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唐代诗文革新运动简论

唐代诗文革新运动简论摘要:唐代诗文革新运动以其鲜明的文学理论和丰富的诗文创作，在初唐时彻底清除了齐梁余风之后，即进入盛唐诗文创作的繁盛时期，紧接着的两次意义重大的诗文革新运动更是开创了中唐文学的新局面，也影响着晚唐乃至后世诗文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关键词:唐代;诗文创作;革新正文：统一的大唐帝国，自身国力强盛、政治开明，加之与外部文化的交流，在继承发展前朝文学的基础上，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出现了文学大繁荣现像。科举制代替门阀制，改变了上层文人的成分；以诗赋取士促进了诗歌的发展；文禁较松，文人思想解放；中唐后出现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三大痼疾，对文学也有多种影响。根据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唐代文学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文学又因其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发生着或多或少的改变。接下来，笔者依据唐代文学的四个不同分期对唐代的诗文革新运动进行更深层面的阐述和说明。一、初唐：“四杰”拒齐梁诗风，子昂创“兴寄风骨”唐代诗文革新运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初唐(从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先天年间），这是盛唐诗歌大繁荣的预备阶段，诗人们渐渐走出南宋齐梁绮艳之风和梁陈宫廷之风。王、杨、卢、洛四杰一登场就对这种华靡之风加以批判，主张诗歌应该反映现实生活，指出诗歌应有“刚健”和“骨气”。到陈子昂步入诗坛，开风气之先，让唐代文学从理论和创作上彻底摒弃了齐梁余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正如刘克庄所言：“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高唱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太白、韦、柳继出，皆自子昂发之。”（《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八，清嘉庆刻本）①高度评价了陈子昂对唐代诗坛做出的贡献。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理论,集中反映在他的《修竹篇序》中，在这篇诗序里,陈子昂以“思古人”,“复汉魏”为口号,以“兴寄”、“风骨”为旗帜,以“齐梁间诗”为革新的对象,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为建立新诗的目标,从而确立了自己诗歌革新的理论体系。陈子昂的这一系列的革新主张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它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了道路。如他的“兴寄”说后来被盛唐的李杜，中唐的元白所继承，成为唐代诗歌中关心社稷民生、重视社会内容的普遍的美学理想。总而言之，他的主张从理论上为唐代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陈子昂不仅在诗歌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在诗歌创作中身体力行。他一生作诗120余首，涉及生活诸多方面，他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他的散文也很著名，他也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前驱者。他的散文，虽然还夹杂一部分骈偶语句，但大体上质朴疏朗，接近先秦两汉的古文，改变了唐代初期的文风。唐代古文家对他的散文，常给以很高的评价。如萧颖士认为“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李华《萧颖士文集序》引）②；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包括诗文)，子昂始高蹈”（《荐士》诗）③。虽然他的散文成就不及诗歌突出，却也仍为后来的散文革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二、盛唐：诗歌创作大繁荣，不因理论尤“运动”唐代诗文革新运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盛唐（从玄宗开元年间至太宗大历初年），这是诗歌的大辉煌大繁荣时期。诗歌创作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达到了风骨声律兼优的唯美境界。这个时期涌现了大批诗中高手，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还有王孟、高岑、韦应物、刘长卿、王昌龄等等，真是不尽长江滚滚来。诗歌创作空前繁荣而诗歌理论却颇为沉寂,理论的发展似乎明显滞后于创作实践。然而盛唐诗人作为唐代文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文章创作也是百川中的一支。他们不同于理论家，而他们的鲜明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个性色彩，却将深深地影响到后世的理论和作品创作。故而他们的文章创作同理论家的创作一样，对唐代的诗文革新运动起有促进作用。三、中唐：“元白韩柳”齐上阵，“乐府古文”新运动唐代诗文革新运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中唐（从代宗大历年间至穆宗长庆年间），这是唐诗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继盛唐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这个阶段的前期由于社会的动乱和王朝的衰微，诗人们失去了开阔乐观的精神风貌，诗歌也出现了“气骨顿衰”的不争气象，就是号称大历十才子的诗人们，也出现了一种渐入雕饰，追求丽词的倾向，有种颓废的味道。到了中唐后期，诗人们的精神重新振作了起来，唐诗出现了“新变”，各种风格流派争奇斗艳，显示出大活跃的景象。