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思考

周瑞金：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思考2013-08-02第062期独家制图（来源：凤凰网策划《2020，中国新十年》）周瑞金：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思考7月6日，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广东省宣传部主办的“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思考”为主题发表关于社会改革的演讲。周瑞金称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半封闭到开放等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同时，转型期也伴随着各种新矛盾的产生，比如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严重。周瑞金指出新矛盾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群体事件频发，社会乱象增多等。在这一背景下，周瑞金提出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制度层面解决教育、医疗、分配、住房等七大民生问题；建立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增加中产阶级比重；同时，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公民社会。周瑞金表示，加强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建设，应该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所在。周瑞金，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历任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广泛反响。以下为演讲实录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来到“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同广东的朋友们就改革课题进行交流、切磋。5年前，也就是2008年，当时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也来到岭南，专门做了一个题为《思考改革开放30年，以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火车头》的演讲。因为当时正好是汪洋书记刚到广东主政，他一到广东就提出要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杀出一条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新路来。5年后，今年我非常荣幸又能够来到岭南大讲坛，准备以社会改革作为主题跟大家进行交流。为什么提出社会改革的目标这一问题？因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述了在改善民生和管理创新中要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体系。它是用专门一章来进行论述的。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其实已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但由于意见分歧，难以统一，没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界定。时隔一年，在十八大报告里面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概括，提出24个字，分三个层次：从国家的层次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8个字；从社会的层面提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8个字；从公民的要求层次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8个字。因此，今天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管理体系，就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建设，这应该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所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层面的要求，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我讲社会体制改革的主体目标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层次提出的要求。2011年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总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对此怎么理解？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就是社会体制的改革，下面就围绕这一问题来阐述我对中央精神的理解。一、社会改革的背景：改革开放三十年实现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今年是改革开放35周年，也是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新领导集体的开局之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这35年改革开放经过裂层，我把它概括为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目标，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从1979年至1989年这十年的改革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要目标。第一个十年中召开两次重要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当时就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小平同志就提出来，接着又通过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原来设定的框架，小平同志称它为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三大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指导整个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而且在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明确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并在十三大报告做了专章论述。从1990年开始到1991年，小平同志一直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要推动改革开放，他在1990年就建议开发上海浦东，竖起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旗帜。他认为原来在广东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特区，加之厦门特区，在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不够，一定要开发上海的浦东，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对外开放、推进改革。1991年他到上海过春节，和平常过春节不一样，他经常到外面的工厂、公司参观，然后发表谈话，讲了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谈话。我当时在主持上海《解放日报》，从1991年春节开始连续发表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这四篇文章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来，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皇甫平”四篇文章充分肯定80年代这十年的改革，而且又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发展市场经济，开放的意识还要强一点。小平同志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他知道怎么选择最重要的政治时机发表他的意见，这就是1992年春天的南巡。1992年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要做好十四大政治报告主题的讨论和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候选人，就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政治时刻，小平同志南巡了。小平南巡最后整理发表的文件和文章，第一次讲话是在武昌，第二次是在深圳，第三次是在珠海，第四次是在上海，他到这四个地方南巡讲话。