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再论“纯文学”

1南帆：再论“纯文学”2015-10-21俄罗斯文学今天谈论的题目是“纯文学”。这是一个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引起了很多争议的概念。我也曾经写过多篇论文涉及“纯文学”问题。我的基本感觉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复杂，但是，许多争论一直未能对于问题的各个层面做出清晰的处理，以至于进展缓慢。现在，我们开始尝试着逐一分析涉及这个概念的众多因素，力图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一汉语之中，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纯文学”这个概念？这是第一个问题。根据一些人的考察，大约是王国维1905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开始提到“纯文学”。此后，鲁迅、朱自清等人都用过这个概念。作为这个概念的“家族成员”，“纯散文”、“纯诗”等概念在相近的时间也陆续出现。我曾经主编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刘小新先生撰写的“纯文学”、“纯诗”条目曾经对此做过初步的考证。许多人已经谈过，由于康德的美不涉及利害关系等观念的影响，王国维强调文学、美学的自足、自律和独立。这与梁启超强调的“新民”、“群治”等观点形成了对照；追溯历史，这也与中国古老的“兴观群怨”、“文以载道”传统形成了对照。总之，考察“纯文学”包含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必须考虑到西方文化的来源。另一方面，“纯文学”这个概念的流行，恐怕还要同时考虑到知识分类的情况。人类历史上存在各种知识分类系统。古老的经史子集是一种分类方式，现今的工科、理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是一种分类方式。没有一种知识分类是天然的，反之，这些分类都是人为的。人们时常出现一种冲动，试图一劳永逸地圈定各种知识的领域，从而获取一种清晰不变的世界图像。这个意义上，相对于“纯文学”的似乎还可以有“纯哲学”、“纯经济学”、“纯历史学”、“纯物理学”……如此等等。许多人可能因为习惯了这种知识分类而事先认定“纯文学”必然存在——他们甚至可能还没来得及认真地想过“纯文学”指的是什么。我参加的一次讨论之中，许多人因为“纯文学”存在与否争得不亦乐乎。一个人突然问“纯文学”究竟是什么，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迟迟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各种知识分类存在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来，后面这种分类得到了现今大学体制的支持。大学里的科系多半是按照2这种知识分类设立的，世界的各个层面似乎已经被这些类别所覆盖。众多的教授分别栖身于某一个科系，从事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们至少可以从大学体制支持的知识分类察觉这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今天所谓的“文学”，也就是与哲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物理学等等学科相对的这种独立的“文学”，这个文化门类的很迟才确立。古人谈的是“诗”、“文”以及各种戏曲，未曾论述一个总体的“文学”——古代的“文学”一词并非这个涵义。具体追溯起来，“文学”这个总称的出现恐怕与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课程设立具有很大的关系。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之中还没有“文学”课程而只有“词章之学”，1903年修正之后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设“中国文学门”，其中有“文学研究法”。大约到二十年代之后，西方的文学理论成为教材。我想，这一段时间内，人们才逐渐开始像今天那样理解所谓的“文学”。事实上，只有待“文学”被赋予一个新的、相对固定的总体内涵之后，“纯文学”之说才会拥有实际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要忘了，中国的“文学”这种知识相当程度上依赖大学体制的巩固。第二，如果“文学”这个文化门类的确立与大学的知识分类密切相关，那么，这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许多文学教授如此积极地维护学科的边界。这像是保卫自己的知识园地，推崇“纯文学”无疑是维护学科边界的一个策略。“纯文学”的指认无异于表明，纯粹的文学具有自己的本质，认识这种本质需要严格的专业训练，其他学科不得任意染指。如果不存在“纯文学”，如果文学的边界随时敞开，这可能带来巨大的恐慌——他们的专业人士身份可能迅速遭受挑战。这体现了专业知识与权力的结合。