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资料

1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源起、现状与展望1引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继续稳妥推进城市化。按照中国城市化所处阶段及其趋势判断，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将可能达到或超过50%。然而根据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六大城市病正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等，将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城市中国“如何健康前行显得极为重要。意识到这一问题，学者们围绕如何提防和治理城市病问题展开了探索性研究，试图回答:破解当前城市病难题的手段何在，中国将以何种步伐迈入城市时代，又将以何种模式续写中国城市化的传奇。2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源起早在唐朝，我国城市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数的10%左右，而当时的世界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但一千多年以后，到1949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却仍占全国的,15%左右，而同时期世界城市人口已占28日%。直到199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首次超过30%，而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相比之下西万国家城市的兴起始于工业革命，人口迅速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导致了城市病问题的出现。对此西万的学者开始探索城市病的治理之策，并提出了一些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相比而言，由于中国城市化的时间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所以伴随而来的城市病及其研究相对较晚。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城市病问题才开始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如今回顾这些早期文献，可以发现我国城市病研究内容相对简单，即主要围绕城市化问题而提及城市病，并呈现出几个万面的特征:其一，学者们首先是注意到了西万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病问题，如吴友仁(1979)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小城市，其结果是交通堵塞、公害严重、住房紧张、居住条件恶化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等。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及城市病是资本主义特有产物的观点，杨张乔(1988)作了回应，认为我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在许多万面与世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有相似之处，只是在与社会制度的联系上表现出各自‘质’的异性。其二，把中国2城市化模式同城市病相联系，其中有关城市规模的争论最为激烈。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病是由于城市过大而产生，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刘纯彬(1990)认为“人们看到了大城市病的严重，主张发展小城镇，而买际上小城镇的病要比大城市严重得多”。其三，认为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过度集中于城市而导致了城市病。如黄荣清指出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劳动者的就业率停滞或下降等问题，进而出现了所谓的“过度城市化”。3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现状3.1城市病的内涵和特征截至目前，城市病并无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定义。直观上，城市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都可称为城市病。由此看来，其所囊括的范围非常厂泛。张汉飞(2010)指出城市病到底指的是大城市病还是中等城市病或是小城市病是许多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学者们需要探讨的问题。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主要强调的还是特大城市病、大城市病。即便如此从研究者的不同视尾仍然可以将其界定形式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城市病的“病态”特征而列举出城市病的主要病症。这一界定方法在我国的城市经济学教材中十分流行。如张敦富(2000)认为由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城市中也不可避免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有关环境区位问题、有关资源分配问题、有关偏差行为问题、有关社会制度问题等。作为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面临流动人口题和老龄化，拆迁问题等。胡欣，江小群(2005)将城市病划分为二十四类:大拆大建、无序开发、住宅问题、烂尾楼、城中村、流动人口集聚与城市烂边、水危机、垃圾围城、环境污染、马路杀手、工程误区、绿化误区、空城现象、热岛效应、病态建筑、劳动力资源损伤、文化资源过度开发、公共卫生体系滞后、城市地质灾害、交通堵塞、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城市管理不力、规划问题、安全问题等。二是基于城市病产生的内在原因而进行界定。相对于第一种界定，这种定义方法试图把握城市病的本质，因而显得更为深刻。周加来(2004)认为城市病是指在我国城市化尚未完全实现的阶段中，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市系统存在缺陷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张汉飞(2010)认为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城市化发3展规模的匹配度失衡。城市的资源环境是有一定承载能力的，随着城市的膨胀，城市的资源环境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的良好发展。另外城市组织管理落后于城市化过程也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三是基于城市化的角度而进行的界定。与前两者主要侧重于将城市作为独立“体”加以考察不同，这方面的观点认为城市病是因城市化而产生。如曹钟雄、武良成(2010)把城市病定义为:是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的环境、资源、基础设施等难以适应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失衡和无序现象。城市病是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而产生的，它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王桂新(2010)指出一般认为大城市病是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所以有时也称大城市病为过度城市化。3.2城市病产生的原因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在有关城市病内涵和表象特征的基础上，学者们不断地尝试探讨城市病背后的原因。取得了较为丰富却又相对零散的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尾度可以将城市病的原因归结为:一是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如徐传湛、秦海林(2007)认为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服务并不具有明显的排他胜与竞争性或排他的成本过高，因此由市场提供的供给往往小于买际需求。这其实是认为市场机制无法自觉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因而导致城市的“公有地悲剧”。