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

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替代也可以促进贸易;另一方面贸易政策的改变在一定宏观条件下又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最初是由Mundell(1957)提出的。他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具有替代性,即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贸易与投资之间的这种替代关系从“关税引致投资”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20世纪80年代初,Markuson等(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者直接投资与商品贸易之间不仅存在替代性,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存在互补关系。80年代期以后,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经济学家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他们将不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而是为了化解潜在的贸易保护威胁进行的投资叫做“补偿投资”(quidproquoinvestment)。这种理论模型对于80年代中期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增加做了解释。一、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之间的替代性Mundell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相互替代关系的研究是建立在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和两种生产要素的标准国际贸易模型基础之上的。利用标准的国际贸易模,他考察了贸易和投资相互替代的两种极端情况,即禁止性投资如何刺激贸易,以及禁止性贸易如何刺激投资。在生产要素不能在两个国家之间自由流动,而同时又不存在任何贸易障碍的情况下,只要存在资源禀赋的相对差异,两个国家之间就必然会发生贸易,贸易的结果会达到世界均衡并实现商品进而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假如由于某种外部原因使得资本在两个国家之间的流动障碍全部消除,而同时贸易障碍引起资本边际收益的差异,资本的国际流动就必然会产生。资本的流动同样会达到世界均衡并导致资本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均等化。因此,Mundell实际上是使用要素比例理论解释商品的国际流动,而用资本边际产量的差异解释资本的国际流动。由于贸易障碍会对两个国家之间的资本边际收益产生影响,因此贸易障碍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或直接投资。由于这种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以便克服贸易障碍对资本效率的抵消作用,因此一般被称为关税引致的投资。关税引致投资表现为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这对东道国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福利影响?Mundell认为与关税没有引致投资相比,投资的增加当然会产生积极的福利影响。但是其他经济学家指出,与自由贸易相比关税引致投资会产生福利损失。首先,关税引致投资如果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发展,就会减少贸易量,由此带来的贸易福利损失要大投资所带来的福利增加(Johnson,1967)。其次,如果关税引致投资使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获得发展的同时又伴随着贸易条件恶化,那么关税引致投资产生的资本扩张就会带来福利损失,产生由贸易条件恶化引起的“悲惨的增长”(Bhagwati,1973)。再次,从国家税收和外国资本利润提取影响的角度分析,当一个国家对进口替代部门给予关税保护,同时又将流入资本所产生的边际产品作为资本利润而支付给外国投资者时,即使资本流入增加了产出和提高了收入水平,也不可避免地遭受福利损失并导致贫困化增长。然而,对资本流入国来说,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的状态时关税引致投资不会减少贸易量,也不会使贸易条件恶化,同时还会产生就业效应。二、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之间的互补性在贸易障碍产生投资的情况下,资本主要是流入进口替代部门。然而如果资本的流动不是由关税引致,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门,那么投资和贸易之间就将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在这种条件下,资本流动将导致进一步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扩大贸易规模。有许多原因可以导致贸易和投资之间的互补关系,Markuson等(1983)利用一系列极度简化的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但是由于Markuson等的模型过于简化,因此其结论缺乏一般性。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从而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是不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为了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的互补性做进一步的论证,Markuson和Svensson(1985)考察了技术差异、对生产征税、垄断、外部规模经济和要素市场的扭曲等导致二者互补性的五种因素。他们的基本分析思路是这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等因素会导致彼此之间的要素生产率和要素价格的差异,这种要素价格的差异决定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方向。当由于任何一种因素导致商品贸易,而生产贸易产品需要的贸易和非贸易要素又表现为合作状态时,商品的贸易必然带动非贸易要素的流动,从而使贸易和要素流动表现为一种互补性。在这种分析中,各种因素导致要素价格的差异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劳动是贸易要素而资本是非贸易要素,二者之间的合作性表现为劳动边际生产率的相对较高和资本生产效率的相对较低就会同时产生劳动密集品的出口和资本要素的流出。三、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之间相互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取决于要素价格差异等纯经济因素及现实的贸易障碍,在存在贸易保护威胁的条件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也会产生贸易和投资之间的替代及互补,这就是补偿投资。补偿投资描述的是贸易与投资之间的一种跨时期关系,即厂商从一个时期利润最大化角度看投资虽然会带来损失,但投资本身会减少在下一个时期东道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从贸易和投资的相互联系角度看会实现第二期的利润最大化。由于对第一期损失的补偿在可以预见的第二期改善,因而将这种投资称为补偿投资。补偿投资不同于关税引致投资。后者是为了绕过关税而用投资来替代出口,而补偿投资的目的在于减少东道国采取保护措施的可能性,是为了化解关税,因此是一种化解关税投资(tariff-defusinginvestment)。这是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来解释贸易和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补偿投资或者化解关税投资的概念最初是由Bhagwati等人(1987)提出,他们运用一个标准的两国家、两产品、两要素的一般均衡国际贸易模型,分析了政府行为在补偿投资决策中的作用。Dinopoulos等(1986、1989、1991)还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对补偿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考察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后来,Bhagwati等(1992)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梳理,认为补偿投资可以由不同的原因引起。因此彼此之间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威胁和化解这种威胁的努力都会产生补偿投资。由此可以将补偿投资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政府与政府之间相互关系引起的投资。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平息另一个国家对进口商品和贸易赤字的不满,减少政府向国内寻求贸易保护者做出保护允诺的可能性,会鼓励本国企业对外进行投资。二是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引起的投资。在具有寡头竞争市场特征的产业中,一家企业为了保持现有市场准入的可能性,希望通过补偿投资来化解另一国寡头企业对进口产品和所占市场份额的不满,从而减少向该国政府进行游说保护的可能性。如果说上述两种情况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一国政府的“保护供给”,那么第三种补偿投资则是为了化解当地企业游说政府给予保护的威胁,以减少“保护需求”。这三种情况都可能导致补偿投资,而且都假设通过这种或者那种的政治程序,可以在当前与未来通过贸易和投资共同达到的盈利能力之间建立联系。四、政策意义中国入世后有人担忧随着关税的降低,商品流动将大幅度替代投资从而对利用外资产生不利影响。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首先,如果关税引致投资会带来净福利损失的话,那么削减关税和实行贸易自由化将带来国民福利的净增加。因此,入世之后在关税不断降低的同时关税引致投资也将减少,这对我国的国民福利并不是消极因素。其次,从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我国关税的不断消除,外国直接投资将更多地流入出口部门,这就意味着投资将促进贸易而不是替代贸易。再次,从化解关税投资的角度来看,即使在完全的自由贸易条件下,一个国家仍然可以通过保护威胁来减少商品的进口和促使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