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视野下的巴金—重读《随想录》

大文学视野下的巴金———重读《随想录》作者：天天论文网日期：2016-1-159:58:48点击：2［摘要］巴金在《随想录》中提倡的“说真话”、“无技巧”、“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正体现了巴金自觉的“大文学”追求。融历史记叙、个人见闻、思想笔记于一体的传统中国“大文学”书写，有其自觉的历史性、文献性及“为了人生”的追求，巴金《随想录》正是以“大文学”视野所完成的对历史的记录和审判、建造的个人“文革”博物馆和现代文学资料馆。只有在大文学视野下，我们才能读懂巴金《随想录》中历史之真和个人情感之真相交织的属性及意义；“大文学”不仅对巴金研究提供新角度，亦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解读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关键词］巴金；《随想录》；大文学关于巴金，我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是“真”，从早年创作直到“随想录”系列都是如此。①但问题在于，何以“真”的问题如此重要？随着历史的烟云翻滚，巴金能够感受到的“真”的价值似乎与今天的人们的思想有差距，以致已经有当代学人公开质疑这样的书写价值。随着对历史资料的披露与思考，当代学人要求的“真”，意味着对“文革”发生的体制根源以及中国政治人文环境的反思，巴金把灾难归结为“封建主义的流毒”在他们看来没有触及本质，他们认定晚年巴金相比青年巴金保守了，怯懦了：他的反思“夹带了不少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缺乏自己的独立话语”。②“无论表现形式、思想高度都没有超出当局给定的标高线。”③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有限的、止于浅表的反思，是一种有意的躲避和推卸责任。巴金对政治集权和“四人帮”的控诉，被指责是为知识分子开脱：“对政治集权如何解构了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的话语权力的声讨……实质上掩盖了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这种历史资源的有机构成的残酷现实。”由此判断，巴金“真”的背后的实质是“假”：“其一再被主流批评家所称道的‘讲真话’精神，也只能成为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懦弱脊梁、萎靡人格、颓唐心理的代名词。”④“真”成了可疑的，从“纯文学”的眼光看，巴金为突出“真”而选择的“无技巧”创作方法，也失去必要，反倒成为破坏文学艺术的坏示范：“通篇的废话唠叨，极其粗糙的词语搭配，绝少文学美感与艺术张力的行文……难道这种浅直如话的行文就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吗？难道这种消解了文学质素的写作，给现代文学提供了可资效法的艺术经验吗？”⑤而西方现代艺术的波诡云谲则更是意味复杂地告诉我们何谓艺术的繁复追求，与这样的追求相比较，巴金的理想似乎比较简单。然而，所有这些质疑并不能取代我们内心深处的巴金的意义：在种种艺术理论与历史真实的概念背后，巴金及其《随想录》依然挺拔屹立，这种不可替代的庄严的存在又源于何方？我觉得这里其实存在一个当代所谓“纯文学”、“纯艺术”概念与我们固有的对文学的“需要”的根本差异问题，无论文学的概念如何演变，我们心灵深处源远流长的“需要”依然不可改变。现代中国作家自觉不自觉地都愿意借用近代以后西方发展起来的“纯文学”概念，但在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中———无论中外———又都在无意识中为“杂文学”的趣味留有余地，那种融历史记叙、个人见闻、思想笔记于一体的自由书写依然散发着难以替代的魅力。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的“文学”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这种“繁杂性”与“灵活性”。更重要的在于，杂文学—大文学概念意义的文字更带有对生存的直接的表现和关怀，其中是历史与个人情感的交织。巴金文学创作最基本的一些追求———真与“无技巧”都与大文学的视野直接相关。“真”属于文学与历史共同的目标。中国文论最早对“真”的表述可以追溯到“修辞立其诚”、“闲邪存其诚”（《周易·乾卦·文言》）。“诚”，《说文解字》⑥、《尔雅》皆释为“信也”，邢昺疏曰：“皆谓诚实不欺也”。⑦传统中国文学中的“诚”即“真”，表现为对现实生存的忠实记录和历史关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可见“大文学”的特性之一就是“历史”关怀：在文学中包含着对时代的记录和审判。