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要素不均衡积聚的梯度

基于要素非均衡集聚的梯度推移粘性研究魏敏1，2李国平1（1.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7100492.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福建厦门361005）作者简介：魏敏，男，（1975——），安徽合肥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李国平，女，（1955——），四川宜宾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要素非均衡集聚视角下的梯度推移粘性研究1内容提要：当前，关于梯度推移的理论很多，都从不同层面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但是我国东、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差距，尽管出台了许多区域优惠政策，但区域经济水平差距依然很大，梯度推移现象不明显。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其原因是我国东、西部地区在梯度推移过程中存在着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非均衡集聚，从而导致梯度推移粘性。关键词：区域梯度推移非均衡集聚粘性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1引言冈纳·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梯度理论被引入我国总体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中，主要是针对我国经济分布的不平衡性，运用这个理论探讨开拓重心的空间转移，调整空间结构的途径。国内梯度推移理论的基本点为：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一国范围内，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已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生产力的空间推移，要从梯度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依次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也就可以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我国学者周起业认为，梯度推移是有序的，因为处在发展阶段的产品的生产必须从第一梯度地区转移到第二梯度上某些条件较具备的地区，而不能超越转到劳动费和原料费等更低廉的第三、第四梯度地区，这是由地区的接收能力差异决定的。当创新产品进入到发展阶段以后，生产虽已开始定型，技术密集度由所下降，而且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一部分外部聚集经济可以转化为内部规模经济，零部件在公司范围内自给的程度可以得到提高，对外部协作的依赖也会相对减轻，但他们在布局上对技术、协作等多种生产发展的条件要求仍然相当严格。处在第二梯度上的城市，拥有比较先进的科学文化、较强的科技队伍、比较优越的信息、交通、金融与外部协作条件，完全可以把处在发展阶段的产品生产从创新发源地接受过来。这些城市所控制的市场范围虽然小，但当创新产品进入发展阶段后，价格将会下降，需求频率因而可以增大，这就使得他们要求占有的市场也会相应缩小，以致一个二级城市的市场区就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他们所需要的最小销售限界。而处在第三、第四梯度上的地区暂时还不具备这种接受能力。王小鲁和樊纲认为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20年中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差距扩大非常明显。这些理论都从不同层面分析了梯度情况，但是，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发达地区依然发达，落后地区依然落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个区域梯度推移的系统内，尤其是在一个象我国这样充满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区域系统内部，就存在着诸多的延缓区域梯度推移进程的因素，从而形成区域梯度推移粘性。2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异西部地区(低梯度地区)与东部地区（高梯度地区）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因素而出现了经济上的差异，即东部地区总体经济水平高于西部地区，随着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这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还具有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和GDP在全国的比重方面：22.1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差异为了便于比较1999年以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后的两地经济变化状况，以1997——2003这7年的人均GDP数据为例，见图1。图1东、西部地区人均GDP变化一览图根据上图可知，从1997年至2003年，无论在我国东部、西部还是在全国范围内，人均GDP都是在增加的，但是在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策略之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增幅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并且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从1997年到2003年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为7.1%、7.3%、4.8%、8.5%、7.2%、7.7%和7.6%，这7年的平均增长率为7.1%；而东部地区分别为8.1%、8.3%、7.5%、12.3、12.9%、13.2%和14.9%，7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1.7%。可见，东、西部地区在人均GDP方面不仅仅在总量上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在增长率上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在2000年和2001年以来这个差距在进一步扩大。2.2GDP增长率的差异自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出现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尤其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差距扩大地非常明显，见表1。表1列举了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的东中西部地区的GDP年均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的平均增长率约低1个百分点，而90年代则扩大到2-3个百分点。表11981-2003年东中西部年均GDP增长率比较（%）地区1981-1990与东部差距1991-2003与东部差距东部9.9813.62中部8.75-1.2310.88-2.74西部8.71-0.8610.33-3.29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国统计出版社3区域梯度推移粘性存在的因素根据前文的比较，可以发现东、西部地区则经济水平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尽管梯度推移因素的存在，但是这种差距却有扩大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在一个区域梯度推移的系统内，尤其是在一个象我国这样充满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区域系统内部，就存在着诸多的延缓区域梯度推移进程的因素，从而形成区域梯度推移粘性。而导致梯度推移粘性的根源是生产要素的极化式聚集，具体表现为：劳动的非均衡集聚、资本的非均衡集聚和技术的非均衡集聚。3.1资本的非均衡集聚05000100001500020000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全国3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实力薄弱，难以消化吸收东部地区先进的生产力。