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期末考试资料

一、诗经伯兮文学作品中的思妇形象（一）例子先秦思妇诗《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唐代思妇诗李白《长干行》《子夜吴歌》《乌夜啼》杜甫《月夜》金昌绪《春怨》沈佺期《杂诗》施肩吾《望夫词》刘采春《啰唝曲》张九龄《赋得自君之出矣》忽见杨柳枝头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忧来思君不敢忘，未觉泪下满襟裳。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卖卜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二）形象征人妇商人妇游子妇流泪、消瘦、内脏剧痛、胡思乱想，行为乖戾；无心做事；捣衣、制衣、寄衣、寄书；天气变化、春秋景物、成双的动物尤其是月光触景生情；诗经中：《国风》中的思妇诗所表达的爱情都是在封建礼教的范围之内的，也可以说是封建礼教的产物。有宣扬礼义道德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这种感情显然是温雅而含蓄唐代诗歌中：李白：数量庞大、形象众多、身份全面；外柔内刚、意气昂扬；大胆反对礼教、追求合理的人性需求；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平等对话白居易：关注女性政治地位；慨叹盛年不再、韶华易逝；征人妇形象突出；杜牧：给予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对末世的感慨；身份模糊、寓意深远（三、四）“代言体”诗指诗人代人设辞，假托他人(多为女子)的身份、心理、口吻、语气来创作构思，表面上是诗中抒情主人公代诗人言的一种诗歌体式、创作模式与表现方式。“代言体”诗在标题、人称、形式、内容、表现角度、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征，代言体诗的形成也有其政治、艺术、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这么多代言体1、女性地位低微，无法直接发言；同情2、借此抒发自己的情感、抱负、观点。如厌恶战争、渴望和平3、比拟自己和君王4、诗人心理的柔软一面5、爱情思念是从古至今文学的主题思妇诗，不论哪类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鉴赏时联系生活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奇思怪行常有。“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刘采春《啰唝曲》）。这位少妇在独处空闺，百无聊赖之际，想到经商夫婿的离去，一会怨水，一会恨船，既说“不喜”，又说“生憎”，想到离别之久，已说“经岁”再说“经年”。“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卖卜人。”（施肩吾《望夫词》）女子望夫心切，去桥头占了一卦，卖卜人欺以其方，一旦丈夫不归，试想她不恨卖卜人恨谁呢？更有趣的是金昌绪《春怨》中，女主人公因黄莺啼晓惊醒了她去辽西见征人丈夫的梦，因此，她要打它，不让它叫。虽说常常无心做事，但思妇们为表达感情也常常做一些事：捣衣、制衣、寄衣、寄书。“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玉兰《寄夫》）“一行”与“千行”强烈对比，极言纸短情长，少妇心中焦虑着与严冬赛跑的寒衣是否已到丈夫手中。“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李白《子夜吴歌》）“秋月扬明辉”的季节正是赶制征衣的季节，在如昼的月光下，女子边捣衣边思念玉关的征人。除用上述言行来表达思妇情感外，诗人们还用常见的触景生情手法来表达。天气变化、春秋景物、成双的动物尤其是月光，都是让思妇们生情的常见之景。这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提到了。“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陈玉兰《寄夫》）“青青水中蒲，下有一双鱼。君今上陇去，我在与谁居？”（韩愈《青青水中蒲》）双游欢愉的鱼儿让女主人公多么伶仃落寞。“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李白《长干行》）门前伫立等待时留下的足迹已长满了青苔，盖上了绿叶，再加上西园双飞的蝴蝶，这怎能不教女子容貌憔悴？总之，诗人们以他们丰富的积累，生活化地为我们再现了当年思妇的伶俜形象。二、魏晋人士的人格特点魏晋名士重视人格美，亦即注重自身的容貌举止、个性才能、品德修养，其实质还是魏晋那个特殊的时代和政治气候造成的。魏晋士人的“风神潇洒”，体现出了时代的“真精神”！究其实质，却表现了一种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崇高。质如璞玉浑金，才是魏晋风流的真正内涵。魏晋名士的儒道互补精神铸就了他们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世说新语》笔下的“人性”，是道德规范下的人性中“善”的一面，魏晋士人的狂放不羁的背后是灵魂的扭曲、心理的变态以及道德的沦丧。在初期，魏晋士人极其有生气和内在美德，并不缺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个性的空前释放[3]，玄学的明道思辨，朝野的得失进退，世道人情的喜怒哀乐，在此俱有生动的记述，它已成为魏晋思潮最权威的形象诠释者；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完美的追求，对隐逸脱世的理想境界的企盼，对虚伪贪鄙的抨击，对真善美的崇尚等，皆贯穿于全书的脉理。它还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社会多方面代表人物的性格特征及精神面貌，如曹操的才雄心忍、嵇康的疾恶如仇、王敦的刚愎残暴、谢安的镇定从容，这些人物均栩栩如生；其他诸如东汉末年反对宦官专权的李膺、陈蕃、郭泰，孔融等建安七子、阮籍等竹林七贤、张华、左思、二陆等文士，爱国志士刘琨、祖逖，东晋中兴名臣王导、顾荣、周顗、陶侃，清谈名家何宴、王衍，权臣钟会，北伐名将桓温，名书法家二王父子，画家顾恺之等等，于此也都有鲜明的写照。魏晋人崇尚隐逸，爱好山林，应该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庄子的影响。以善为美是先秦诸子共有的审美思想。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撇开它被后代统治者利用以束缚人民的成分，其主流是应该肯定的。它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人民美好感情的流露。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知识分子用“至性”来解释伦理道德，脱去了它听命于统治者的奴性外衣，还之以“人之本性”的真实涵义。由此产生的两晋士人的扪虱而谈、放纵不羁则是站在儒术的圈外不受其束缚，人性中抛弃了道德规范后的原始的、本能的天性的觉醒，作为人格美的一个组成部分，魏晋士人对于容貌与气质的重视到了一个狂热的地步。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本身并不在于名士是否真的是美男子宽仁的胸襟和直率的性情建立了魏晋士人的新生命。历来的评价都以为名士最初是较有生气的，而与社会责任感上却很显不足。