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读余华的《活着》在1993年中文版的自序里，余华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1992年9月12日，余华的《活着》完稿，随后同年的《收获》第六期，长江文艺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香港博益出版社，台湾麦田出版公司等出版社先后出版，它还先后被译为英、法、德、意、荷、韩、日、等国文字，在全球十多个国家出版，并进入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兰登书屋，获得了冰心文学奖、意大利卡佛文学奖等奖项。先后入选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和中国百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为什么这本书的反响会这么大呢？内容简介：福贵本是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的阔少爷，年轻时，因为赌博，输光了祖业，父亲气急攻心从粪缸上掉下来摔死。全家搬到茅屋后，厄运开始如影相随：先是母亲病重，福贵拿着仅剩的两块银元去城里请大夫时，被国民党抓去做了壮丁，在军队，福贵经历了战场上的恐惧和被围困的饥饿，回到家，却发现母亲已病逝，女儿凤霞也因发烧变成聋哑人；之后因为要救县长夫人，有庆被抽血过多而死；苦命的凤霞嫁了偏头二喜，夫妻恩爱，可因为产后大出血身亡；妻子家珍，因为积劳成疾，得了软骨症死亡；女婿二喜做工遇难，被水泥板压死；唯一的外孙，也因为吃多了豆子胀死。周国平说“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本质的悲剧，不具英雄色彩的勇气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福贵身边的亲人纷纷在这个叫活着的故事里一一死去，只剩下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福贵的苦难史折射出战争的血腥、政治的荒诞、精神的恐怖、饥饿与贫穷。“福贵”老人其实只是广大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罢了，对他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人生本来就是如此，没有伟大的人生追求，他们从来没有逃离过生存的底线，但是他们身上遗存了太多的优良品德、勤劳、善良、任劳任怨、乐观、坚韧、隐忍，他们在精神深处有着“对生命本源性的留恋和执着”。他们一生所要做的不是与命运、苦难进行抗争、喊叫，更不是以死来证明生的伟大，相反的，他们“活着”，遭受着苦难与死亡的威逼与诱惑，采取忍耐、承受的方式，采取“不争之争”的方式，来向苦难与死亡挑战。就这个意义而言，似乎福贵有活着的理由。但最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传统文化性格使然。假如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主干——儒家和道家构建的人生论出发，追问福贵忍受苦难，进而化解苦难、超越苦难而活着的人生态度，就会发现福贵活着的历史根源，以及精神力量。福贵的活着是我国道教文化中“无为”的重要表现。因此福贵作为普通老百姓，活着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一种正常的文化效果。余华在中文版自序中还说“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也让我们明白,无论此时,我们经历的是措手不及的幸福喜悦,抑或是无可告人的艰辛苦难,只要继续活着,它们中的大多数细节和感受都将被我们和时间一一遗忘,只留下苍白的结果，那个结果对现时的我们毫发无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