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016年9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已经是一种历史活动过程形成的历史结果。作为历史活动过程形成的历史结果，它的全部秘密和答案只能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中去寻找，而不能在当时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以外的任何地方去寻找。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内部原有的封建专制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没有解决，又增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一新的更深刻更尖锐的矛盾。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外国侵略者的野蛮掠夺，使整个中华民族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民族何以独立?人民何以解放?国家何以富强?成为中华民族亟待解决的中心课题。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为解决这一中心课题而不断探寻的历史。谁能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方案之间，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最早选择的是资本主义。因为他们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逐步认识到，“泰西之强”，强于军事实力、强于科技文化、强于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要战胜泰西，必须放下世界中央大国的架子，“师以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用发展资本主义来战胜西方侵略者。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在历史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之前的整整80年，中国许多进步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都一直致力于用发展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解决中国近代历史提出的中心课题。其间发生过多次民族民主运动，提出过多项思想政治主张，进行过多种艰苦努力尝试：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资政新篇》方案，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的戊戌变法和“君主立宪”道路，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制度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没有哪一次运动、哪一项主张和哪一种方案最终能获得成功，能立得住，能行得通。中国仁人志士魂牵梦绕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峻：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带来的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更为残酷的压迫；戊戌变法仅进行了几十天便夭折，带来的是封建专制的变本加厉；即便是辛亥革命，它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革命的果实最终还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持的袁世凯和蒋介石篡夺去，民主共和仅剩下一个名存实亡的空架子。那么，中国进步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努力了半个多世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什么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首先，中国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封建社会发展后期，虽然也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受强大专制力量的压制，这种萌芽生长非常缓慢，非常艰难。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虽然给中国植入了外来资本主义因素，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其本意并不是要使中国发展成为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愿中国变得强大与其竞争。让中国始终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成为它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廉价劳动力市场，才是它们的真正目的。所以，近代以来，每当发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西方列强总是站在封建腐朽势力一边，充当其保护者；而腐朽势力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宁肯弃国家主权于不顾，也不愿让资本主义发展而动摇其基础。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封建腐朽势力障碍中国发展资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主义，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行不通，就成为其历史的必然。其次，中国缺少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强有力的领导阶级和政党。纵观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密不可分；而反封建革命能够胜利，关键在于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力量团结、强大。在中国，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需要反对封建主义，还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双重革命任务要求资产阶级必须更加团结、强大。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不具备这样的性质和能力。它的队伍构成十分庞杂，有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内部不团结，各为自己的利益而相互斗争；缺乏领导能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其生存与发展依附于帝国主义，并且与封建地主阶级有割舍不断的联系，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对的生产关系，为人民大众所憎恨，不仅不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反而是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产生较晚，并且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先天不足又害怕工农群众，也不可能领导中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如此状况，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国民党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之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阶级局限性。最后，资本主义对中国失去了示范效应。中国先进分子和进步力量在经历了西方列强野蛮掠夺所造成的痛苦、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勾结腐朽势力的种种罪恶后，对学习资本主义、效仿资本主义表现出了越来越审慎的心理。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各国为争夺势力范围和转移国内矛盾而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残酷性暴露无遗的情况下，这种审慎心理明显地转变为憎恨和排斥。一些人失去了过去那种对待资本主义的热情，一些人站到了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一些人开始在资本主义之外寻找新法，甚至像学习资本主义最全面、最彻底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不得不改变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提出要节制资本。这种情况表明，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失去了示范效应，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绝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正当中国先进分子为中国社会出路问题苦苦探索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新一代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21年，中国诞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历史改换了方向。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阶段和前途等问题，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救国救民道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迫中国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艰苦的努力，整整经历了20年曲折发展的历程，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以后的继续探索和前进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彻底纠正“左”倾错误。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现代化的航船驶入正确的航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人实现了吃饱穿暖、免除农赋的千年梦想，经受住非典疫情、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大考验，迎来了港澳回归、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的百年盛事；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建立起覆盖十几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神九”飞天，“蛟龙”入海，嫦娥3号卫星登陆月球，毛泽东“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豪迈诗句和浪漫想象正在成为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神话，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模式，向世界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宽广视野和近现代历史的宏阔维度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令人深刻地感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意愿和期盼，凝聚着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奋斗和牺牲，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和实践，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两大历史难题。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无论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试图和平过渡，没有一个国家获得成功，这个问题只能留待后人继续探索。另一个难题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社会形态都充分发达的国家发生，而是首先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封建传统浓厚的国家并取得胜利。这些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总体上始终未能解决，基本上照搬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举措，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困难和困惑的境地。同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充满艰辛与曲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出现了“左”的失误，并演化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期的严重错误，使现代化建设遭受巨大挫折。“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的党和国家面临着究竟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面对危难局面，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在中国欣欣向荣，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解决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4主义的历史性课题。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它突破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并以其辉煌成就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而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无限希望。“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的根本依据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中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主观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科学认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来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才能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确分析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此为依据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新的鲜活力量。在制度层面上，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从而确立了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典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制度创新，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非凡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勃勃生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将会出现不同的民族或国家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伟大范例，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