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

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一、绪论：中国西南云南、贵州、四川一带，自古以来民族复杂，彼此分立，不相统属。其后庄蹻开滇，汉武帝通西南夷，诸葛武侯平蛮，汉文化的势力仅仅只到云南东部，西部及南部依然故我，不受影响。六朝以至隋唐之际，土著大族有爨姓者逐渐兴起，雄踞云南东部。唐高宗以后，云南西部今大理附近，是一些称为乌蛮的六诏民族住在其间，声势渐盛；这在唐朝称为东爨乌蛮。而在今云南东部曲靖以西至于安宁一带住居的民族，称为西爨白蛮。东爨乌蛮，西爨白蛮，总名为二爨。玄宗开元时，六诏最南的蒙舍诏遂兼并五诏，统一全滇。蒙舍诏姓蒙氏，以于六诏中居最南，故称南诏，统一后仍臣服于唐，受唐封为云南王。天宝十载始背唐自立，国号大蒙。自此以后，虽有偶然来归的时候，而唐朝始终不能完全控制，事实上建号称王，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自天宝十载建大蒙国起，至昭宗天复二年为郑买嗣所灭止，凡享国一百五十余年。如自唐初蒙氏之始露头角算起，则南诏之雄踞西南达二百七八十年，与李唐一代相终始。最盛时的疆域。北以今四川大渡河为界，南有今安南的北圻一带，东面兵力曾到今贵州的遵义(唐名播州)，以及广西西部(唐属邕管)，西则今日的缅甸、泰国俱遭受过南诏的蹂躏。自八世纪初至九世纪末，俨然为东南亚洲一大国，与吐蕃分庭抗礼。因为南诏疆域紧接唐邕管、黔州、益州诸地，南诏的盛衰也就影响到唐朝的安危。懿宗以后南诏寇边几乎不间年岁，整个的唐朝都为之骚动不宁。《新唐书。南蛮传》纪僖宗时卢携叙述当时南诏寇边的情形，是：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卢耽，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南诏的祸患既然愈来愈烈，于是徐州的兵也调来驻防桂林；久戍思归，因有庞勋之乱，其后王仙芝、黄巢即乘之而起。唐朝之亡其近因肇始于此。所以《新唐书·南蛮传赞》说：“小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南诏和唐朝的关系可算是够大的了!南诏和中国的关系虽然很重要，但因所包涵的民族太复杂，遗留下来的史料又不多，所以清朝一代治西北史地成为风气，而致力于南诏史研究者却寥寥可数。清乾隆时卢文弨曾校过唐樊绰所著《蛮书》，清末民初沈子培先生也有《蛮书校》本之作。卢校原本现存南京国学图书馆，只二十余事，大都琐屑，无关宏旨。沈校仅见一《跋》，全书存否，不得而知。欧洲汉学家注意南诏史者有一九0四年出版珊松译的《南沼野史》(C．Sainson,Nan-TchaoYeChe，HistoreParticuliereduNan-NanTchao,Traductiond’uneHisoirel’ancienYun-nan)，伯希和(P.Pelliot)的《交广印度两道考》(DeuxitinerairesdeChineenIndeálafinduⅧsiècle依冯承钧先生译名)中，也讨论到南诏史上的一些问题。日本学者有铃木俊的讨论六诏地望一文，发表于《东洋学报》中。近二十年来，中国方面注意西南民族历史的人始逐渐多起来，云南学者如方国瑜、徐嘉瑞、范义田诸先生，前中央研究院如陶云逵诸先生，对于南诏史的研究，都发表过很好的文章。以视二十年前之寂寞无声，真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到昆明，住在乡下。因为想知道一点西南历史，才从事于樊绰《蛮书》的研究。十几年来，对于《蛮书》仅仅作一番校注工作，若说南诏史，还是在那里摸索，并未能豁然贯通．今因周一良先生的敦促，于是将论唐代纪载南诏诸书的旧稿，加以修正，重新写成《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一文。兹谨以此短篇作为献给一良先生尊人叔弢前辈先生花甲之庆的礼物。并愿藉此求国内外治南诏史的诸先进予以指教！自汉武帝通西南夷以后，《史记》、两《汉书》都有《西南夷传》，述西南事情。其以西南的人著书专纪西南如云南的历史者，只有成都杨终的《哀牢传》。杨终书仅《后汉书·西南夷传》章怀太子注引一条，述哀牢夷九隆氏自禁高至扈栗凡八代名称，余俱不传。杨终以后，晋常璩《华阳国志》也曾约略纪到云南。《太平御览》所引书有《永昌记》、《永昌郡传》和《南中八郡志》。