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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和政治哲学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哲学,无论是英美世界的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都纷纷走入了一个低潮时期,70年代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两种强有力的趋势:一是政治哲学的兴起,二是后现代主义的广泛传播。这两种趋势构成了70年以后的哲学发展大的趋势。后现代,顾名思义,现代之后,是对现代思想的批判、抗议和反叛。后现代认为现代已经是老古董的东西,而且是不合理的老古董了,需要加以反思和批判。后现代,就是现代之后,而何谓现代呢?一般都把17世纪以后的西方历史称为现代,现代是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开始的西方的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如何评价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启蒙运动给世界带来了什么,这是人们在启蒙运动发展和后来的传播过程中人们一直在反思的一个问题。启蒙对大多说西方人来说是成功的,因为启蒙使得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居于世界的中心和统治地位,启蒙给全世界提供了一种普遍的文化模式。但是,在启蒙传播的过程中,对启蒙的批判和反抗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而对启蒙反思最彻底、最激进和最剧烈的批判的则来自于后现代。什么是后现代?利奥塔在其著名的《后现代状况》中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元叙事就是指启蒙思想关于永恒真理和人类解放的宏大理想。永恒真理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认识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的真理和认识,人类解放就是通过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达到全人类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以及自我统治,从而达到一个自由民主的人类世界。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启蒙的这些故事不仅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而且还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故事。正是对启蒙的不信任导致了后现代主义造现代的反。后现代要造什么东西的反呢?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后现代主义要造基础主义的反。后现代反对启蒙中所讲的“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是后现代主义者给启蒙思想起的一个名称,所谓大叙事就是动不动以真理的名义讲话。真理是一切知识之为知识的基础,获得永恒真理是启蒙思想的基本理想之一。在启蒙思想中,真理是全部科学的核心,真理是知识金字塔的最高点,是思想同一性的标志。真理在各种话语中占据着一种悠闲和特权的地位,从而把真理的话语变成了“元话语”。后现代主义的很多人都明确反对这种宏大叙事,利奥塔强烈拒斥大叙事,认为把真理之于一切知识的优先地位是一种知识的白色恐怖;罗蒂反对启蒙的大写的真理,主张追求小写的真理,福柯认为真理并无任何神圣性可言,真理是和权力仅仅捆绑在一起的。后现代主义的众多批评都指向了启蒙思想的大叙事,大叙事的要害则在于霸权主义,启蒙哲学独尊真理,贬低其它知识。什么是真理呢?尼采认为尽管西方哲学史中真理一直以客观性的口气讲话,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只是人的权力意志,真理只是为权力服务的,即超人的真理。福柯认为,真理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真理,权力就无法运行,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人们表面上服从于真理,实质上却是屈从于权力。真理被树立为标准也就获得了霸权,所有话语或知识都必须向真理看齐,真理必然压迫弱势话语和非主流话语,福柯通过对精神病史、监狱史的考察,就是试图打开被尘封的另一种历史,让被压抑的声音讲话。其次,后现代主义反对启蒙的表象主义。所谓表象主义,罗蒂称之为一种视觉隐语:人的心灵犹如一面巨大的镜子,能够准确地或者不准确地反映外部世界的本质,对其本质的准确反映就是真理。表象就是再现,心灵作为一面镜子反映了外部世界,并且知识作为镜子的镜像是这个外在世界的再现,这种作为镜像的知识就必须同外在世界相符合。知识与外界相符合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想符合,必须知道外在对象真正是什么,然而我们无法知道外在的对象真正是什么,因为外在的事物是在人的感知系统中呈现出如此的。人的感知系统与人相关,有些性质并非物所有,而是由对象和主体一起决定了对象是什么,我们跟感觉打交道,而非对象本身,所以我无法真正知道对象是什么,更谈不上知识和对象的符合了。如何获得关于世界的正确知识?启蒙中方法就是以理性的、知识的态度去看待一切问题,把真理和科学置于了优先地位,而且主张只有掌握了真理和科学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世界,从而获得人类的普遍解放。这种认识模式的错误在于,人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而非仅仅理性和知识的角度。每个人在世界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例如个人的工作、生存活动等等,因而对世界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函数”。因每个人的存在样态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便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这种同一化的表象主义是不可能的。知识和思想是由人的具体生活所决定的,人们具体生活的多种多样就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千差万别。第三,后现代要造普遍主义的反。启蒙关于人类解放的理想是普遍主义的,他要解放的不仅仅是西方人,而且是全世界上的所有人。启蒙哲学倡导一种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这种观念主张全人类会逐步趋向同一,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最终都会接受同样的价值、信仰、制度、方向和实践。对启蒙思想来说,达到全人类同一的方式就是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启蒙为全世界树立了一种社会发展模式,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为所有国家提供了社会发展的榜样。这种普遍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典型表现就是西方向全世界极力推销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普遍主义的要害是西方中心主义。启蒙以来,西方文明在全世界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普遍主义是西方推行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工具。换言之,普遍主义是一种用来压制非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启蒙把西方文明推举为高级文明,将其它的文明都视为原始的或野蛮的。启蒙将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向所有非西方文明高压推荐,这些原始的活野蛮的非西方文明都必须接受西方的启蒙。