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集体化规范模式的确立（DOC 21页）

精品资料网（）25万份精华管理资料，2万多集管理视频讲座精品资料网（）专业提供企管培训资料在线授课课程名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本次内容：中国农业集体化规范模式的确立·课程论文2003年4月23日，周三，晚上9—10节课课程论文：就第四节《工占农利伴生物与农村“四清”“社教”：第二种“阶级斗争”》内容，谈谈你对毛泽东同志为完成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而在农村进行的主辅双线努力的理解和评判。完成时间：暂定5月7日。到时如果上课，课前收卷；如果不上课，请从网上发给我。我的电子信箱：[e-mail]评分：满分100分。在总成绩中相当于期末考试的1/3。请各位对这种教学方式提出意见建议。第四章中国农业集体化规范模式的确立第一节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一第二种尝试合作化头6年，解决了一个问题：要在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必须有外部注入的初始能量，必须抽取农业剩余以供资本原始积累。为工业化服务的合作化－集体化路线就是基于此确立起来的。从这条路线最终确立的1957年底起，我们又用了6年时间，明确了第二个真理：在大部分剩余为外界索取的前提下，仅依靠农业内部调整经济关系，来产生农业跃进的能量，达到工农皆大欢喜，是不可能的；硬要“跃进”的话，只会工农两伤。从而确立了集体化的规范模式。人们多从自己的经历，尤其是错误的经历中学习。第二个真理，是经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尝试明确的。具体的：1957年底～1958年底～1960年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烧阶段。1960年中～1962年秋。经济调整，“农业60条”的制定。退烧阶段。1962年秋～1963年底。规范模式下的运行。常态阶段。与明确第一个真理时的第一种尝试不同，这一次，付出了亿万人的最大努力和上千万人的死亡的代价。二“大跃进”的逻辑回顾40年前的那一场真正的浩劫，人们常常用“不可思议”，来概括感受，甚至用“滑稽”来形容当时人们的狂热。的确，和平时期造成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的“运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极为罕见。人们已经用中国的执政党及其领袖的政策失误来解释这场运动，即与“天灾”相比，“人祸”是主要的原因。而这一“人祸”的原因又是什么，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如此的“发烧”、“发昏”，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这种原因，与工占农利的资本原始积累又有什么关联？这是我们首先须回答的问题。前文已经提及，虽然毛泽东们在客观上推行的是抑农保工、工占农利的资本原始积累政策，但在主观上，他总以为农民是“自愿有利”、有生产积极性的。因此，实现合作化后，就可以大搞技术革命，实现跃进了。在这里，逻辑十分清楚：中国必须尽快工业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必须动员全体人民发挥出最大的能量。这是必要性。而从可能性方面来讲：国家工业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人民有积极性为此作出努力作出牺牲→合作化及整个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体制上保证了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现→农民及全体人民都能够、或只需要在共同体中竭尽全力发展生产。为此，毛泽东用推动合作化的同样方法，即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大批“反冒进”、“右倾保守”，强有力的推动了农村乃至全国的“跃进”。1957年底，党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批判“右倾保守”。1957年冬1958年春，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等农业生产高潮，几千万甚至上亿劳动力上阵，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初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在思想上为“大跃进”的发动开了路。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宣称“一天等于二十年”，要求7年超英15年赶美；为此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播红旗拔白旗。就这样，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三“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化的逻辑如同统购统销要由合作化配套一样，大跃进要由公社化配套。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为扩大农村集体经济生产经营规模的直接动因。在中国，没有灌溉就没有稳定的农业。而灌溉，在很多情况下，须有大规模的工程设施作保证。跨队、跨社、跨乡，甚至跨县的工程，在工占农利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主要不能由国家财政投资，而要由农民投资，尤其是其中占很大部分的活劳动投入。基本核算单位小，就有一个投资与受益不一致的问题，在农民的主要剩余被外部无偿抽取的情况下，受益单位不可能与非受益单位实行等价有偿的劳动互换。这时，扩大基本核算单位的规模，就成了十分方便的选择了。1957年冬1958年春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有相当部分是跨村、乡、县界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这一建设需要，成为扩大生产经营单位规模的直接动因。1958年3月成都会议通过了小社并大社的决议。在《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中，开宗明义就是：“我国农业正在迅速的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的适当的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尽管，从文件本身看，并无大的“狂热”——文件规定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条件：在发展生产上有需要，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要求有准备有计划的进行并社，提出，不仅需要合并而不合并是不适当的，而且，不需要合并而合并，或者合并得过早过大，也是不适当的；各地可根据本地情况自行决定是否实行并社、合并规模和时间步骤。特别是，作为文件的指导，毛泽东的提法是：“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这与大社完全统一核算是不一样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地农村争相开始了大规模的联乡并社，不仅经济上统一核算，而且生活上搞起了供给制。