至贞元、元和年间，由于出现了韩孟、元白两大风格迥异的流派和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独标的名家，经由元白诗派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带动和韩柳古文革新运动的力推，唐代的诗文创作再次出现了大繁荣的局面。（一）“元白”——新乐府运动的兴盛在中唐的诗文革新运动中，首先登场的就是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理论主张集中体现在《与元九书》和《新乐府序》中，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创作上也实践通俗。从理论方面看，白居易继承儒家“比兴美刺”的诗论传统，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强调了诗歌批评政治社会的功能④。从实践方面看，白居易作诗，不同于“韩孟诗派”的缒幽凿险、开径自行，而是有意识地追求“浅切”，他的讽喻诗，内容上多能紧密联系社会现实，深入反映人民疾苦，大胆揭露政治黑暗。元稹的创作成就虽不及白居易，但他强调诗歌“讽兴当时之事”、“刺美见事”，在新乐府兴盛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元白诗派的创作，继承了盛唐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显示了中唐诗歌的大变，打破了当时诗坛停滞、窒息的状态，开创出一种新诗风、新诗体，大大地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发展。其重写实、尚通俗成为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诗歌的通俗化成为当时众人所趋的时代风尚。这一诗派的创作在当时与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韩柳”——古文运动的助推在中唐，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那就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革新。这是一场对散文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改革，而且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有广泛参与者同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人们习惯上将这一次散文的文体文风的改革，称作“古文运动”。唐代的散文改革是和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联系，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性格。中唐时，藩镇割据，佛道盛行，宦官专权，韩愈等人试图通过提倡古文和复兴儒学来振兴唐王朝。因此，他们以复兴儒学为旗号而进行了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古文革新运动。古文这个概念，是由韩愈首先提出了的，以跟骈文相对立，但主张文风改革，在隋代已经开始，经由初唐“四杰”、盛唐张说、苏珽运散入骈的发展，在中唐陆贽手里，变化达到极致；到天宝中期，元结、李华、权德舆等人，以复古宗经相号召，从文体的角度倡导改革；直至韩愈和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与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韩柳所强调的儒学重点稍有差异，韩强调儒家的仁义与道统，并以恢复从尧舜汤文武到周公孔孟的道统自许。柳宗元主张经世致用的儒学，不拘于所谓道统。但他们都强调“文以明道”——道即儒家的伦理道德，这是古文运动的理论核心；并且以“文必宗经”“文以明道”“文以贯道”为理论指导。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唐代古文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较高成就，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和为宋代再次兴起的古文运动起到了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四、晚唐：诗虽衰有小“李杜”，文渐末出新“词体”唐代诗文革新运动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晚唐（从懿宗咸通初年到唐王朝灭亡）。中唐诗文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在国运衰微的影响下，晚唐诗歌面貌再次发生变化，由盛唐的雄健壮丽，转而为哀婉凄艳。晚唐诗人以李商隐、温庭筠、杜牧三人为代表，尽管为晚唐诗增添一份新的色彩，却也难以抵挡唐诗衰微的洪流。不过，在晚唐时期，文学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得到了新的发展。首先，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并茂，既有“小李杜”、温庭筠等大家，也有很多民间作者，其代表成就是“敦煌文学”。其次，俗讲、变文、说话、传奇的出现和发展，日渐冲击着世人的诗文正统观。再次，还出现了很多热衷于俗文学的作家，如王梵志、寒山等。另外，词也有了很大发展，文人填词的风气较为普遍，而且出现了一些卓越的词作者，对后世词的发展，特别是宋词的兴盛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结束语：总之,作为文学现象出现在唐代文坛上的诗文革新运动,是与当时唐代政治革新的形势密切相关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是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参考文献：[1]韩理洲.陈子昂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彭庆生.陈子昂诗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刘绍瑾.复古与复元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罗宗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