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与军政关系纵论大国崛起中的军事与政治

一个国家是怎样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一个国家又是怎样由大变小、由盛而衰甚至最终走上消亡道路的?这一直是古今中外很多学者终其一生想要揭开的国家兴衰之谜。迄今为止仍然还有无数学者对此“谜念念不忘，探究热情丝毫未减，学者们这种乐此不疲研究国家兴衰之谜的执着精神着实令人钦佩和感动，当然也不难理解，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学者不断深入探讨的有趣课题。不过，在国家诞生以来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曾经出现过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多到不可胜数，但令世人印象深刻的国家却少得屈指可数。毫无疑问，人们能够记得的大概还是那些流传千古的少数大国神话。但不幸的是，很多举世闻名的古代大国在历史的长河里走上了Et趋衰落的不归之路，慢慢分化成了一个一个的迷你小国；有的超级大国渐渐变成一块一块的地区碎片，甚至突然解体，轰然倒塌，烟消云散。像中华民族这样一直保有大国规模的形态，从古代文明大国演变成现代文明大国的幸运民族国家并不多见。在国家兴衰研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背景的学者对大国兴衰给出的结论可能千差万别，甚至不乏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观点，但都对“国家兴衰与军政关系”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这一点甚少表示怀疑。所以，无论从感性的常识判断出发，还是从理性的专业研究角度分析，“国家兴衰与军政关系”恐怕都是一个值得军事政治学者应该给予研究的重大课题。①这是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由发展中的东方大国阔步迈向发达的全球大国来说，“国家兴衰与军政关系”不仅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历史课题，也是一个令人难以回避的现实课题，更是一个引人人胜的未来课题。同时，国内外众多学科进行大国研究的热情也呼唤和推动着中国的政治学者特别是军事政治学者必须尽快加入到这一研究的队伍之中。之所以要呼吁政治学者特别是军事政治学者积极投身于大国兴衰的研究行列，主要是由于军事与政治特别是军队与国家之间的密切相关性而决定的，因为这是政治学尤其是军事政治学应该关注的重大课题。事实上如拉斯维尔、亨廷顿等政治学大师都是十分重视这一主题研究的，他们本身也同时是西方军事政治学的奠基人和创立者。就政治学的常识而言，一个国家的基本追求主要包括相互联系、有时部分重合、通常不可兼得的四个方面：安全(包括国内安全和国外安全)、发展(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尊严(国际地位等)和自由。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这四个方面的渴求有轻重缓急之分，这四方面的排列组合便形成一国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目标。军队对于国家这四方面的追求均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程度未必相同)：第一，就安全角度而言，军队是国家外部和内部安全主要的保障者和威胁者。这是军队对于国家的主要意义。第二，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军队可以成为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和阻碍者。尽管这不是军队对于国家的主要意义，但是在某些国家或者某些时期这一点是重要的。第三，从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言，军队是一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者和降低者之一。尤其是冷战后，军事在外交(比如国际合作)和国际贡献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第四，自由的概念非常复杂，不管如何理解，军队均与一个国家的自由紧密相关。如上所言，军队和军事对于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政治、经济、社会等对于国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既然同处于国家范畴之内，只要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完成了相对分离，那么两两之间必然形成关系，而且每一个关系都与其他关系发生着联系。军政关系是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的关系(抽象意义上指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由于政治和军事对于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军政关系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自然毋庸讳言。军政关系是由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的互动直接决定的，但是由于军事和政治在国家范畴内与经济、社会等发生联系，因此从根本上讲军政关系是由整个国家的性质(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所塑造的。同样的道理，军政关系不仅直接对军事和政治形成制约，还作为国家范畴的组成部分之一影响整个国家形态的性质，影响着经济、社会等国家的其他组成部分。国家的兴衰是对国家整体、某一部分(如经济、军事、政治、社会等)或者某几部分走势的描述，是国家性质的外在体现的一种，因此与军政关系密不可分。对于现代国家的崛起而言，军政关系必须是和谐的，以减少内耗；必须是合理的，以避免影响国家的其他方面；必须是民主的，以保证崛起之后不会迅速衰落。对于大国的兴衰而言，军政关系更是影响广泛而深刻。毫无疑问，“大国崛起与军政关系”是大国兴衰中激动人心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此处最感兴趣最想探讨的主题。那么，国家兴衰起与军政关系之间，特别是大国崛起与军政关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正是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值得高兴的是，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的相关成果也为起步阶段的中国军事政治学者创造和提供了比较丰厚的理论资源和包括分析工具在内的十分有利的研究条件，特别是学界关于“国家兴衰”和“军政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这对于我们从军事政治学视角探讨“大国崛起中的军事与政治”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本书选取评论的国家有限，但却是最有代表性的。相信这对于人们认识和总结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极为宝贵的重要启示。我们也希望《国家兴衰与军政关系纵论——大国崛起中的军事与政治》能够为读者带来某种启示。大国崛起与军政关系大国崛起与军政关系是国家兴衰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是涉及政治学、军事学等多门学科范畴的学术命题，更是军事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对“大国崛起”和“军政关系”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关性的一般分析，既是军事政治学的学科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学术工作，也是军事政治实践中必须明确和应该遵循的规律性要求。因此，梳理学术界对大国崛起与军政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及阐释和表明我们对该问题探讨的基本态度和主要观点，就成为我们分析大国崛起中军事与政治问题的概念基础和理论基点。