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评析

63《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SocialSciencesinYunnanNo.3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评析赵海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摘要: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传统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企业国际化一般通过按部就班的线性次序完成,因此,关于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学术探讨大体上按照“替代和互补”的思路展开。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尤其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传统理论的研究基础和说服力受到削弱;新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应运而生,但还有不足之处。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经济环境;全球生产体系中图分类号:F740;F8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06)03-0063-05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一组重要的相互影响的经济变量。随着自身规模的迅速增长,两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都在逐渐增强,两者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复杂,以至于缺一都无法真正理解单独一方。然而不幸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尽管贸易和投资都已存在比较成熟的理论,但它们长期以来却一直是作为两个独立学科,分别在各自领域加以探讨。这种贸易和投资研究的严重“两分”,使得贸易和投资的关系在“理论上的进展,依旧还很不成熟[1](P73)。传统上,贸易和投资的关系常被归结为两个问题:是贸易导致投资还是投资引致贸易?两者之间到底是互补的,还是相互替代?实际上,这种理解方式与特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有关。贸易与投资间既不是单纯的谁引致谁,也不是替代或互补这样简单。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出现,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传统思路的意义和重要性也由此被大大削弱了。一、传统国际经济环境下的贸易、投资关系所谓传统的国际经济环境,是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相对而言的,在具体时间划分上,我们可大致将其界定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在传统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企业生产之初不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其国际化往往要按部就班地经过如下步骤:产品出口→通过各种非股权方式参与国外生产→条件成熟后从最熟悉的地区开始投资→逐渐将投资的范围扩大。由于企业国际化存在这样一个较为稳定的线性次序,投资与贸易间的关系就相对简单。就这一次序而言,对外投资显然是对原有商品贸易的一种替代——当然,考虑到后续效应,人们往往能够观察到两者总体上的互补。在整个20世纪60～70年代,这种“替代—互补”的观念成了支配人们头脑的范式,理论模型的构建也受到这一观念的强烈影响。(一)经验研究可以想见,投资虽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原有贸易,但投资的子公司通常又会产生对母公司的资本品、中间品或管理服务的需求,从而刺激东道国与母国间的贸易。因此,有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国际投资尽管在初期可能替代贸易,但投资大多是贸易促进型的。当然,在不同的部门,其关系的表现亦有所不同。1.自然资源部门。在自然资源部门,有时贸易在先,然后引起投资;也有时投资在先,然后导致贸易。但无论是何种情况,直接投资都不会替代贸易——也就是说,这一部门的投资全部是贸易促进型的。在该部门,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一般来说,直接投资会伴随母公司向东道国收稿日期:2006-01-08作者简介:赵海波(1973～),男,河北沧州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研究。的农业设备及采矿设备的出口,也会引起其它国家向东道国的私人消费工业品的出口。另外,发达国家在这个部门的国际直接投资还常附带有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的投资。尤其是在投资处于自然资源下游的加工环节时,东道国相关的制成品和服务的出口会发生变化,结果往往是出口贸易的增长。因此,拥有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也对那些愿意参与自然资源加工的下游生产活动的公司更感兴趣。不过,随着对东道国出口影响的增加,在这个阶段,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正向影响就不会再像制造业部门那样显著。[2](P135)2.制造业部门。制造业部门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中间力量,该部门企业按部就班国际化的过程也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在本部门也表现得最为典型。本部门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在单项产品上替代原有的贸易,也可能在该项产品上与贸易相互补充。不过,有大量相关经验研究表明,直接投资和贸易就总体而言是正相关的。[3](P393～394)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墨西哥汽车行业的投资状况十分典型。当时进口替代政策正支配美洲地区的发展,墨西哥采取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而美国在当地投资的一个基本动机就是避开贸易壁垒。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贸易障碍引致投资还是投资障碍引致贸易,均会对效率和增长有所损害。此外这个例子还表明,投资对贸易的替代一般是与市场寻求型的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的。3.服务业部门。服务部门有其特殊之处,因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可储存、不可贸易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服务产品若要跨境提供,就必须在国外进行投资。也就是说,服务企业选择贸易和投资的余地较小,制造部门那种渐进的国际化次序的中间过程是被截断的。对于保险、咨询和法律服务等贸易性较强的产业而言,直接投资会带来母公司设备和相关服务的出口,不过其对母国贸易的影响比制造业要小得多,而对东道国贸易的影响相对更为切实,尽管主要是通过间接方式。比如,它可以帮助东道国发挥在制造部门的比较优势,把东道国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金融、交通、电信保险和广告等生产性服务,也可以从东道国间接出口,尽管很难精确估量,但有证据表明这种联系非常紧密。[4]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按照部门划分国际投资很难做到十分准确。很多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往往是多个部门同时进行的。总体而言,在传统国际经济环境下,贸易往往最终会导致对外投资,对于某些部门或企业而言,投资又确实存在对贸易的替代。不过,考虑到投资的后续影响,反过来它又会导致更多的贸易,使二者呈现互补关系。(二)纯理论分析这一时期贸易和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基本上是在“替代—互补”的思路下进行的。我们可以把相关论著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沿袭替代思路,用简单模型直接模拟企业的微观决策。