《南中八郡志》又见于《艺文类聚》，自是唐以前书，中有永昌一郡，其余七郡，《类聚》、《御览》所引都未说及，不过其中提到交阯(《御览》九一0)邛河(《御览》七九一)，是《八郡志》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永昌记》提到哀牢王(《御览》三五八)。《永昌郡传》则于永昌郡外，并叙述到云南东部朱提、建寗、兴古三郡(《御览》七九一、七八一、五五六)；这都是后汉以迄蜀汉所建的郡，齐以后始废。故《永昌郡传》或许也是唐以前的作品，与《哀牢传》同为纪述云南的最古文献。魏晋以后，云南与中国的关系日渐疏远。北周武帝天和五年(公元五七0年)，命大将军郑恪率师平越雋，于其地置西寗州，只到今日西康的西昌一带。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公元五九七年)，史万岁平西寗羌，进讨南寗夷爨翫，度西二河入渠滥川，破其三十余部。西二河即今洱海，西渠滥川则今风仪。南诏时之称大釐亦曰史▉，当与史万岁有关也。到了唐朝，与西南交往日繁，使节往来不绝于书，于是山川能赋．成为著作。如袁滋《云南记》、韦齐休《云南行记》、樊绰《蛮书》、窦滂《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诸书，咸出于目识亲览，为今日研究唐代南诏史的第一手资料。袁滋、韦齐休、窦滂、徐云虔诸人之作虽已不传，而从《御览》、《通鉴考异》所引一鳞片爪，犹可以见其梗概。今就所知，略考如次。二、袁滋《云南记》：唐与云南关系，高宗时始见记载，咸亨初(公元六七0年左右)将军李义(《旧唐书》作李义总，《骆宾王集》作李义)率师伐姚州群蛮。《骆宾王文集》卷九有《兵部奏姚州破逆贼柳诺设杨虔柳露布》及《兵部奏姚州破贼设蒙俭等露布》二文即纪此役。天宝初，云南叛唐与吐蕃合，时扰西川。至德宗贞元初，南诏异牟寻苦吐蕃征敛无度，因清平宫郑回之劝，有归唐之志。其时西川节度使为韦皋，遂发书招谕。贞元九年，西川与南诏定约；十年，南诏破吐蕃于神川；同年六月，唐遣袁滋为册南诏使，至云南。袁滋的《云南记》，就是纪此行见闻之作。唐人著书言云南，当以袁氏之作为最早。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新唐书》一五一有传，《旧唐书》一八五入良吏传。据《新唐书·南诏传》，贞元十年那一次的出使，以袁滋为持节册南诏使，成都少尹庞颀副之，崔佐时、刘幽岩为判官，俱文珍为宣尉使。袁滋诸人入云南，走的是北路，《新唐书·地理志》戎州开边下小注云：自县南七十里至曲州，又四百八十里至石门镇，隋开皇五年率益、汉二州兵所开。又经邓枕山马鞍渡，二百五十里至阿旁部落。又经蒙夔山，百九十里至阿夔部落。又百八十里至谕官川，又经薄▉川，百五十里至界江山下。又经荆溪谷▉渘池，三百二十里至汤麻顿。又二百五十里至柘东城。又经安寗井三百九十里至曲水。又经石鼓，二百二十里渡石门，至佉龙驿。又六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城。贞元十年诏祠部郎中袁滋与内给事刘贞谅使南诏由此。刘贞谅即俱文珍，从义父姓后改为刘。这就是《蛮书》所说唐代入云南的北路，一称为石门路。《地理志》所云开皇五年益、汉二州兵开路一事，也见于《蛮书》。《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纪北路云：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川至云南，谓之北路。从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从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上有隋初刊记处云：“开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黄荣领始、益二州石匠，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遍梁桥阁，通越析州、津州。”盖史万岁南征、出于此也。天宝中鲜于仲通南溪下兵，亦是此路。后遂闭绝。仅五十年来，贞元十年南诏立功归化，朝廷发使册命，而邛部旧路方有吐蕃侵钞隔关。其年七月，西川节度韦皋乃遣巡官监察御史马益开石门路，置行馆。(所引《蛮书》文字，依拙著《蛮书校注》，对《四库》本时有是正)这里的石门，在今云南盐津县境内。今盐津县豆沙关路左摩崖上还存有袁滋入云南时经过此地的摩崖题名一篇。题名一共八行，俱左行，全文楷书，唯“袁滋题”三字篆文。文曰：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题袁滋是唐代的一位书家，以篆隶著称当时，其篆书《▉庼铭》，知者甚多，楷书极少见。