实际上小平同志南巡不只是到过这四个地方，而是到了8、9个地方，但是停下来休憩的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深圳，一个是珠海，一个是上海，其他地方都是路过。那为什么唯独把武昌放在最前面？小平同志南巡时，给经过的各地领导都发过一个通知，“不叫不到”，小平同志没有召唤不要到。小平同志主要是到南方休憩，要保证他休憩。小平1月17号晚上9点钟从北京火车站出发，第二天9点多钟，在武昌停下来要加油加水，停留的时间只有29分钟，当时小平同志下车在站台上走来走去休憩。这时小平突然听到汇报，说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就在后面休息室等着，问小平同志要不要见一下。小平同志讲可以，结果他们三个领导才见到了小平同志，就在火车站，也没有进休息室。就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小平同志把南巡要讲的主要内容全部给他们讲了，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而且，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又讲“你们要把我这个话整理送给党中央”。他们三个领导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带录音机，就临时凑在一起回忆整理了一份小平同志在武昌火车站的讲话。讲话记录送达中央，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后来小平同志到深圳、珠海住下来，都有完整的记录，旁边有录音，讲话都整理出来。因此，武昌的讲话虽然时间短，也不是正式的谈话，但是很重要的，所以南巡谈话放在第一位的就是武昌。这一下子就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进入新的第二个十年阶段，就是从1992年至2002年。我认为这十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小平同志提出要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这十年里，也就是在江泽民、朱镕基主政的时期，基本完成了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架构。朱镕基同志1994年出台六大改革，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物价制度改革，把市场经济全面改革带动起来，突破姓社姓资观念的阻挠，并且马上展开。这十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而且思想取得很大突破。第二个十年同样有两次重要的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十四大、十五大。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大另外一个重大的工作就是真正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交接班的制度化、程序化，1989年10月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江泽民成为军委主席，邓小平完全退下来。小平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为了保证第二代领导核心和第三代领导核心顺利的交替，该举措也是从十四大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是一个标志性事情。十六大交接班，再到十八大交接班，基本上就按照小平同志定下的规矩推进。当然，到十五大，思想进一步解放，通过所有制讨论决定姓社姓资的问题，确定私有制、民营私有制和外资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突破股份制是私有制的观念，只要公有制成分占主要成分也是公有制，因此，所有制资产有了很大突破。这是十五大的思想解放，是接着十四大提出的市场经济进一步搞的。进入第三个十年，2002年至2012年，是改革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全面的开放促进内部的改革，使经济的发展走向快车道。中国决定加入WTO，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也需要巨大的勇气，原来很多人担心，好象帝国主义要进行经济、文化侵略，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加入WTO后中国按照世界的规则清理中国内部的各种法律，清理1000多条，大大推进改革。这十年经济发展很快，2012年经济总量是2002年的四倍，原来是12万亿，去年到了50几万亿，加快社会经济的转型。当然，其中也带来很多问题。在第三个十年，从2004年开始至2006年，国家发生第三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一次是1982年至1984年，1984年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统一了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二场争论是1989-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第三场争论就是这一次。2004年郎咸平带头开始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全面攻击，也涉及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的改革，他认为改革全面失败，后来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加入争论，当时兴起一个批判新自由主义运动（编者注：2004年郎咸平发表《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新自由主义学派》一文，与其他学者一起发起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我看当时主流媒体都没有人出来讲话，中央领导也没有人讲话，争论持续两年时间，任其攻击。当时一些对改革开放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张瑞敏、周其仁一大批人受到攻击。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2006年1月份发表。我承认当前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发生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没有真正按照市场化改革建规立制。很多问题的产生是权力得不到规范，处在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情况下所致，怎么能怪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没有真正从第一线抓经济的政府转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政府上来，所以产生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端起碗来吃肉”就是通过先前的改革开放解决了温饱问题，大家都有肉吃了。但是为什么“放下筷子骂娘”呢？骂的是公共收入不到位，买不起住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社会建设滞后，社会治安混乱，社会公共产品没有平等、合理的分配，群众对此不满，所以才“放下筷子骂娘”。因此，要从政府角度推进改革，加强社会建设，解决民生问题，不要一味追求GDP的增长。这也就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理论的背景。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国GDP总量处在世界第二位，2012年GDP达到8.34万亿美元，日本只有5.96万亿美元，美国去年达到16.67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一倍。中国人均GDP也在上升，去年达到6100美元，原来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才能够达到人均4000美元，其实4000美元的指标在2010年就达到，提前40年。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三大转型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同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社会转型的新矛盾：基层权力失控，群体事件和社会乱象增多在这35年内，伴随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中国也付出代价，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2亿多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在这一情况下，全国政治和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是很不容易的。欧美国家在社会转型中，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经过两三百年的革命、战争、侵略和掠夺才实现。中国在30几年能够实现转型，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同时，也遇到了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中国长江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