这里，我不想任意地否认一切权力，而仅仅想指出权力存在于知识之中——谈论文学问题的时候，文学教授肯定拥有比较多的发言权，包括否定另一些观点的权力。第三，大学体制支持的知识分类时常显示为一个个“专业”，这种状况利弊共存。术业有专攻，专门研究某一个领域的问题时常有更为精深的见解，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许多研究业绩的评价只能在专业圈内进行，隔行如隔山。然而，在另一些时候，专业也可能成为一种遮蔽，一叶障目。过于“专业”可能使人视野狭窄，不仅无法察觉另一些专业的存在，甚至遗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多数知识都是从解决人类生活遇到的各种问题开始的。所有的学科都按照自己的逻辑积累。倘若没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它们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十分模糊。但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活动的时候，心中要存有这种意识：即使一种知识与社会没有产生直接的联系，间接的、通过无数中介环节的联系仍然存在——“纯文学”也是如此。以上这些说的都是“纯文学”这个概念后面或者清晰或者模糊的背景。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了——“纯文学”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呢？3二遗憾而又奇怪的是，迄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纯文学”定义。前面说过，这是一个引起了很多争议的概念。争议通常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否存在所谓的“纯文学”？第二，如果的确存在“纯文学”，那么，“纯文学”的本质又是什么？后面这一点曾经出现过很多答案。人性，美，内心激情，无意识或者白日梦，现实的镜子，典型人物，语言与形式，这些都曾经扮演过“纯文学”本质的候选人。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但的确是两个问题。所以，共同赞成存在“纯文学”的人仅仅达成了初步的联盟。许多人并未对“纯文学”存在与否深思熟虑，他们常常是敷衍了事地越过了第一个问题而着重推广自己所认定的“本质”。因此，许多时候，第一个方面引起争议的激烈程度远不如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不同话语体系之争，第二个方面是同一个话语体系内部之争。内部之争更不容易达成谅解，这是一个规律。否认“纯文学”存在的人当然不考虑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承认“纯文学”存在的人还没有达成共识，因此，公认的定义还未产生。我现在要提到另一个奇怪的事实：尽管“纯文学”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是，这个概念仍然可以流行，得到使用。一个所指不明的词仍然具有表述的功能，这又是为什么？其实，类似的现象很多。许多大词都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例如“文化”，“革命”，“人性”，“思想”，“存在”，“现代性”……可是这些大词仍然活跃在人们的话语之中。解释这种状况必须较为深入地涉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许多人仅仅简单地想象，语言表述世界的轴心就是一个词与一个对象的对称呼应。事实远非如此。一个具体的对象获得表述远不止获得一个词的命名，而且纳入语言体系加以定位。例如，一张桌子不仅获得“圆桌”这个称谓，同时还在“方桌”、“八仙桌”、“书桌”、“茶几”以及“椅子”、“床铺”、“柜子”等等一系列家具之间获得一个合适的席位。换一句话说，人们听到“圆桌”一词不仅意识到一个孤伶伶的实物，而且模糊地意识到语言之中存在的整个家具系列。反过来也是如此：一个词的意义不仅靠一个实物说明，同时还与相邻的另一些概念建立各种关系。理解“圆桌”一词还包含了理解整个家具的系列概念。这些关系同样有助于成为一个词的意义参照，甚至更重要。即使某些大词的意义存在分歧，但是，纳入另一些概念建立的关系网络之中，它仍然可以形成特定的表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争论即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尽管当时并没有对“人文精神”的内涵达成共识，但是，辩论仍然轰轰烈烈地展开。相对于另一些概念，特别是一些对立的概念，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地理解何谓“人文精神”。4所以，遇到某些涵义模糊的大词，可以推荐的一个方法是，首先看一看这个词相对于什么？“文化”一词是相对于“经济”，还是相对于“自然”？“思想”一词是相对于“行动”，还是相对于“情感”？明白了相对于什么，也就意味了进入了一个特定的语境，知道所说的这一切针对的是什么。如果不进入语境，背诵字典并不是理解一个词的好办法。