巴金在《随想录》中不厌其烦地倡导说真话，不仅有“说真话系列”，还将文集命名为《真话集》，其历史求“真”的属性十分明显。在巴金“大文学”的追求中，明确把“真”作为衡量当前文学价值的最高标准：“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年代早已过去，人们要听的是真话。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想说真话？是不是敢说真话？无论如何，我不能躲避读者们的炯炯目光。”⑧在巴金看来，“真”是作者和读者衡量作品的共同标准。何以“真”超越了其他文学要素，变得如此重要？“文革”十年浩劫消除的恰恰是文学的“真”。人们起初把假话当真话说，后来把假话当假话说，大家把假话、空话当护身符，在“运动”的大神来检查“卫生”时装点门面。每次学习、批斗都能做到“要啥有啥”，取得预期的效果。假话使得文坛上没有真的文学，人们根据“长官意志”炮制出“遵命文学”，这种文学可以随意变戏法，“四人帮”一下台，立刻从“反走资派”文学变为“反四人帮”文学。“假”文学更被用来“杀”人，人民在“学习”假话中失去头脑，由人变牛，相信、传播假话：“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更在假话的狂热中“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⑨可以说，假话毁了文学，带来了“文革”。巴金更指出，假文学带来的灾难不仅是文革，更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逆流如何能发动战争，把年轻人骗上战场成为炮灰？靠他们的假文学掩盖真相，把侵略说成是“进入”中国，为中国人谋幸福。巴金提出，文学家的责任是把真相告诉人民，文学是时代人生的忠实记录，这就是巴金所理解的文学之“真”，也是历史所追求的“真”。因此，巴金在《随想录》中身体力行的“真”，首先是说出真相。为了让下一代人给“文革”下结论、写历史，巴金要在《随想录》中把“四人帮”和“文革”的真实材料留给后人，他忠实记录自己经历的抄家、批斗、牛棚生活，不保留地画出大家由人变牛、由人变兽的丑态和疯态：“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随想录》之“真”还意味着对历史的探索和关怀，巴金认为瑡，何以产生文革？人何以变兽？他试图通过不断“探索”，让大家“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只有弄清来龙去脉，找回自己，才不至于“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由此可知，巴金的“大文学”具有历史属性，自觉承担了对时代记录和审判的功能。巴金也曾明确表示，《随想录》就是他用笔建立的文革博物馆。博物馆最明确的作用，就是对历史的储存和展示，“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的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博物馆存在之意义，就在于对历史无声的批评和警示：“大文学”还具有文献性。巴金一直试图带头创办现代文学资料馆，他“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巴金有意识地记下故人往事，如萧珊、丽尼、冯雪峰、老舍、黎列文、方令孺、马宗融、满涛、顾均正、胡风等。这些经巴金散文剪裁的人物真实可触，其用意正是出于“大文学”文献性的考虑。一方面，巴金有意识记录作家友人生平和他与之交往过程，为现代文学史留下珍贵回忆资料，并力求展现这些作家在文革中被歪曲了的真实面貌：方面，巴金记录了这些作家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被批斗、过早结束生命的珍贵史料。如同他赞赏的《杨沫日记》一样，巴金也希望以史为鉴，让后人对作家们的遭遇有真实的了解和公正的评判：“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明白巴金《随想录》自觉的“大文学”追求，从大文学视野出发，我们才能解读属于巴金的“真”：首先，这是一种自觉承担历史记录和关怀的“真”，在假文学充斥的时代，巴金的“真”文学有医治时代病的作用；其次，这是在历史性和文献性意义上的求“真”，《随想录》是巴金用笔建造的文革博物馆和现代文学资料馆，其历史和文学价值不容低估。明白“大文学—杂文学”是纯文学之外的“别一种文学”，有其独立的属性和追求，就不会有对巴金之“真”的误会。当然，在中国的历史概念中，除了事实的真切，“真”还有一层含义：诚挚。中国古代文学的“诚”，除了“信”，还有“诚挚”之意，《广韵》云：“诚，审也，敬也，信也。”