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城乡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摘要：保护利用工业遗产，可谓善待社会历史资源、改善城市空间环境、保持城市生机魅力与原真印记的科学文明之举。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的城乡文化遗产被破坏，城乡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迫在眉睫。作为我国南方工业重镇，江苏应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创建自己的经典范例。关键词：城乡文化遗产保护价值江苏模式一、城乡文化遗产找到了严重破坏随着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也随之不断变好，然而，在这一好趋势不断发展的同时，城乡文化遗产却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许多地方、个人为了经济的发展，不断破坏、改造城乡文化遗产，找到了媒体的深切关注，发人深省。（一）、过度开发破坏事件频发中国拥有众多的世界遗产，但在保护和开发中产生了许多矛盾，同时对世界遗产的保护不力也造成了遗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世界遗产武陵源风景区里的世界第一电梯1998年9月，湖南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申遗成功后大规模城市化改建，造“天上街市”、“宾馆城”和“天下第一梯”，每次破土动工都留下一处疤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员监测，批评当地让武陵源成了一座被围困的孤岛。2003年8月，四川都江堰，杨柳湖工程距离都江堰仅1300米，被紧急叫停。2003年1月，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遇真宫，主殿发生大火。武当山文物管理部门擅自将遇真宫使用权转让给一家私立武术学校，埋下安全隐患。2004年2月，大足石刻石门山一尊石刻和一尊泥塑头像被砍掉盗走。2005年10月，山西平遥古城南城门城墙坍塌。近20年来，山东泰山被过度开发，植被被破坏，景区一度出现违章建筑164处、违法别墅21栋；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以及布达拉宫等享誉中外的世界遗产，均曾因各种问题被要求整改。（二）破坏世界遗产的三大形式早在2006年，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就已指出，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存在“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存在“建设性破坏”和过度开发。孙家正说，一些地方不能正确理解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和全部的意义，在申报之前大动干戈，申报之后就将这项工作抛到脑后；还有的则是在申报成功之后大兴土木搞建设、大张旗鼓搞开发，而对遗产保护急需的管理、规划、抢救、修缮、展示乃至安全保卫工作则漠不关心。过度开发对世界遗产的破坏，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人工化是指人造景观和建筑过量，破坏自然景观；商业化则表现为在保护区内大做生意，开办各种商铺等。城市化和商业化紧密相连，商业化必然导致按城市标准来建设。如泰山，当地曾试图在山顶建设“热闹非凡的天上城市”，“变风景的泰山为经济的泰山”，并美其名曰“天街”。武当山是另一个极端例子。湖北十堰从2001年起即着手招商引资，希望将武当山包装成一棵摇钱树。武当山文管所在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复真观”内大兴土木，将部分古建筑按三星级宾馆标准进行改造、扩建，对外提供吃、住、游、购、娱全方位服务，严重破坏古建筑群，引发全球关注。二、借鉴国内外经验，保护和利用好城乡文化遗产（一）国外是如何对待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遗产保护中的最主要矛盾，管理者的自身定位直接影响到遗产保护的最终效果。美国国家公园的管理者将自己定位于管家或服务员，而不是业主的角色，对遗产只有照看和维护的义务，而没有随意支配的权利。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公园和历史文化遗产地是国民欣赏自然与精神活动的场所，是激发爱国主义激情的神圣的“瑰宝之地”，必须严加保护，供国民世代享用。为此，法律严格禁止在所有国家公园和历史文化遗产地修建索道。公园内除了按公路美学的原则修建必要的公路外，严格限制其他机动交通。欧美少有因为“申遗”而大兴土木、大拆大建、大迁移的情况发生，大多数人对待“世界遗产”心态平和。英国湖区国家公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当地政府没有因为这个金字招牌试图搞房地产开发以带动经济利益。（二）把握城乡文化遗产推动城市变革的原动力历史总是用静默来提醒人们曾经的兴盛，并发人深省以求后来的发展。就拿广州来说，广州长期“一口通商”，鸦片战争之前就沐浴和感染了近代工业文明，一直是我国南方工业重心。孙中山先生曾全方位制订广州“南方大港”发展规划，每一项有关城乡文化遗产都凝结着城市社会发展的演变规律。实施对城乡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开发利用，对维护城市风貌、保持生机特色、克服千城一面现象，很有意义。（三）满足人们对工业时代生活的怀念城乡文化遗产虽不怎么具有“赏玩性”，但影响巨大，表征和见证了人类社会衍生的生活场景，同样具有“文物”的特质，并具有某种特殊美学——科技美学的意义。一个成熟的民族必须正确地面对民族发展中的每一个文化片断。如广州水泥厂、珠江钢琴厂等场所开展工业遗产旅游，建立工业遗产博物馆，就能让人们产生对一百多年来工业文明、工业技术、工业社会、工业名人等历史文化的怀念。（四）发挥城乡文化遗产再生经济价值城乡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并无绝对的对立性。在保护真实性、完整性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再利用，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城乡文化遗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经济学价值。一般将城乡文化遗产改建为展览馆、公园、艺术家工作室、特种演出场馆、餐厅、歌舞厅、体育活动场馆、超市、商业街等，效益十分理想。广州信义会馆、“动感小西关”等工业改造项目就是很成功的。（五）体现城乡文化遗产革命教育性功能从清末的全国第一个外资修船厂到洋务派的机器局，从张之洞到民国时期孙中山手下的企业家都应有一个恰当的历史地位。尤其广州早期工业时代，许多具有革命性、拓荒性的“全国第一家”工业企业，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广州士敏土厂后来成为孙中山“大元帅府”。它们是不可再生而弥足珍贵的革命史迹，应以革命的名义来加以保护。（六）探索先进的保护范例和制度模式在保护体制方面，广州拟可首先突破由国家对文化遗产事业的统揽统包格局，让遗产保护与市场经营相结合。政府制定法律、规章，号召公众参与，鼓励企业投资，形成了优良的社会风气。既采用非盈利性体制保护遗产的公益性和公共性，又利用市场机制积聚保护力量，这是社会资产公平合理运用的前提。西村是民国时期的“工业开发区”，并联系到帆船时代海上商品经济加工业的历史。用推土机推平这块土地，在思想和手段上都是不可取的。三、结语城乡文化遗产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人口和商业在都市区的高度集中，为新产业的形成、生产力的增强以及促进增长，营造了独一无二的经济环境。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城市聚集都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环节，保护和利用好城乡文化遗产则是这重要环节中的一个关键。尽管两国的管理和法律制度不同，但都市管理却是共同关注的问题。防止城市蔓延并确保城乡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有序延伸是都市区管理的主要目的。如果我们的努力取得成功，明天的大都市地区将会成为更适宜居住的地方。参考文献[1]宋伟宏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利用的良性互动发展[J].博物馆研究,2006,(03).[2]周武忠.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共赢[J].国际学术动态,2007,(05).[3]敏颜.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应重点抓五方面工作[J].城市规划通讯,2006,(10).[4]刘建平,陈姣凤,林龙飞.论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贵州民族研究,2007,(03).[5]陈峰云,范玉仙,朱文晶,李长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以平遥古城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01).[6]周武忠.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共赢——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J].艺术百家,20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