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足迹看两汉河西走廊农业开发

从生态足迹看两汉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刘俊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杨凌(712100)E-mail：[e-mail]摘要：生态足迹分析法是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及其博士生Wackernagel于9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量化可持续发展程度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两汉时期河西地区的生态足迹即为该时期内该地区人类创造一定文明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面积，如若此需求量在供给方面得不到自然满足，人类的需求量超过自然的供给量，生态环境不可持续，生态问题随之凸现，则此文明不可持续。关键词：生态足迹；两汉；河西走廊；农业开发中国图书分类号：K2历史时期的农业开发，虽然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更大。两汉时期我国农业开发在规模和深度上史无前例，加剧了由气候变干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尤其是西部的生态脆弱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研究，先后提出了多种极具价值的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生态足迹分析方法以其普适性、可量化性逐渐成为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一把锐剑，生态足迹既可以用来衡量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规模，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需求。两汉时期，我国的农业开发创造了灿烂的农垦文明，也积累了很多环境问题，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研究我国秦汉时期的农业开发，有利于客观对待我国早期农业开发及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足迹分析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量化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利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看待、分析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客观地了解、衡量生态环境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量化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路。1.生态足迹概念及计算方法1.1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的概念生态足迹分析法是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及其博士生Wackernagel于9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量化可持续发展程度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生态足迹的形象化概念为:“一只负载着人类与人类所创造的城市、工厂……的巨脚踏在地球上留下的脚印”，当地球所能提供的土地面积容不下这只巨脚时,其上的城市、工厂就会失去平衡，如果巨脚始终得不到一块允许其发展的立足之地,那么它所承载的人类文明将昀终坠落、崩毁。生态足迹分析法从需求面计算生态足迹的大小,从供给面计算生态承载力的大小,通过对这二者的比较,评价研究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状况[1]。1.2生态足迹的计算生态足迹的帐户模型框架是Wackernagel于1996年建立的，它用来测量人类的生存所必需的真实土地面积，生态足迹的计算基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人类可以确定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资源及其所产生废弃物的数量；二是这些资源和废弃物流能转换成相应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它假设所有类型的物质消费、能源消费和废水处理需要一定数量的土地面积和水域面积，其计算公式如下:=N[ef=ΣγAi=∑γ(Ci/pi)]其中，Ai为第i项消费项目人均占用的实际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γ为不同类型的生态生产性土地转化为在生态生产力上等价的系数，Ci为第i项的人均年消费量值，Pi为相应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生产第i项消费项目的年平均生产力，N为人口数，ef为人均生态足迹，EF为总的生态足迹[1]。2.汉王朝对河西走廊的战略开发2.1汉政府对河西走廊的战略控制由于河西走廊重要的战略地位，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防御匈奴加强边防是西汉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战略问题。汉武帝在充分深刻了解河西重要地位的基础上于元朔六年至元猎四年（公元前128—119）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征伐匈奴的战役，收复走廊并设置了中国历史上功不可没的河西四郡，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敦煌郡。河西四郡设置的军事、经济意义深远，四郡的设置开我国古代开发西北之先河，对走廊的开发是两汉农业开发、经济开发的重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汉王朝所取得历史成就就是建立在对走廊地区开发的基础上，控制河西走廊之后西汉的事业才得以蒸蒸日上并昀终打通了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文明。河西走廊是连结内地与西域的交通孔道，河西走廊被匈奴控制之后，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使得匈奴如虎添翼，实力不断增大，从西、北两面直接危及汉王朝政权，“控制河西走廊一线，就可以控制西域地区全片”，因此，自西汉汉武帝时河西地区不仅成为中原与匈奴相抗衡的关键点，同时也成为汉王朝苦心经营的战略要地[2]。“断匈奴之右臂，张汉家之肘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河西走廊的开发结束了汉匈两族一百五十年来的敌对状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改变了匈奴人社会生产力和日常生活的落后状态，汉文化逐渐输入匈奴人，丰富了两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3]。2.3两汉对河西走廊开发河西走廊重要的战略经济地位使其成为历史上各个朝代重要的经营区域。河西四郡的设置在西北开发史上具有伟大的战略开拓意义。《汉书·地理志》中“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说明武帝时对河西的开发是以移民实边为目的的政府行为，“地广人稀，水草易畜牧……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是对汉政府开发河西政策的体现。