4月，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卫星社，由27个小社合并成一个大社，共9369户，成为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热情鼓吹下，7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年底，全国已由74万个合作社改组成了2.6万个人民公社。除不到1%的深山老林单家独户外，全国.1.2亿农户全部参加，每社平均由高级社的170户跃增到5000来户。1在分析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就是人们希望因此有利于地方工业、甚至社区福利事业从无到有的建设。中国的国家工业化之所以被全体中国人认同，是因为它包含人民对于美好社会的急切向往。当时，对于从国家最高领导到一般老百姓的所有人来说，已经取得为自己，而不是为外部列强和内部私利集团积累、建设的权利，就很可以“百废俱兴”了。现在被誉为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异军突起”的中国乡镇企业，它的起步正是在大跃进和公社化年代；现在很受到人们称羡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社区补贴统筹的“苏南型”现代化农村，当时正是全国所有相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人们，即刻着手实行的。乐观的人们都忽视了尚需完成严酷的资本原始积累这一关键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对于这一过程中须向外部无偿输送能量的农村，从根本上没有搞大规模、高标准，如1958年大跃进和公社化年代想搞的那种地方工业和社区福利的物质可能，而国家是不可能来“托底”的。8个月后被毛泽东肯定“是个想事的同志”的河南修武县委书记，当时，以两个顾虑，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是灾荒的时候不能发工资，国家能不能给补贴，全国那么多公社，国家是否都来给你发工资；二是丰产了，别人是否就可以来拿丰收的产品。薄一波811这正是涉及了这个根本性的制约。四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五风三害”，后果惨烈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15、94、110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729页。因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社区事业而兴起的人民公社，数千户数万人统一核算，在人均国民收入142元、人均占有粮食306公斤、农民年平均消费水平79元、农民人均储蓄余额1.3元（1957年数据）的当时，立即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在农村，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这“五风三害”，随之迅速蔓延开来－－原合作社的劳动力、土地、山林、房屋、资金、农机具、耕牛、车辆、建筑材料等生产要素由公社无偿调拨，粮食等产品平均分配。各地均办起公共食堂，农户私养的家禽家畜、自留地、自留山，有的地方甚至住房、家具、衣被等生活资料，一并归了公。工资制、供给制成为公社分配的主要形式。劳动无定额，吃饭不要钱。少数地方甚至宣布，“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2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共办392万个公共食堂，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公社社员总数的72.6%。对穷社穷队、富社富队合并后的财务问题，号召人们“用共产主义精神”处理，不要去“斤斤计较”、“算细帐”一时间，人们相信，这种“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工农商学兵结合”，“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是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3怀着这种美好的愿望，亿万农民真的鼓起极大的劳动热情，拼命苦干，以至在1958年春，中共中央专门发文，要求在生产高潮中控制工人农民的劳动强度。但是各地未加理会。建设工地上，“人山人海，火光映天，通宵不眠，大干特干”场景，到处可见。群众睡不够、吃不好，疲劳不堪。4很快，共产风的危害显现了出来。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被“平调”（“一平二调”，指在基本核算单位内部搞生活资料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在基本核算单位之间搞生产资料的无偿调拨）了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急剧下降。“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很快变成“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丰收年成反倒减产减收。“放开肚皮吃饭”变为吃不饱饭。但是地方仍强制农民加班加点，一些地方妇女甚至因劳动过度造成终身疾病。湖北沔阳一个队1125户，1959年～1960年两年只有9个妇女生育。5在群众失去生产积极性的情况下硬要“大跃进”，势必强迫命令，势必瞎指挥，势必高指标、弄虚作假、浮夸成风。中共中央成了全国农民的生产总指挥。1958年8月底（北戴河会议上），曾一天向全国下了关于水利工作、深耕和改良土壤、肥料问题三个指示，鼓动“自带工具口粮”无偿外出参加水利工程劳动，具体规定深耕尺寸、施肥方法。各地都是公社统一派活，一道命令，全体服从。普遍出现了不少难以置信的生产措施。比如，“一亩地下一千斤种子，一亩地下几百亩地所用肥料，把平整的土地翻成包包坎坎”；“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小麦播种‘一样化’，种了翻，翻了种，第三次种下已是腊月二十八”。甚至为了统一完成秋收任务好上工地，1958年，一些地方将迟熟的庄稼一把火烧光，全国估计有10%的农产品未收回。6相应的，各地的“丰产卫星”也越放越高。早稻亩产36900斤、花生亩产10000多斤等夸大数十倍上百倍的明显谎言，居然被《人民日报》宣扬并配发社论，宣称这些，“又一次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86页。3《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71页。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19、329页；《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2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395页。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78、136、207、366、394页。生动的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农村，所到之处，都是诸如计划亩产水稻40000斤、籽棉5000斤、皮棉2000斤、烟叶30000斤、玉米25000斤的汇报。毛泽东十分高兴，称赞庄稼长得好，群众干劲高，地方有希望；但对具体数字，他并不直接肯定，只是问：“能达到吗？”而9月中下旬，刘少奇视察江苏时，更认为地方汇报的水稻亩产10000斤还不够，指示：“还能多打些”，并预计过几年就可以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