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时变参数的我国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计

1、1基于时变参数的我国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计颜敏1王维国2（东北财经大学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1,2）（东北财经大学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心1,2，116025）【摘要】本文利用中国1952-2005宏观经济数据，分别建立固定参数模型、时变参数模型估算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估计结果表明，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角度看，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为正，平均而言，样本期内滞后两期教育投入每增长1%，可使当期的GDP大约增长0.1034%，但是教育投入弹性在样本期内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经济政策、教育体制、教育改革、教育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呈现较大的波动。关键词教育投入经济增长时变参数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EstimatingtheContributionRateofEducationInvestmenttotheEconomicGrowthBasedonTime-varyingParameterYanmin1Wangweiguo2(CenterforEconometricAnalysisandForcasting，DongBeiUniversityofFinance&E。

2、conomics1,2)（MathandQuantityeconometricdepartment,DongBei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1,2Dalian116025，China)Abstract:Anewmethodnamedstatespacemodelbasedontime-varyingparameterisadoptedinthispaper.Macro-economicdatafrom1952to2005ofChinaareusedtoestimatethecontributionRateofEducationInvestmenttotheEconomicGrowth,From1952to2005theaverageelasticofEducationalinvestmenttotheeconomicgrowthmakeup10.34percent,butfluctuateremarkably.Keywords:EducationInvestment；EconomicGrowth；Time-varyingParameter引言当今世界,几。

3、乎所有国家都把加强教育投资作为推进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战略措施。政府教育支出作为一种公共选择,其行为本身能够为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创造条件。由于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核心,对全社会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政府如何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教育领域中,如何在国家教育目标下选择有效的公共教育支出政策,提高政府教育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成1作者简介：颜敏（女1975—）辽宁庄河人，东北财经大学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计量分析，区域经济。E-mail:[e-mail].电话：[phone]王维国（男1963—）吉林白城人，东北财经大学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院长、博导，主要研究方向：经济计量分析，管理科学与工程。E-mail:[e-mail]2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一个新的焦点。那么在当前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以扩大内需为政策导向的中国，40000亿的国家财政支出如何有效地拉动内需？教育投入的比重应为多大？显然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试着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相关理论实。

4、证分析这一问题。一、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测算相关文献回顾自从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广泛探讨了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法：其思想是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计算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产值的增长速度占国民产值总增长度的比例,丹尼森、麦迪逊等美国学者主要采用这种方法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崔玉平（2001）采用该法,计算了中国1982—1990年间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0.0884,并把计算结果同西方六国的数据进行对比,结论为中国的教育贡献率非常低[1]。2.费德模型回归法：其思想源于费德最早提出的用于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出口与非出口两部门模型，蔡增正将经济部门分为教育与非教育两类,从而开创了估算教育内部和外溢作用的回归方法。陆根尧、朱省娥（2004）应用此法测算了中国教育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和教育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测算结果表明教育对经济的全部拉动作用系数是1.7493，即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向教育部门每多投资一元钱，GDP将增加1。

5、.7493元[2]。张波、周志刚（2006）选择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总额（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学杂费和其他教育经费）作为教育投入指标，加入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业人员等控制变量，利用费德模型测算了我国1994-2003年间的教育对经济的全部拉动作用系数为1.781[3]。3.复杂劳动简化法：其思想是首先确定各级教育程度劳动简化系数，以各级教育程度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的比重为权数,加权平均计算一定时期全社会的综合简化系数k，然后以社会简化系数乘以劳动者人数(以L表示),将劳动复杂程度不同的实有劳动量折算为以简单劳动单位计量的简化劳动量kL，用公式Y(kL-L)/kL计算教育的收益额(以G表示)，最后计算报告期与基期间由于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ΔG/ΔY。马骁、徐浪（2001）采用此法测算了1990与1998两年间我国东、中、西以及各个代表性省份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各个地区贡献率差异很大[4]。该文作者虽然对劳动简化系数的计算作了改进，以教育年限确定简化系数，但笔者认为处于。