即便有东部资本流向西部，也只能获得较小的资金回报率，这样，不仅外资青睐于东部，东部资金主要用于东部，甚至中西部的部分资金也流向东部，中西部产业发展受到东部挤压，东部生产效率较高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同时，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公路、铁路路网单薄，密度分别只有东部地区的19%、22%；许多乡村还没有通上电，电话普及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公共服务能力严重不足，这些都影响着外部资金的流入。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的调查显示，由于各地港口便利、劳动力技能等自然禀赋不同，西部的投资环境要比沿海地区落后，尤其表现在金融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较差、进出国内市场的障碍多、税收负担较重、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足等方面。中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但其金融运行效率明显偏低。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投资环境总体排名前四位（A+）分别是杭州、上海、广州和深圳，而中西部地区只有重庆（A）进入前十位。东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国内资本净流出，多数年份有数百亿的规模，在2000年达到1200亿元。但加上巨大的外商直接投资，东部一直是净资本流入，多数年份超过2000亿元。中部每年有几百亿元的资本流出，加上外资后也没有改变流出的格局。西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是资本净流入，后期突破100亿元（不包括外资）。加上外商投资，资本流动的格局变动并不大，每年仅增加100多亿元。资本流动可分为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包括外资、通过民间渠道和资本市场渠道的资本流动）和政府主导的资本流动（主要包括财政资金和一部分银行信贷资金）。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在利润的引导下主要流向东部地区，这种流动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拉大了两地的经济差距。而政府主导的资本流动受到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影响，倾向于西部地区，但资金的使用效率比较低，而且自2000年以来，已经出现了银行资金向东部转移的趋势。西部地区面临着投资不足和资金利用效率低的窘境。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见图2。以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00，中西部地区投资显得不足，其中2002年西部地区的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额/当地GDP）高达42%，但其规模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5%。图2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东部地区的相对比例020406080198019851990199520002003中部西部3.2劳动的非均衡集聚中国的经济在东南沿海沿江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能先发展起来，这实际上是地区差异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但是，中国缘于地理位置差异产生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是不可能根除的，因为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是不平衡的。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创造的财富多，那么这里就应该聚集大量的人口，内陆地区经济总量小，那么它的人口规模也要小，这样人均收入就可以实现平衡。这种平衡地区间收入差距意味着要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落后地区的劳动者为了4获得发达地区的高收入，要转移到沿海发达地区来，这将是中国未来的大趋势。具体来说，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人口过剩城乡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二元经济假设更为接近当代中国的实情，由于我国落后地区（中西部）经济结构仍以传统乡村部门占据很大比重，而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则集聚了全国绝大多数的现代城市部门，劳动丰裕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外流抑制了资本丰裕地区的资本外流从而形成产业区域粘性。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资料显示，截至2000年，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总数为1.1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3.6%。跨省流动劳动力（外出半年以上）约为2825万人，其中90%来自中西部。随着大量劳动力的东移，一方面可以填补市场空缺，活跃当地经济，促进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但另一方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但是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两地的经济差异，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梯度推移粘性。从人才方面看，由于高梯度地区依靠自身优越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大来能够资本的流入，从而为给从业人员提供优厚的报酬、舒适的就业环境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带来了可能，而事实亦是如此。不发达地区吸纳人才的条件和环境相对较差，加之工业化难以“提速”，城市化缓慢，大量的劳动力和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往发达地区，如表2所示。2001年，西部地区比较发达的地区四川和陕西制造业职工的年均工资分别是6873元及6280元，较广东的11317元低得多。至于科研人员，四川及陕西的年均工资分别是9623元及10072元，而广东则高达17348元。这种工资差距直接会导致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尤其是年轻的科技人员流向东部地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抽样调查推算结果表明，在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的五5年间，上海市共迁入高学历人员10.07万人，呈现大幅度增长之势。东部地表22002年各地区人才状况地区年平均工资（元）人均福利支出（元）大学毕业生返回率（%）科技经费投入（亿元）科技人员数量（万人）东部地区17481108487861277中部地区78666625221078西部地区69925871818667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区从1997年至2002年这6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78%，而且还有加速增长的趋势；而西部地区在同期的增长率却不到30%，并且增长的高峰期在1999和2000年，即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开端。同时，每年从外省毕业的西部地区生源的大学生中，回到西部地区的却不到五分之一。在劳动力的素质方面，2001年西部地区每一万名就业人员中仅有16名科学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人员，上海达到133名，只及上海的12%，因而人才的流失以及人才的短缺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动力源泉不足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