在这种历史处境中,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意味着全世界都沿着西方的道路前进,即现代化就是西方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东亚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较好地保存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表明现代化并非西化;另一方面,以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为代表,包括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西方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西方文化的局限性,觉察到了启蒙思想中包含的西方中心论。什么叫启蒙,什么叫现代,至于后现代到底是现代之后还只是现代的一个阶段,这一切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哈贝马斯就认为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强调不能用现在来说明过去,而是强调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对后现代而言,启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故事,对哈贝马斯而言,启蒙是一个包含着进步和倒退的双重故事,启蒙给人类带来的理性、民主、自由、平等、科学、道德、法律、艺术是进步成功的,而人的物化和殖民化就是倒退和失败。哈巴马斯批评后现代主义者的眼睛只盯着启蒙的负面后果,而攻击一点,不计其余,没有看到启蒙的成功之处,从而没有给启蒙一种公正的态度,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福柯作品《疯癫与文明》(1961年);《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年);《词与物》(1966年);《知识考古学》(1969年);《规训与惩罚》(1975年);《性史》(1976年);福柯不是一个正统的哲学家。他研究的对象是历史,而不是其他哲学家所关心的传统哲学问题。福柯研究历史,但不是哲学史,而是精神病史、医学史、经济学史、生物学史、语言学史、监狱史和性史等等。正统哲学家关心的往往是“大问题”、普遍性问题或中心问题,福柯关关注的则大都是“小问题、具体问题或校节性问题。福柯注重的是一些从未被哲学家注意过的现象,如疯狂、疾病、犯罪、同性恋等。福柯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将这些从来没有被谈论的东西揭示出来,用某种从来没人用过的思路将事件串联起来,用使人耳目新的方法把历史材料编织起来,这样就使人们看到了从未看到的东西,听到了从未存在过的历史。二、《疯癫与文明》《疯狂与文明》的研究领域是西方精神病史,但福科不是对历史进行客观的描述,而是试图通过对欧洲中世纪以来与精神病有关的话语、机构和制度的分析,揭示“理性”和“疯狂‘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福柯试图表明,精神病的历史是一部“理智”压抑“疯狂”的历史,一部“理性”将“非理性”造成为“他者”的历;而一向作为理智与疯狂区别基础的科学真理实质上只是一种掩饰,一件合法的外衣。在精神病的发现、区分、处理、治疗的整个过程中,表面上起作用的是知识、科学和真理,实际上则是权力和统治。福柯时精神病史的“考古”从中世纪开始。在中世纪的欧测,麻风病曾一度横行,为此,各大城市都在边缘地带建立了麻风病院,以使城市居民同麻风病人隔离开来,同时就近对他们保持不断的监督。与中世纪的麻风病院相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有种关于“疯人船”的传说,疯人被装进船中,沿着河流航行,以便能够找回他们失去的健全理智。“古典时期”,即十七到十九世纪。福柯将建立于17世纪中叶的法国“总医院”视为主要的历史事件。福柯注意到,在1656年的一段时间,巴黎大约有百分之一的人处于监禁之中。福柯提出,这是出于经济、道德和社会的需要。从19世纪至今属于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典型标志是现代精神病院的建立。在英国,现代精神病院起源于图克的改革,在法国,它起源于皮奈尔。通过《疯狂与文明》对欧洲精神病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这样对待疯人的深层结构。第一,“疯狂”是由文化(话语实践和制度)构造出来的,是被“理智”挑选出的,使之成为异类、敌人以及压迫对象。第二,既然“疯狂”是异类,就必须把他们从人群中区别出来,既然“疯狂”是对“理智”的威胁,就必须将他们同正常的人们隔离开来。其结果是各种各样机构的建立麻风病院,收容所“总医院”,精神病院等等。第三,既然被隔离出来的是异类,就必须处理他们或者因其罪孽而惩罚他们,或者因其罪过而改造他们。肉体上的刑罚和监视,心理上的压抑,道德上的约束,都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方法。第四,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是一种文化整体的产物,其中观念、制度、法律、科学、经济等都发挥了作用。几百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一直是自由主义。现代西方社会流行的政治观念是由自由主义价值观确定的,目前通行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按照自由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崛起,继而传播到全世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就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是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他们在其哲学体系中阐明了西方基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为当代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制度确立了基本框架。古典自由主义的主题是自由。自由问题包括两个方,一方面是自由价值,古典自由主义极力坚恃并加以辩护的主要是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另一方面是自由制度,自由主义希望在全世界建立起由多数决定原则支配的民主代议制度。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正义。社会维护正义,一种制度,无论多么有序和有效,只要它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即使以社会整体的名义,正义也是不可侵犯的。既不能为了更多人的更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也不能为了更多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在个正义的社会里,公民基于正义的权利是确定不移的。罗尔斯的正义是一种程序正义,需要通过一个完美的程序来保证正义的实现。罗尔斯将其正义观念描述为:“所布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各种基础等都应该被平等地加以分配,除非对其中一些或所有这些善的不平等分配,会有利于最少受惠者。“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忙于解决政治自由问题。经过数代人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中期,自由的政治价值已经深入人心,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已经牢固确立,从理论上说,自由已经不再是政治哲学所主要关注的问题了。罗尔斯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经济的平等。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存在着三种平等现念,即“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种基于自由市场制度的平等。这种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
本文标题:后现代和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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