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ST指数的中国农村教育贫困分析

基于SST指数的中国农村教育贫困分析张锦华（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200433）摘要改进的森指数即SST指数在衡量贫困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本文用SST指数考察了我国农村教育贫困的综合程度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贫困程度、广度、深度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教育分布不均则呈上升趋势，而西部则成为教育最贫困的地区，并在分析了教育贫困的现状和特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后提出了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和提高教育扶贫效率的建议。关键词教育贫困SST指数教育扶贫一、引言平等地接受教育不仅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教育资源的合理分布又通过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产生深远的影响，进而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发展和繁荣。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在13亿人口中，农村居民就有八亿，随着劳动力的城乡间、地区间流动，农村劳动力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财富的主要创造主体之一，对农村居民的教育状况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关注已经超出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范畴，而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投入的增加，我国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逐年提高，文盲半文盲人口也逐步减少，但由于二元的教育体制和农村经济文化的落后，农村劳动力中未完整接受基础教育的比例仍然较高，截至到2003年，15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达到了7.39%。198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未接受基本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也是一种贫困，即本文所说的教育贫困。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和知识爆炸的今天，总体来看，未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的劳动者缺乏现代劳动技能要求的基本的知识储备，在就业机会、薪酬水平乃至社会地位方面都处于不利状况，意味着可能被现代社会经济生活边缘化。农村居民的较低的知识储备或者说知识贫困，不但会影响农村的发展和繁荣，而且会影响劳动力流动和迁移，导致城乡一体化难以实现，基本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正成为农村居民在城市立足的关键。因此只有了解农村居民教育贫困的程度，才能制定正确的推进教育扶贫和促进农村发展的政策。二、教育贫困度量指标的选择及其分解为了综合衡量农村知识贫困程度，需要选择合适的衡量指标。而现有的研究教育状况选用的指标主要有：文盲半文盲比率、初中以下比率、教育差距率、教育基尼系数，但它们各自都不能综合衡量教育贫困的程度。其中文盲半文盲比率、初中以下比率能衡量教育贫困的人口规模，但不能衡量未完成义务教育的人口的内部结构的变化；教育差距率反映教育贫困人口到贫困线的平均教育差距程度和相对教育差距程度，但不能反映未完成义务教育的人口的规模，也无法反映教育贫困人口中教育差距的分布情况；基尼系数法用洛仑兹曲线和基尼系数说明教育的不平等程度，但不能反映教育贫困人口的规模情况。鉴于以上3种指数均不能综合地反映基础教育的改善程度，引进弥补了以上不足的SST指数。SST指数是S指数（或森指数）的改进形式，一般用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状况，通常使用的贫困指标都是在某种先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并不令人满意，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了有关贫困度量的公理化方法，这使得森（1978）基于相关性、弱单调性和弱转移性公理提出了S指数，S指数的最初形式就是从这些公理推出的，它可以定义为穷人的收入向量分布的函数，其公式为：)]1)]((1)(1(1[)qqyGxHIs(yppp其中yp为贫困人口的收入按非递减顺序排列的向量，H为贫困率，px为总人口的平均贫困差距率，G（yp）穷人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q为总人口中低于贫困线的人数，考虑到S指数的最初形式并不满足连续性等公理，Shorrocks（1995）提出了改进的S指数即SST指数并证明了SST指数满足强转移性、连续性和复制不变性公理，其形式如下：)]()1([)ppppyGxxHIsst(yOsberg和xu（1997）发现SST指数可以表达为三个被广泛使用的贫困和不平等指数的乘积，这三个指数是贫困率、穷人的平均贫困差距率以及贫困差距率的基尼指数加1。这使得对SST指数的理解和使用得到明显的简化，Osberg和xu（2001）还通过Blackorby和Donaldson（1980）的BD指数和Chakravarty(1983)的C指数证明SST指数及其三个组成部分越高，按基尼社会福利函数所测量的社会福利就越低。收入的分布特征与教育的分布特征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教育的SST指数可以类似的被表达为教育贫困人口的比率H、教育贫困人口的教育的差距率xp以及总人口的教育差距率的基尼系数加1，因而可以综合的衡量教育贫困的程度、教育贫困的改善效果、教育贫困人口的分布特征。令Tnyyyyy]*.....*,*,*[*321表示n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按非递减的顺序排列，T表示向量的转置，z为教育的贫困线，一般为完成基础教育的年限，n个人中低于z的人数为q，未完成基础教育的比率（贫困率）H就是nq/，如果zy*，令iiyy*，否则令*iyz，由此得到一个修改的未完成基础教育即教育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的向量为Tqyyyyy].....,,[321，它是从教育向量中将值等于z的元素删去得到的。令受教育水平离教育的贫困线的差距率为ix，总人口的基础教育的差距率向量为Tnxxxx].....,,[321，其中完成基础教育的人口的差距率为0，未完成基础教育即教育贫困人口的教育差距率为iizyxz，qi.....3,2,1，教育贫困人口的差距率向量为Tqpxxxxx].....,,[321，由于教育非贫困人口的差距率为0，在整个人口的基础教育的差距率向量中被删除，总人口的平均基础教育差距率为pxHx教育贫困人口教育差距率的基尼系数1为qiippxiqxqxG12)122(11)(1这里的基尼系数是按照EDEI函数及平均受教育水平来定义，具体见徐宽、LarsOsberg：关于森指数的贫困度量方法及该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经济学（季刊），2001（1）:155则总人口的基础教育差距率的基尼系数为211()1(221)niiGxnixnxSST指数＝教育贫困发生率H×教育贫困差距率xp×（1十总人口平均贫困差距率的基尼系数），因而我们可以得到教育贫困的SST指数211(*)*()(221)niiEsstyHXpGxnixn三、农村教育贫困程度的分析SST指数为教育贫困的度量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是对以往度量指标的完善。