我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也是理解“纯文学”的方法。理解“纯文学”，当然要解决何谓“文学”？迄今为止，这个问题仍然停留在众说纷纭的状态。理论家进行过多种多样的讨论，共识并未出现。最近数十年，许多理论家力图证明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结构。但是，目前看来，这种意图已经落空。理论家承认，无法从古今中外的文学之中分离出一种特殊的语言结构。我在许多论文之中谈到，我不倾向于认定文学存在某种亘古不变的“本质”，仿佛找到这个“本质”即可提炼出永恒的文学公式。我主张在各种相对的关系之中定位文学。相对于历史学，相对于哲学，相对于新闻，相对于自然科学……文学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特征？当然，这仅仅是“相对的”文学。但是，我已经很满意——我本来就无所谓“绝对的”文学。以往的知识训练之中，许多人习惯下定义式的研究。先给某一个对象分配一个定义，然后根据这个定义指认世界。符合定义的对象得到肯定，不符合的被剔除，总之，定义表明了对象内部的“本质”，这种“本质”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干扰。我这里使用的是另一种研究方法：考察历史为这个对象指定了一个什么位置；这个位置要求这个对象具有哪些特征；历史之所以产生这种要求，表明存在某种结构——这个对象其实是这个结构内部的一个因素。回到文学考察可以认为，历史提供的文化结构为某一个时期的文学设计了哪一种位置。我认为，这至少是理解这个时代文学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为什么加上“这个时代”的修饰语？因为找到的相对物均带有这个时代的特征。譬如，新闻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它不可能成为文学的相对物；文史哲不分的时候，历史学和哲学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的相对物。相对物形成的关系网络是由历史提供的。这就是前一段我不断论证的“关系主义”。显然，“关系主义”放弃了“本质主义”，各种关系的历史阶段性决定了“文学”进入的历史语境。参照的相对物不断地变化，文学就不会停留于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神话，史诗，传奇，诗，词，小说，戏剧——文学之所以不断地演变，也就是在密集的对话中不断地适应众多相对物形成的关系网络指定的位置。这就是文学的深刻历史性。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并不是简单地指描述了那一代的生活景象，而从形式、故事、情感全面地与那个时代的各个文化门类进行对话，产生深刻的呼应。相对于什么？哪一种历史语境？——我相信这一切都有助于谈论“纯文学”。5三王国维到鲁迅、朱自清那一代人之后，“纯文学”再度大规模出现的时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个概念与那个称之为“新时期”的历史文化阶段紧密相联，就像当年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这些命题与五四新文学的启动紧密相联一样。离开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纯文学”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念。李白的诗与《三国演义》差距超过了一个人与一只鱼的差距，荷马史诗与福克纳小说的差距超过了一列火车与一块蛋糕的差距，何者为“纯文学”呢？如何从各种文本之中把文学素提炼出来，发现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文学性”，并且想象“文学性”愈强的作品文学的纯度愈高——我已经多次论述过，这种“本质主义”的文学研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纯文学”这个概念突然获得了生命——如前所述，不是因为具有独特的内涵，而是因为它与另一批概念建立了联系，并且在复杂的交错、互动之中产生了自己的意义。所以，我在《空洞的理念》一文之中指出：“这个空洞的理念仍然是理论之轴上面的一个重要刻度。如同数学上的‘零’一样，这个刻度存在的意义是使另一批相邻的或者相对的概念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制造出另一些命题。”换一句话说，“纯文学”这个概念在这个时期发现了自己的相对物：“‘纯文学’并不是割据一个自治的文化区域，以供美学的善男信女得到一种远离尘嚣的享受。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它是进入生活的一个异数。虽然没有人清楚‘纯文学’是什么；但是，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纯文学’概念代表了一种对抗主流的意味。这是提出一种空洞的文学理想批判触目可见的文学现状。这种文学理想出现之后，已有的文学突然遭到了怀疑和挑剔。这时，空洞的理念显示了出其不意的力量。”我可以稍为解释一下这几句话。熟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