此一题名，可以补正两《唐书》及《蛮书》之处不少。而所谓石门路，我又疑心就是秦汉以来自四川通云南的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一语张守节《正义》云：《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厄，故道才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也。唐时的郎州属戎州都督府管，辖味、同乐、升麻、同起、新丰、陇堤、泉麻七县，当今云南昭通以南至于曲靖、陆凉诸县地。故《括地志》所指郎州境内的五尺道，大概就是石门路；隋、唐两代不过加以修理而已。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四有《送袁中丞持节册南诏》五韵一首，即赠袁滋使云南者，诗云：西南使星去。远徼通朝聘。烟雨焚道深，麾幢汉仪盛。途轻五尺崄，水爱双流净。上国洽恩波，外臣遵礼命。离堂驻驺驭，且尽樽中圣。因为袁滋诸人走的石门路，就是秦汉以来的五尺道，所以权载之诗有“途轻五尺崄”之语。这也可以作石门路即五尺道一说的佐证。《旧唐书·袁滋传》说滋“因使行著《云南记》五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卷数同。《宋史·艺文志》未著录，又不见于《郡斋读书志》诸书。《太平御览》引有《云南记》，我疑心是韦齐休的《云南行记》，说见下。袁滋的书到宋代大概已经不存了，所以司马温公作《通鉴考异》也没有征引。《大典》本《蛮书》卷十的末了有一段袁滋册立异牟寻为云南王的纪事，自袁滋到柘东起，至册封完毕回到戎州为止，凡一千多字。文章尔雅，排日叙事，极为翔实，《新唐书·南诏传》也有这样的一段；这很可能就是取之于袁滋的《云南记》。袁氏书可考者仅止于此。根据两《唐书》、《通鉴》、《册府元龟》，以及《蛮书》的纪载，我们可以推知袁滋诸人大概是贞元十年五月受命，六月离长安，七月马益修石门路，九月二十日袁滋诸人过石门，十月十五日至安寗城。十九日到曲驿，二十一日过欠舍川，二十三日到云南城，二十四日到白崖城，二十六日过大和城抵阳苴▉，二十七日行册封礼。十一月七日事毕东归，发阳苴▉城，二十四日至石门，更十日，即十二月初四日到戎州。自戎州出发，往返大约三月。南诏自天宝时背唐起至贞元十年，中间经过四十多年，始又奉唐正朔。袁滋奉使，在当时一定轰动了长安，也一定有不少的人为文为诗以壮其行的。但是现在我们只从《权载之集》中见到赠诗一首。载之又有《送袁中丞持节册回鹘序》一首，序文开篇说今有回鹘君长纳忠内附，以下说的全是滇池昆明的故事，以唐蒙、诸葛武侯为喻。这篇序显然也是送袁滋使云南之作，何以题目以及文内都错上回鹘二字?以前在昆明，曾以此请教于陈寅恪先生，俱疑莫能明也!三、韦齐休《云南行记》：自德宗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袁滋使云南，归著《云南记》以后，经过三十年，到穆宗长庆三年(公元八二三年)，又有韦审规之使云南。随行者有韦齐休，著《云南行记》二卷，盖纪此行见闻之作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伪史类纪韦齐休《云南行记》云：韦齐休《云南行记》二卷，长庆三年从韦审规使云南，记往来道里及见闻。《序》谓云南所以能为唐患者，以开道越嶲耳。若自黎州之南清溪关外，尽斥弃之，疆场可以无虞，不然忧未艾也。及唐之亡，祸果由此。本朝弃嶲州不守，而蜀无边患。以此论之，则齐休之言，可不谓善哉!韦审规名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韦氏平齐公房韦淡之子，寿州刺史，《元和姓纂》则谓系韦渐子。穆宗长庆元年，以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白氏长庆集》卷卅二有《韦审规可西川节度副使制》，制文有“命文昌为帅长，俾镇抚焉。次命审规为上介，俾左右焉”之辞，是韦审规也于长庆元年受命为西川节度副使。段文昌的西川节度使，只做到长庆三年。长庆三年十月，就以杜元颖除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所以段文昌的去职，当在十月以前，而审规当也连同调任。审规出使云南，见《新唐书·南蛮传》，《南蛮传》说：元和三年异牟寻死……子寻阁劝立。……明年死，子劝龙晟立。……十一年为弄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