它是在乱世的环境中对儒家人生准则的一种否定，是游离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之外的，这就注定了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关于魏晋风流或魏晋风度，许多学者和专家都做过各方面的研究，鲁迅先生将其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一）魏晋名士之所以如此重视人格美，亦即注重自身的容貌举止、个性才能、品德修养，其实质还是魏晋那个特殊的时代和政治气候造成的。东汉以察举和征辟的方法选拔官吏，主要依据是宗族乡党对人士的鉴定性评语。这便是最初的有意识的人物品鉴。当时称为清议。品鉴的标准主要是儒家的道德标准，品鉴的方法是根据人物外貌判别人物品格高下的骨相之法。清议一般由大名士主持，出自大名士口中的一句评语，往往能决定士人的一生。如东汉后期的大名士李膺，后进之士如果能得到他的赏识，“皆以为登龙门”[7]。连一代枭雄的曹操也不得小觑这种势力。东汉倾颓以后，为了适应门阀士族创政时期对人才的急剧需求，曹操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四次下求贤令，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选举原则，人物品鉴的标准因而由道德变为才能。人物品鉴的目的不再只是为政治统治提供官僚人选，而成为对于理想人格的探索与追求；品鉴的内容也不再限道德或才能的单一考察，而成为对于人物的道德修养、个性才能、品貌举止的全面评价。魏晋南北朝名士对容貌的注重，有其历史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基础。自东汉以来，就极为重视人物品评，起初有政治上“选官得才”的实际用途，于仕途有极大关系。正如宗白华所说，魏晋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发时代”，然而却又是中国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当时士人们的普遍心态——形虽为时所拘，但心却可在无垠的精神世界里自由翱翔。是痛苦的生命体验，使士人不得不将视线转向自身，抓住生命中抽搐的痛苦，使生命的悲剧感进一步深化。魏晋的士人之所以隐逸不仕，不与当道合作，还是因为乱世纷争、礼崩乐坏。他们放荡形骸，其实是对世事洞彻（当然这种洞彻是建立在悲观的基础上的）之后所做出的无奈的选择。当时的社会构架没有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抱负的合理的生存空间，他们无法在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引导下去“兼济天下”，当然就只好去“独善其身”了。但总体而言，魏晋士人的人格美足可以光照千古，策进后人。（二）当今社会出现了哪些问题。一是社会信任危机。二是生活危机。三是个性危机。首先，“魏晋风流”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崇尚自然，追求天然率真的人格。魏晋名士身上体现的洒脱不羁、率真而豪放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缺少的。魏晋名士身上体现的洒脱不羁、率真而豪放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缺少的。史书载阮籍“邻家少妇有美色，籍尝清饮，醉，则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阮籍做出如此越规犯矩之事，邻妇其夫却不加怀疑，这说明其夫充分相信阮籍的人格，为人豪放洒脱，不拘礼节，是个正人君子，这就是信任的力量。我们的社会缺乏信任，是因为没有回归本性，没有一种自然的状态；为了名利，互相之间明争暗斗，掩盖了原来的本性，不敢相信人，更不愿意相信人。其次，“魏晋风流”讲求生活雅趣，追求一种高雅的生活状态。魏晋名士有的能知足常乐，有的能安贫乐道，“不汲汲于富贵”，是一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精神境界。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表达自己：“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陶渊明则是知足常乐的典型，“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晏如也”，在如此简陋在的环境下，却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王羲之一行聚于会稽山上，却能“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得其所乐，而不刻意追求，任性自然，而与物无所求，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世说新语》中又曾记载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却是“乘兴而行，兴尽而反”。这些魏晋名士，知足常乐，对待外物随性而为，不过分追求，这明显受了老庄哲学的影响。一直以来，儒学鼓励我们积极进取，积极入世，但是如果我们不加节制的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人生反而成了一种累赘，那是一种为生存而生存。事实上，生存只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任何生物都是在生存，而生活，却是生存基础上的更高追求，是独属于人的。因此，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到底是生存还是在生活？另外，“魏晋风流”中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魏晋名士追求个性自由，任性而为。魏晋时期不仅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更是自我发现的时代，这种自我发现堪比一次东方意义的“文艺复兴”。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对友人的信中便说，“抱琴行吟，弋钓草野”，“游山泽，观鱼鸟，意甚乐之”；陶渊明更是“质朴自然，非矫厉所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魏晋名士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不愿苟且与世俗同流合污，故而回归田园自然，保持自己特有的个性，是对自我独特价值的一种肯定。他们现实不遇，难展才华，心中愤懑，却豁达洒脱，为世人所仰。又嵇康说自己“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更有不羁者，“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好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又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于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入我裈中’”刘玲的故事固然过激，是不值得我们今天人去效仿的，但是我们对于个性的解读仍然要定义正确。个性不是过分的标新立异，过分的自我，而是一种独立的人格下，有着自己的理性思考。对“魏晋风流”以与时俱进的解释，宣传一种崭新的思想观念尤为重要，而这种新的思想，我们无需惧怕其形态，它本身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三、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还是讽喻主题爱情主题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1、白居易所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