第二种更为规范,探讨的是贸易障碍引发投资或投资障碍引发贸易的情况,在这种联系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二者间的互补性。1.模拟企业微观决策。这是一种体现替代思路的最简单的模型。假设有A、B两国,下面以A国企业的决策为例。假定P代表生产成本:PA和PB分别代表企业在A、B两国的生产成本;K代表企业专门技术;M代表出口销售成本超过国内销售成本的差额;C代表管理和协调国外经营活动的额外成本。这样,若存在:(1)PA+MPB+K,(2)PA+MPB+C,则该厂商将选择向B国出口而非进行投资;若存在:(1)PB+CPB+K,(2)PB+CPA+M,则该厂商选择向B国进行投资而非出口。此类模型显然是受传统国际经济环境下企业国际化次序的启发建立起来的。尽管它简单明了,但一方面它完全是站在某一时点上的静态分析,另一方面它也并没有为理解贸易和投资的内在联系提供新的感性认识,其理论意义有限。2.替代—互补思路。把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放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中的奠基工作是由蒙代尔完成的。这种分析方法要比简单模拟企业微观决策更为规范,同时也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把直接投资引进标准贸易模型的研究带来了直接启示。蒙代尔的研究采用的是两国、两部门、两要素的标准贸易模型,他考察了贸易和投资之间的两种极端情况:禁止贸易如何刺激投资,以及禁止投资如何刺激贸易。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厂商始终沿着特定的轨迹(即所谓的罗勃津斯基线)进行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5](P321～335)在此基础上,詹森进一步分析了禁止贸易引致投资时的福利变化情况。[6](P1～38)此外还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如果在关税引致的投资促使出口部门迅速发展的同时,本国的贸易条件发生恶化,就会产生“悲惨的增长”。实证和计量检验显示,贸易和投资的关系大多是正相关的。这也意味着,贸易和投资之间不仅有替代性,而64且具有互补性。Svensson1984年提出的模型说明,在贸易障碍引致投资的情况下,资本应主要流入进口替代部门;然而,如果资本流入不是由贸易障碍引起,而且流入的是出口部门,那么,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替代的而是互补的。后来,Markuson等人又进一步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取决于贸易、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7](P205～226)。此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日本学者小岛清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强调国际分工原则在沟通贸易和投资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国际分工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也可以解释直接投资。小岛清提出的模型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标准H-O模型中的劳动和资本,这就使资本的范围扩大到了包括资产、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各国劳动和经营资源禀赋的差异会导致比较成本的差异,比较成本的差异则会使各国的比较利润率不同,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可以建立在比较成本和比较利润率的基础之上。总而言之,在传统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企业往往要面临很大的贸易壁垒和投资障碍,这使得企业很难随心所欲地组织全球资源,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一般都要按部就班地经过一个线性的次序才能完成,因此这段时期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研究基本是在“替代-互补”范式下进行的。不过,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力推进、尤其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建立,使得这种传统研究思路的基础受到严重破坏,此类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也都因此被大大削弱了。二、新国际经济环境下的贸易、投资关系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环境有时也被称作“自由化、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其基本含义与人们熟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似。笔者一再强调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并把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和作用的不断加强作为对贸易和投资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标志性变化,原因就在于,这些变化对企业传统决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使得国外市场的准入程度和生产要素可获取性大大提高。企业从生产之初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种资源,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选择余地明显加大。传统上按部就班的线性次序被彻底打破,原来决定投资选择的贸易壁垒、投资障碍等因素的重要性大为降低,而要素成本差别、基础设施及市场环境等要素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此时“企业只要做出在何处安排自己增值活动的决策,它也就确定了要在何处投资,并与何处展开贸易”。[1](P120)面对这种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贸易和投资的关系问题显然需要进行重新思考。(一)经验研究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使企业原来采取的简单国际化战略为复杂的国际一体化战略所替代,贸易和投资的关系相应变得愈加复杂。此时,企业国际化的过程可以从公司内部体系的任何一部分开始,其国外的分支机构也都开始从事出口业务,公司内贸易的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也是国际一体化生产表现出来的一个核心特征。[1](P121)制造部门的跨国公司在传统条件下也会带来相应的公司内贸易,不过,那时的公司内贸易相对而言不仅数量有限,其构成也多是母公司向子公司输出的设备和服务。现在伴随全球生产自由化浪潮,效率寻求型的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中的比重也迅速增加,公司内贸易的规模已不再限于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跨国公司投资的分支机构间的贸易流量(子公司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大,其在跨国公司全球体系中的作用也变得更为重要。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的服务部门,技术进步(尤其是通讯和计算机等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一些传统上被视为不可贸易的服务项目的可贸易性大为增强。这样,原来必须通过国际投资才能输送的服务,现在其投资的必要性大为减少。这意味着,服务部门在做贸易和投资决策时的选择余地增加了,其面临的状况与制造业部门较为接近。有资料表明,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持续上升。跨国公司出口倾向的这种变化就与我们强调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在20世纪60～70年代,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的影响很小,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