正创新——“走近经典”并“创新经典”。一图像时代的中国文论身份考辨传媒时代的中国文化面临多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当代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的崛起导致国际文化领域争夺话语权,另一方面,长期的西化使得东方精神世界意义的失落和中国文化身份的模糊,进而使得中国思想的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能力减弱。需重新张扬中国文化的当代创新力和新高度,在中西文化对话和文化互动中重塑中国文论的新形象。随着人类进入网络传媒时代,电子文本迅速取代着纸质文本,精英写作正在败给日常写作。个体发表文章、著作的机会更多,导致写作人数上涨,作者与读者之间界限模糊,甚至出现了作者身份贬值症候。作家也不再顾忌批评家的说法,因为每个人都身兼批评家、作家和读者多重身份。在网络传播时代,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使口语写作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的价值,日常生活感成为这个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到文字的速朽,文字的魅力不再是惊天地泣鬼神,而是不断生产又不断被覆盖。从珍惜语言到滥用语言,语言成为随波逐流的无思平台;从人的神话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消费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心主义到感觉中心主义,整个世界和文学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整体倾斜,艺术肉身化挤压精神性成为时代的标识。传媒带给我们视觉文化的冲击,数码相机从几十万像素发展到几十亿像素,其他的图像设备也越来越高清。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不可忽视的方面,各种图像、影像符号对于从前单纯的文字文本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图像很可能会胜过文字。人类从诗歌退回到小说,再由小说退回到散文,最后又退回到图像。当代媒体中的视觉文化有压倒文字文化的倾向。人类对视觉的偏重是文化感觉的位移,确实有一个中心转移的当代现象。如《大长今》的海外文化进入现象,广告轰炸现象,文化英雄被“文痞”取代现象,文学经典被戏说取代现象,央视的高文化水准栏目无疾而终而学术评书横行现象,超女掀起平民歌唱狂欢现象等。这些现象都与今天的视觉文化和大众媒体平台紧密相关。可以说,无视这种视觉化过程,将失去一次关照世界的文化审美、经验变迁的文化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偏向视觉文化而否定文字文化,而是意味着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研究场域和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对话方式。在当今大众媒体的强势笼罩下,出现了诸如图像时代和读图时代的种种说法,但是里面误区颇多。二者不应该对立起来,不应陷入到对视觉文化的一味辩护中去,不应随着历史盲动,更不能无视历史上的经典文本的当代性意义。根本上说,当今世界的视觉文化范式和话语是以美国文化为中心的,但是我们不用全盘拒绝或照搬这种流行文化,相反我们应当思考怎样在这样既有的传媒介质和文化平台上去发现再创属于自己的文化内容,并思考如何利用和引导这种视觉文化的规律,把中国文化精神更好地在新时代语境中展示出来,与西方形成新的文化对话。在面对新的文化变迁挑战的同时,中国不能再错失这样一次构建多元文化对话格局的机会。进一步看,在全球化浪潮中,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热核战争的威胁使整个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今日世界种族间的冲突层出不穷,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样化。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尊重差异性文化。多元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西方中心话语压抑的国家文化形象。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人类体现出“东方智慧”,使得东方智慧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中成为新世纪社会文化的有效资源,由此展开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将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汉语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性诗学特征,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生活的世俗化中日渐衰颓。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艺术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人们已经从前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的空间化——无时间。于是文化远离了高层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绿色生态化,使人在“红色写作”之后不坠入“白色写作”的怪圈,而是进入“绿色写作”的良性氛围,需要文学知识分子认真地思考。因为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地位。研究文艺学离不开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这是塑造新世纪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工作。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我们只有在东西方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把握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清醒地认识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那些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国际文化话语域中,强调文化。文论创新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在社会转轨中建立有效的公共文艺话语空间,使中国文论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的“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中国文论经验的世界化历史文献不是一堆“死的文化”或文化的“死的记录”,相反,文献中体现的文化,是历史的“人化”与“化人”的历史。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成为新的文化传统,才能使文化传承流布。文化价值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文化正是在选择和再生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感悟,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原创之可能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是体系创新。创新的体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大文化氛围和它的哲学含金量。不妨说,“20世纪西方文论”从新批评开始,现象学、解释学,包括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无一不是哲学登先。而且这种颇有影响力的西方文论不断中国化,导致“中国文论失语”之声不绝于耳。20世纪重大的诗学问题与哲学命题紧密相关,意味着哲学与诗学在二十世纪哲学危机中的相遇并面对同一问题,同时还说明那种单一地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封闭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人类“现代性感性本体论”问题——审美个体主义问题和诗意栖居问题已然成为世纪性课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当代哲学原创性正在丧失,由于哲学原创性的滞后,不能为文艺理论提供哲学的高台,所以当前的中国文论才显得如此混乱和迷茫。当务之急,是走出全盘追随西方哲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模式,从译介和克隆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中走出来,告别中国当代哲学和文论的无根性状态,开始中国现代性和范式创新性的独立思考。其二是范畴创新。范畴是对经验的提升,对概念的浓缩。但中国的文学经验却跟着西方走得太远。相当一些前卫作家经常把翻译的二手西方文学作品仔细琢磨,倾力模仿其语式、开场和结尾。作家已经远离个体体验的生命血性,正在背离中国经验的当下行和本土性。当文学的价值生成和精神地基失落时,中国文论家文学批评家不再读这类克隆西方的文学作品,而只读西方理论进而克隆西方文艺理论,这使得文论在批评和文论建设方面走向双重失落。当代文学似乎不屑于具有本土独特性——中华性。中国每年生产的长篇小说1000余部,短篇小说不计其数,写小说的人比读小说的人更多。人们已经不再读作品而转向读“身体”,开始和作家共同合谋发掘欲望化肉身化的“身体”。今天所有的困惑由身体开始。作为个体的生命是物质的非物质形式,是随着对生与死的思考并抵达存在之根而展开的。只有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和可能性,领悟到心性转折对人的意义,才能实实在在而朴素自然地体味到自己作为诗人或哲人的使命。每个思想者都处在天地俯仰之间,而禀有一种倾听真实的焦迫,他只有在这种焦迫中才能剥离社会强加的人格面具而感悟自己真实的内在声音。但是,这种关乎人存在意义的基本本体论今天仍然成为被遗忘的对象。本体论从神、从人的理性、从人的意志已然降解到弗洛伊德说的人的欲望。“下行本体论”表明人类“上行本体论”的终结,于是人类的精神痼疾正在成为精神生态的死症。我感兴趣的是,人类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重新反弹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创建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呢?其三是文化创新的价值无定感。可以说,人类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加速了“文化价值观”的失落,因而应有一次“价值论转向”或“价值论复归”。20世纪美国pop文化的强力推进,使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到文本、语言、叙事、结构、张力、语言批判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转向就成为本世纪哲学或诗学“终点”,相反,它仅仅是成为一个转向之后的“新转向”——“文化研究转向”,即由“语言”转向了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统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考量、科技理性分析等。换言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的牢房”,而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科学“大理论”之中。于是,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在新的层面上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新话题,不断出现在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中。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关注。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征,应该成为“价值论转向”的重要元素,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自己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法国于连(FraneoisJullien)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认为:“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思想产生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选择。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