一、“大国”与“大国蠕起”界说由于“大国”和“大国崛起”本身不是严格的学术概念，使用上也有分歧，所以有必要对之先行梳理和界定。(一)大国“大国”字眼的出现在中国源远流长，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提法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至理名言0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虽然早在久远的古代就创造了“大国”的概念，但却很少具体解释“大国”的内涵。关于什么是“大国”的学术探讨，在一定意义上说可能要归功于近现代以来西方学者执着的研究成果。西方学界关于“大国”概念的解释和观点多得不胜枚举，但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为“实力大国说”、“时间大国说”和“规模大国说”以及“综合大国说”等几种。有论者认为“实力大国说”之最初的“大国”(thepowers)概念可能来自于维也纳会议，因为当时四个盟国主导了这个会议，其他小国只能听命于大国的安排。①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1833年发表的《列强论》一文中提出“大国”的定义是：一个大国“必须能够与其他所有联合起来的大国相抗衡。”②这种大国概念接近领导大国的概念。“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和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强调军事力量和军事优势对于大国的作用，泰勒认为，‘大国的标志就是战争能力’，莫德尔斯基认为，大国‘必须能够发动一场霸权战争’；而辛格与托马斯·库萨克认为，一个大国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拥有‘频繁发动战争并赢得大部分战争的能力’。”③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ehRatzel)断言，“国家的发展稳固地建立在其领土的基础上，要想进一步发展壮大，就必须使其领土优势最大限度地增长。也就是说，为了发展，国家必须确保充足和合适的生存空间，这是国家权力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拥有的这种权力越多，就越有可能摄取统治地位。国家的主要目标被视为追求权力(Macht)。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那么国家就会成为一个大国(Grossmacht)，并逐渐成为世界强国(Weltmacht)”。④当代进攻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大国的主要标准是其相对军事实力，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必须拥有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的军事资源。①“大国本身必须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是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②而军事权力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陆军规模、实力以及与之相配的海空力量。③他认为国际社会中没有机构保护国家相互安全，大国的特性在于：“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④大国主要的考虑是如何生存，并意识到权力是生存的关键，但大国不会满足于维持现状，为了必须的生存大国也可能催生侵略行为，而且一国的终极目的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⑤以此观点判断大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不具备军事能力即使国家的国土面积大、人口多、经济属于世界前列也不算大国。乔治·莫德尔斯基认为霸权国才是真正的大国，世界上一个时期只有一个霸权国。他提出，大国崛起以全球性战争为标志，每一百年左右发生一次的战争导致一个世界大国崛起成为一个霸权国家，大约一个世纪后另一个霸权取而代之，霸权国丧失权威即权力分散。从1491年开始直到2000年，霸权国在每个时期分别为：16纪是葡萄牙、17世纪是荷兰、18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20世纪是美国。⑥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除认为莫德尔斯基从1491年到2000年的五个霸权周期的分期含有对“对法、德等大国陆军的军事偏见”⑦外，也和乔治·莫德尔斯基一样认为真正的大国是霸权国，这样的国家在每个时期只有一个。在这种观点下，一个国家只有成长为世界霸权国才能称得上是“大国崛起”。与上述学者基于“实力”界定“大国的“实力大国说”有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大国”的认定还应该考虑时间因素，可以称之为“时间大国说”。马丁·怀特就指出“大国”是有时间性的，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他认为“最确切的‘大国’定义应当是从历史角度下的定义，说明一个大国做了某某事情”。①更好地界定大国的方式是列举在什么时期一个国家成为大国。他举例说“1815年，它们是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1914年，它们是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1939年，它们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们是美国、俄国、英国、法国和中国。”②对于西班牙的大国时间开始，维森、维韦思认为“1516年查理五世登基称王标志着西班牙对欧洲大部分地区至高无上的霸权统治时代的开端”。③比如西班牙“1516年查理五世登基称王标志着西班牙对欧洲大部分地区至高无上的霸权统治时代的开端”。④到17世纪西班牙被认为是一般国家。保罗·肯尼迪认为法国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是大国，除此之外的整个19世纪都是中等大国。米尔斯海默也在时间轴内判断大国，认为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内，某些国家才称得上是大国。米尔斯海默认为在1792年到1990年间，俄罗斯(1917—1991年为苏联)是唯一在整个时段都称得上大国。英国和德国(1870年前为普鲁士)在1792年一1945年期间是大国，法国从1792年到1940年是大国。奥匈帝国(1867年前为奥地利)从1792年到1918年是大国，日本从1895年到1945年为大国，美国从1898年到1990年间是大国，1990年到2000年中国、俄罗斯、美国是大国。①米尔斯海默不同意把1945年后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划分为大国而把苏联和美国划分为超级大国，认为这样的划分本身没有价值。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认为“大国”“一般被理解为意指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但1600年时俄国、普鲁士、英国、法国都算不上大国，只有在18世纪这五个国家才算是大国。②三十年战争中，“法国于1635年正式参战，战争结束时已是西欧首强”。③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崛起为欧洲大国。在这种观点下，“大国崛起”只取决于大国事实，大国必须剔除那些虚伪的时段，大国只在某一时段是大国，也就意味着并不是全部时段上的迅速发展都可以归到“大国崛起”中，“大国崛起”应是一个国家成为大国之前的某个时段内的迅速发展，而“大国”是“大国崛起”的结果。“时间大国说”的持有者们虽然对“大国”仍然有认定上的诸多分歧，但这些学者在大国是处于历史某一时段上的国度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即大国必须是在某段历史中才能判定其是否为大国，在某一历史时段之外有些国家可能不再是大国。与前两种大国解释不同的是基于领土规模而界定“大国”的“规模大国说”。从领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