王桂新(2010)同样指出市场经济往往有使城市规模过大的倾向，这些市场的消极作用或市场的失败可能造成或加剧“大城市病”。曹钟雄、武良成(2010)认为隐藏在城市病表征下的内在决足性要素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公共品属性，因而在市场经济中容易产生过度消费之问题，往往不足以支撑城市的发展，进而导致城市病的产生。但他们同时指出尽管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纯公共产品，但是公共治理和市场价值的分配可以影响其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4力，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当会对城市病具有重要影响。显而易见，一旦认同城市病是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就是承认城市病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共同面临的课题。二是认为城市病是政府的原因而造成。结合城市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周加来(2004)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析。他认为:在城市化起步阶段，由于城市化速度慢，经历的时间长，形成了政府对城市的僵化管理模式及城市规划的严重落后，为城市病留下隐患；在城市化加速阶段起步阶段，城市系统与功能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张的需要。以城市建设系统滞后为病因，以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为病症的城市病首当其冲地显现出来。各城市管理者把精力和目标放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了生态效益、环境污染；在城市化的基本实现阶段，受传统思维惯性约束，管理者面对许多新问题束手无策。而被管理者则面对管理者的无能，也无可奈何由此双方往往发生冲突；全社会的目标都集中在经济效益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甚至以牺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谋求经济效益。基于在现阶段的我国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曾广宇和王胜泉(2005)指出:由于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份额较大,政府要出政绩就要在工业上进行圈地运动。因此“GDP”政府容易忽视其,它不大容易显示政绩的事情,尤其是需要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发展事业发展滞后,因政府职能缺位而出现城市病的机率并不为少。此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GDP”政府还容易使地万政府盲目扩张城市,导致城市规模超过最优状态,进而带来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三是认为城市病是由城乡矛盾所导致。早在20世纪中期，托达罗就意识到很多发达国家面临厂泛的城市失业和乡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现象。然而由于西方城市发展观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导致相关研究大都站在城市的尾度研究城市病问题，而没有将城乡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之内。正如刘永亮、王孟欣(2010)所言:“现有文献虽然研究尾度不尽相同，研究结论也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基本相同，即往往单纯地从城市自身尾度去思考和解决城市病”。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必须从城乡关系尾度去研究城市病，寻找更为根本和深远意义上的解决之道。城市的发达和农村的疲敝是农村人口大景涌向城市的基本背景，而涌向城市的人口一旦超过城市5现买承载力就会引发城市病，因此城乡发展失衡是催生城市病的重要因素。3.3城市病的治理中国加速城市化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快”字当头，城市化率由1978年不到18%提高到2010年接近50%。放眼未来，我国还将持续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未来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城市。中国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城市，中国是好或是坏，是健康或是病态，为此2000年中国市长协会就推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白皮书”一一《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消除“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防治城市病的宏观理论，为我国的城市病治理提供大的原则和方向。自此逐渐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就中国城市病现状或者潜在病症开出药方。首先立足于城市本身而提出的治理方法。其一意识到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认为缓解城市病的利器之一就是加强城市规划，使城市发展从无序走向有序。事实上，国外城市，如伦敦20世纪40年代后编制了“大伦敦规划“，东京编制了“都圈整备计划”，巴黎于1961年建立了专门机构——地区规划整顿委员会，墨西哥城于1987年制定了第一个“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其二就是要控制人口进而控制城市规模。如丁金宏(2011)指出大城市的病态是以”大“为根本病因。要缓解或消除大城市病控制人口规模不营为治本之策。郑亚平、聂锐(2010)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在170一250万之间时投资回报较高，社会福利较好，对要素有较强的吸引力，城市规模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和扩散辐射能力比较明显，且没有明显的大城市综合症，城市的综合效益比较显著。其三一些学者针对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就业困难、贫民窟而分别提出的对策也属于这一研究范畴。其四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及增强公众参与度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次从城市与区域的关系提出治理方法。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所以很多学者从城乡系统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城市病的对策。他们主张突破以往就城市论城市、就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战略。刘永亮、王孟欣(2010)指出我国的户籍制度、小城镇战略也并未有效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世界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靠控制大城市规模和鼓励发展小城镇的做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根治城市病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6距，实现城乡发展平衡则是解决城市病的根本之道。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两位学者建议:努力解决城乡教育失衡问题;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战略高度;设法保留农民工的“保命田”。朗朗、宁育育(2010)从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现状出发，综合分析了当前一些学者有关城市风险的看法认为: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工业蓬勃发展，很多农民都扔下土地进工厂工作，可是一旦这些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其它地区，大量的人失去土地也没了工作，将成为城市贫民。另一方面在中国解决城市的问题必须考虑农村。中外学者中早有这种共识。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是缠在一起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