6、不同教育层次群体在同一年中获得的知识含量是不一样的，例如一个大学生在一年受到的教育与一个小学生在一年中受到的教育不能因为时间一样而视为等同，从而将劳动简化系数按受教育年限递推，小学为1,初中为1.5,高中为2,两年制大专为2.33,三年制大专为2.5,大学本科为2.67,研究生为3.17，仅从这一点有待商榷。另外，从复杂劳动简化法的计算公式可见，其测算的教育的贡献率也是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的平均值，未能体现各个时间点教育贡献率的动态变化。4.教育贡献的软计算方法：郭海湘、黄毓芝、诸克军、李四福（2008）根据教育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于模糊数学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经济贡献率的软计算方法，并对教育对经济的贡献进行计量，测算全国以及各个地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中全国来看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8.278%[5]。35.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中协整、误差修正、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分析法测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陆秋君、艾克凤（2007）选择《中国财政年鉴》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作为教育投入指标，利用1957-2003年中国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年度数据,建立了一个反映二者动态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通。

7、过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中国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正向因果关系[6]。周英章、孙崎岖（2002）选择政府教育投入作为教育投入指标，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1952-1998年的我国教育投入在实际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我国教育投入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稳定地存在着某种协同互动的均衡关系，我国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弹性为0.976，但其完全忽视了所得模型中DW值为0.36所反映出来的高度自相关问题，因而其结论是不可信的[7]。孙林岩（1996）以国家各级政府及企业用于教育的支出作为教育投资指标，以国民收入作为经济总量指标，利用协整、误差修正理论实证分析1950-1988年期间，我国教育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证实在1950-1988年期间，我国国民收入与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且教育投资与国民收入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教育投资的弹性为0.79左右[8].李玲（2004）用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代表教育投资,引入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变量，选取1978-2000年数据，测算教育投资弹性为0.067，为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的。

8、2.3倍[9]。杨逢珉、曹萍（2006）选择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国家财政用于教育支出作为教育投入指标，运用简单回归分析，测算了1978—2003期间，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2.929%[10]，但由于影响经济增长很多，其中至少包括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等因素,另外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单纯用当期教育支出作为解释变量得出的结论值得商榷。范柏乃、来雄翔（2005）、翁莉娟（2006）选择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作为教育支出指标，运用协整与误差修正理论，并且考虑到教育的滞后性，将教育投入的一期、二期滞后项纳入到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我国1952—2006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关系,表明短期内扩大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不产生作用，但长期来看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弹性为1.11[11][12]。从以上文献综述可见，对教育贡献率的测算可谓各有千秋，由于选择的指标不同、样本期不同、测算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相差较大。另外，大部分学者都是从静态角度刻画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就笔者查阅的文献来看，从动态角度研究二者关系的有：吴学品（2007）运用非参数回归模型实。

9、证分析了我国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在不同时期有显著的差异，教育投入弹性系数相对较小，我国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受我国经济系统“结构性变化”的影响较大[13]。王俊、孙蕾（2005）以VAR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参数分析、脉冲反应和方差分解,从动态角度说明预算内教育支出规模与GDP在长期趋势上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预算内教育支出对GDP的弹性大约为-0.188，滞后两期的预算内教育支出对GDP弹性为0.1016，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14]。考虑二者之间的动态相依关系，但未能体现出教育对经济影响的时变规律。因而大部分研究都隐含了一个假定：样本期内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规律是不变的。但仅就1952—2006期间GDP与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散点图可见（图1），4样本期内折线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即GDP与国家预算内教育支出的的依存关系在样本期内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其中1953—1977年间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对经济的拉动基本是停滞不前的，表现在图1中25年的数据积聚现象（黄色部分），在此期间我国正处于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历经大跃。

10、进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读书无用论”严重抑制了受教育的激励。自1978十一届三中以来，高考制度的恢复，对外经济开放，党中央对教育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决策，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弥补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创伤，GDP随着教育投入的增长而稳步增长（黑色部分）。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蓝色部分）。1995年又出现了一个转折，预算内教育投入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入平稳上升阶段（红色部分），这可能与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有关。总之，1952—2006年间，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形的，而是曲折波动的。但是采用传统方法得到的参数值是样本期间内参数的“平均值”,隐含了一个假定,即计算时间段内各个参数保持不变。事实上,各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多变的相互制约与促进过程,加上样本期内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相关政策相差很大，导致这一过程的鲜明特点就是时变性。因此简单地用静态模型模拟一个动态的时变参数系统,显然不能正确描述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也难以对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