SST可以看成是3个指数的乘积：教育贫困发生率、教育贫困差距率、总人口教育贫困差距率的基尼系数加1，分别表示教育贫困的范围、贫困的深度和贫困的分布状况。在其他任意两个指标不变的情况下，每一个指标值的提高都表明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定义的教育贫困人口是指未完成基础教育的人口，教育贫困线就是完成法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由于农村劳动力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财富的创造主体，劳动力的教育状况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息息相关，本文采用1993—2003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资料，以各省农村的劳动力教育状况为研究对象，SST指数反映各省农村教育贫困的现状，计算结果见表1、表2和表3。0%20%40%60%80%100%199319951997199920012003大专及以上中专高中初中小学不识字或少图11993—2003我国农村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比例1．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基本情况按抽样调研数据，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分为六类：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以上，如果以九年制义务教育即初中毕业作为教育贫困线，由图1可知：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不识字或少识字的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人口由1993年的15.29％下降到2003年的7.39%，在整个90年代下降了一半以上，教育贫困线以下的小学人口的比例也从38.21%下降到29.94%，下降幅度达到21.64％，文盲半文盲人口和小学人口比率的大幅度下降说明教育贫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而教育贫困线以上的人口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初中和高中人口，而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的比例在2003仍然非常低，这说明我国农村的整体教育水平和农村人力资本的存量还是非常低的。表1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贫困的SST及分解指数（单位%）年份教育贫困发生率（%）平均差距率（%）总人口教育差距率的基尼系数+1SST指数（%）199353.5049.211.7445.71199451.8749.061.7444.37199550.0948.271.7542.28199646.7546.681.7638.32199745.2245.741.7636.35199844.0545.391.7635.21199942.6145.021.7733.87200040.7244.681.7732.27200138.8344.341.7830.67200238.2244.371.7930.27200337.3344.331.7929.62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相关各年数据计算所得2.农村教育贫困的综合状况SST揭示我国农村整体的贫困程度仍比较高，从表1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到2003年，SST仍然达到了30%。而农村的教育贫困程度明显降低，从1993年的46％下降到2003年的30％，下降16个百分点，同期教育贫困的发生率和平均差距率也分别从54%和49%下降到37%和44%，表明教育贫困的范围和深度都在降低，导致整体的贫困程度降低，社会福利水平整体提高。随着时间变化，贫困程度的变化有可能与它的某一组成变化方向截然相反，对更深人地了解贫困十分有用。尽管教育贫困程度在降低，教育差距率的基尼系数却从1993年的74%上升到了79%，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教育是社会经济内生的产物，教育的分布不均特别是连基础教育都未获得的人口往往与收入的分布不均紧密相连，按照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收入的分布不均随着经济的发展的上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收入的分布不均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显然中国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教育差距率的基尼系数的上升表明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等正成为阻碍农村教育贫困程度降低的主要因素，并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3.农村教育贫困总体程度和范围的地区比较2静态的比较来看，东部、中部、西部教育贫困的总体程度、贫困的范围呈阶梯状递减分布。SST揭示整体的贫困程度，有利于将贫困程度进行横向的地区比较。从表2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总体贫困程度、贫困的范围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2003年东部、中部、西部的SST指数分别为21.83%、22.94%、41.67%，教育贫困发生率分别为29.10%、32.34%、48.86%，东部与中部有差别但差别并不大，而西部教育则呈现整体落后态势，教育贫困的总体程度、广度、深度与东部和中部都有较大差距。表2SST及分解指数的地区比较（单位%）东部中部西部年份教育贫困发生率（%）SST指数（%）教育贫困发生率（%）SST指数（%）教育贫困发生率（%）SST指数（%）199344.93649.2537.6362.8457.41199442.8834.1547.3236.4161.4456.18199540.8732.0345.2533.7459.6354.19199637.9429.1841.9130.0457.3512地区之间的划分是按照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划分，3000元以上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2500—3000元为中部地区，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海南、湖北、湖南，2500以下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包括除台湾外的其余省份。199736.7427.5340.5828.4155.9148.6199834.9225.9439.2927.3754.8547.19199934.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