诚感神”，都言文学来自于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其情真”，然后才能“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在巴金的“大文学”概念中，真除了写事实，也意味着写真心，巴金坦言其写作的秘诀是把心交给读者。同样，“文革”十年浩劫消除的不仅是真话，还有真心，正因为隐藏了真心，才不见真话：“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读者间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挚、写真心，在《随想录》中身体力行，首先是把心交给读者，坦诚表达自己的爱憎，除了对“四人帮”的憎，更有对人民的爱：“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会熄灭。认识到，十年动乱带不走的，反而支持我们活下来的，“是爱，是火，是希望，是一切积极的东西。”这是保存我们民族不亡的根本，是前人希望通过我们留给后人的火种。正如文学家的责任是揭示真相，文学家的责任也是传递真情。这巴金创作《随想录》时的急迫感，来自于欠债要还的赎罪观，更来自于对传递真情的责任感：“只有金的“大文学”中，“真”是历史之真与个人情感之真的融合，恰恰是在极左政治时期，“真”被空前扭曲和淆乱。中国文学的思维“真实”被迫包裹着太多的观念和态度，属于官方认定的“真实”，这里被最大扭曲的就是个人情感的真挚性，借助“大文学”视野是回复“真”的途径。大文学杂取多式、自然随意的写作也形成了独有的“自然技巧”，这就是巴金一直强调的“无技__巧”。在呈现我们生存关怀的严重性的意义上，对技巧的谈论本身可能包含一种危险性，有可能会以艺术的名义掩盖甚至伤害我们表达的勇气。巴金一直对此抱有警惕，到《随想录》更为自觉。大概到晚年，历经人生磨难，更加清楚对中国人而言什么东西是至关重要的，什么东西是绚丽的浮云，所以巴金更加理直气壮地谈论和张扬“无技巧”的问题。在巴金的“大文学”观中，文学的要义是求真，在他看来，“真”的文学不需要技巧：“我说把心交给读者，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不是以文学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说，我不追求技巧。”“我甚至说不一定漂亮，“技巧”反而是骗子惯用的伎俩，因此他宣称“无技巧”，更有一层对于“技巧”的警惕和有意远离：“当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笔抹杀……但是对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却十分讨厌。即使它们用技巧‘武装到牙齿’，它们也不过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这种文章我看得太多了！”“无技巧”的背后是抵制直面“文革”，抵制“真”：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只有在头一次把“随想”收集成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就因为我要人们牢牢记住“文革”。第一卷问世不久我便受到围攻，香港七位大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赤膊上阵，七个人一样声调，挥舞棍棒，杀了过来，还说我的“随想”“文法上不通顺”，又缺乏“文学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他们的一句话使我开了窍，他们责备我在一本小书内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原来都是为了“文革”。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文革”，要大家都忘记在我的理想，巴金自觉远离了可能妨害“真”的“技巧”。用纯文学眼光来指责巴金的“无技巧”，是没有领会巴金“大文学”的追求，正如鲁迅所说：“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大文学”的理念和认知时显时隐，或自觉或不太自觉，但都形成了一条始终贯通的追求，在不同作家那里体现着其不同的内容。鲁迅杂文是对流行的“艺术规范”的突破，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大文学突破纯文学规范）；当代《吴宓日记续编》属于“野史”与个人文学表述的结合，在回归文史一体的传统大文学轨道上建构自己；巴金晚年随笔则是对文学生存关怀的思想与艺术的基本原则的捍卫，从中格外突出了大文学“为了人生”的若干本质。巴金“大文学”的另一个属性就是“为了人生”：“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