2.3.1军事意义上的移民实边政策西汉政府控制河西之后，由于走廊内“地广人稀”，所以有计划，成规模的迁徙内地人口保卫边防，昀初迁徙的为关东下贫、悖逆亡道之人，至东汉时，这种情况优胜，据《后汉书》记载，共有13次迁死刑犯人减罪徙边的诏令，移民规模在东汉一代当以十万数。居延汉简中就有有弛刑、复作、徒、髡钳、城旦等刑徒名称并有专人押送、接收。其后有计划有规模迁徙内地人口来增加劳动力，汉政府对这些劳动力有一定的优惠政策，汉书记载每次的移民人数均数万计，一名规模非常庞大。移往河西的民众由于习惯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同时为了获得生存，在汉政府的组织鼓励下实行屯田，大力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河西四郡的开发，切断了匈奴和西羌的联系，使其不能合并攻击，西汉政府要通好西域，联合诸国与匈奴抗衡必取道河西[4]，因此河西的开发在地域上、军事上为汉政府开通西域、创造辉煌文明奠定了基础。2.3.2农业经济意义上的屯田、水利事业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是以屯田垦殖、兴修水利为基础的。武帝多次在河西进行大规模军事屯田，史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这也是汉代规模昀大的一次屯田活动。“益发戍甲族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的记载也是汉屯田的反应。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发谪戍屯五原”，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这是徙边罪犯军事屯田的记录[5]。河西传统农业开发中，广大移民屯兵带去内地先进的畜力、农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河西农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末年任赵过为搜粟都尉，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牛耕，河西屯垦即广泛采用牛力犁耕，居延汉简中还有牛耕的文字[4]。《史记·河渠书》中的“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水及川谷水以溉田”。河西走廊地处西北干旱区，无灌溉则无农业，汉代军民在开垦农地的过程中在河西开发了农田灌溉。《居延汉简》中已有专职水利的“河渠卒”的记载：“河渠卒河东皮氏毋忧里公乘杜逮年二十五”。《后汉书·任延传》中武威郡守任延，以“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正是依靠兴修水利，灌溉河西农田，才使得干旱少雨的河西走廊农业得到发展，河西绿洲才有丰田肥草。3.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分析两汉河西农业开发两汉时期由于人类活动的过度参与，屯田垦殖、过度放牧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加大了现有土地的生态承载力，使得该地区的生态容量不断缩小。水土流失，植被破环、土地荒芜加剧了社会矛盾，加上东汉战乱、气候变冷等因素从而继发了一定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时空性和地域性，影响生态环境问题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两汉时期农业和牧业的交错开发对原有的生态破坏很大，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数据是我们很难对其进行量化研究。但是生态足迹分析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那就是如何用现代的科学计算方法将其折合为一定的土地数量，从而得知在两汉的河西地区是否产生生态赤字，通过生态赤字来定量两汉河西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验证、并在理论上不断完善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历史时期的生态足迹，我们则可以认为即为此历史时期内人类创造一定文明所需要的土地数量（或土地面积），如若此数量（或土地面积）在供给方面得不到自然满足，则此文明不可持续，反映在现代科学中则为人类的需求量超过自然的供给量，生态环境不可持续，生态问题随之凸现。两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在消费方面主要为粮食消费和居住地消费，我们可以根据汉平帝元始2年（公元2年）全国的每户平均需求亩数13.88亩来加以计算。供给方面，由于土地具有位置固定、面积有限和不可替代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其数量是不会变化的，且一定数量的人口必须具有一定规模的土地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也必然增加[6]，两汉河西的过度垦荒就是在人口增加耕地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对两汉河西地区人口需求土地与原有可供给土地数量的估算，不仅可以量化当时的人口土地矛盾，而且可以验证河西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两汉时期我国户口、田地总数、每户平均口数和每户每口平均田亩数年度公元（年）户数（户）口数（口）田地（亩）每户平均口数每户平均亩数每口平均亩数平帝元始2年212,233,06259,594,978827,053,6004.8767.6113.88顺帝永和5年1409,698,63049,150,220——5.07————注1：平帝元始2年数据来源于《汉书·地理志》；建康元年数据来源于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天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4注2：汉尺约合今23.2厘米，汉代一亩为(6×0.232)2×240＝465.0393平方米。今一市亩为666.67平方米，所以汉代1亩＝今0.6915市亩表2两汉时期河西地区口数、户数及人口所需土地亩数时间项目平帝元始2年（公元2年）顺帝永和5年（公元140年）郡别口数（口）户数（户）人口所需土地亩数口数（口）户数（户）人口所需土地亩数武威76,41917,581733471.090334,22610,042328501.8325张掖88,73124,352851641.912647,725①12,768①458065.5045酒泉76,72618,137736417.682559,337②12,706569517.7127敦煌38,33511,200367940.096729,170748279974.2434总计280,21171,270268947117045836,2641636059注3:人口所需土地亩数为今市亩数，即口所需土地亩数=口数*每口平均亩数*0.6915注4：数据来源于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天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表3两汉时期河西地区人口密度时间项目平帝元始2年顺帝永和5年郡别面积（平方公里）每方公里人数土地总亩数面积（平方公里）每方公里人数土地总亩数武威83,2500.912487500083,3700.4125055000张掖135,5000.7203250000131,500①1.3①197250000酒泉58,2501.38737500058,2501.087375000敦煌149,7500.3224625000149,7500.2224625000总计4267503.26401250004228702.9634305000注5：①此数字为后汉时期张掖、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的口数户数，面积、每方公里人数总数。注6：②由于后汉酒泉郡口数不详，此数为梁方仲先生所推算。表4两汉时期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