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区化的趋势及其对策

北京郊区化的趋势及其对策21世纪，北京城市化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即由向心集聚为主的城市化转向离心扩散为主的效区化。在明晰郊区化概念的基础上，该文对北京郊区化进行了全面分析。首先，论述了北京的人口、工业郊区化现象和有别于西方国家郊区化的趋势。其次，剖析了北京郊区化的积极作用：人居环境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土地利用优化、环境质量提高，并同时分析了其消极影响：城区蔓延及绿化带遭蚕食、工业外迁的无序性、房地产开发过热、旧城保护受到威胁、外来人口恶性集聚。最后，为了保证北京郊区化的有序发展，提出若干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编者新概念：郊区化释义世界城市化演绎模型表明，城市在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等阶段以后必然会走向一种离心分散化的阶段，在该阶段，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的外迁，这一阶段被称为城市郊区化，简称郊区化。郊区化的前兆表现为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在城市总人口中的相对比重下降，即相对分散。郊区化的典型标志是城市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即绝对分散。正确理解郊区化需要明确区分“城市郊区化”和“郊区城镇化”。“城市郊区化”是指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在大城市由内向外迁移的一种分散化过程。它与“郊区城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不能混淆和替换。“郊区城镇化”泛指城市郊区的乡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的过程，这种郊区发展可以包括来自向心的、离心的以及本乡本土的各种力量；而郊区化的实质则是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由城市中心向郊区的离心扩散，它构成郊区发展中来自城市内部的离心力量。上述两种过程的立足点和重点也是不同的。郊区化是立足于城市中心，考察由内向外的扩散力量；郊区城镇化是立足于郊区，考察各种力量在郊区集聚所导致的发展。郊区化的扩散力量可以形成郊区城镇化的力量之一，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郊区城镇化的集聚力量都来自郊区化的扩散力量。“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镇化”分别代表了离心扩散和向心集聚两种城镇化力量。郊区化只是城镇化总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即城市由高密度集中走上低密度扩张的阶段。空心化：北京郊区化的现状与趋势根据对人口普查资料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分析，北京城市郊区化开始的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0多年来，从现象上看，北京处于郊区化的发生阶段，还没有进入普遍郊区化的时期。l、现状北京郊区化主要表现为人口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第三产业处于相对分散的阶段。北京的人口郊区化中，城市中心区人口外迁，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减少。北京城市中心区每平方公里人口下降近1000人。人口外迁的主要去向为近郊区，北京的人口密度变化可以说明这一点：距中心(天安门广场)大约5公里范围内(城区)，人口下降很多，其中，人口密度5万人以上的街道办事处由80年代的6个下降到90年代的1个；距中心大约5至15公里(近郊区)，人口增长较快，人口密度明显上升；距中心15公里以外(远郊区)的人口增长缓慢。北京的工业郊区化过程大致如下：企业发展出现了问题和新情况，如污染扰民、企业经营困难、产品技术结构调整或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土地功能变换等；企业提出搬迁项目建议书，经各级职能部门和管理部门批准；企业实施搬迁方案，并在搬迁过程中完成对企业的更新改造。其主要表现：一是以污染扰民企业的搬迁为主，它们往往是被城市环境要求的压力所迫而外迁，在外迁过程中，同时对企业进行改造；二是以经济结构调整为目的的企业外迁，它们外迁的主动性成分比较大。从企业规模看，小于500人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大多数；从企业隶属关系看，市属企业郊区化的比重最高，中央所属企业最低，其它区县级企业居中；从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的外迁比重最高，其次为集体企业。2、趋势北京房地产和人口迁移的资料表明，北京郊区化的发生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中国大城市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许多促进郊区化发展的因素都在发育和萌生。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级差地租发挥作用后，郊区的地价比市区要低得多，郊区住宅价格相对低廉；而且，近年来，北京与全国一样，福利分房逐步减少，随着《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等一系列新的住房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为抵押贷款购房提供了合法依据和支持，个人购房会大幅度上升。由于用地条件的限制因素，新房源基本上在郊区。随着基础设施和快速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形成，辅以私人小汽车拥有量提高的必然趋势，人们的活动范围将逐渐摆脱被局限在较密集的城市中心区或近城市中心区的范围内，而愿意去环境更好的郊区，因此，必然会刺激北京郊区化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北京郊区化下一步将怎么走?西方城市曾普遍经历的郊区化模式是否会重现?西方郊区化带来了郊区的大发展，以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为主要力量涌向郊区寻求好的居住环境，逃避中心区住房拥挤、交通堵塞等的恶劣环境，低收入者在内城集聚，结果使中心区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城市中心区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中心衰败，种族问题、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而北京城市中心区魅力依旧，而且还有高强度的资金投入，欣欣向荣，绝无衰退迹象。在北京，能买得起商品房(以及小汽车)的富裕阶层可能会选择留在中心区。而外迁的大多数是并不非常富裕的工薪阶层，他们为了取得较廉价的相对大面积的住房，迁到离中心较远的郊区。北京不可能重复其它国家已走过的郊区化道路，仅就北京郊区化发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就是其它国家城市所不具有的特点，北京郊区化一定是具有自己的特色，它有三个特点：首先，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人口的分布、企业的布局受行政命令的支配，居民迁移受户籍制度的制约，企业缺少按价值规律运行的权限和能力；其次，改革开放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价值规律发生了作用，人口流动的限制性因素减弱，企业运行的规律逐渐被认识和应用，出现了种种变革。再次，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首都的特性决定了其特殊性。综上所述，北京郊区化必然有与其特点相应的模式：一是国际模式的郊区化，其特点是别墅加小汽车，向远郊区迁移，如在北京通州、昌平，甚至怀柔等地已有此类现象发生，有着与西方郊区化相似的一面。二是有组织的郊区化，其中既有计划指导的因素，又有价值规律的作用，这种郊区化是普遍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郊区化类型。双刃剑：北京郊区化的影响和问题北京郊区化的发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它对现实社会的作用是一分为二的，有其积极的影响，亦有消极的作用。1、北京郊区化的积极影响第一，人口郊区化疏散了城市中心区过密的人口，改善了人居环境。在北京的郊区化过程中，1982～1990年北京城市中心区人口下降了3.38%，计8.2万人，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27551人下降到26607人。疏散中心区的高密度人口曾经是城市规划工作者朝思暮盼的事情，现在它已实实在在地呈现到世人面前。中心区人口密度的下降同时也缓解了城市中心区住房、交通等的压力，城市有条件拥有更多的篮天和绿地，保证了城市中心区的从容发展。第二，工业郊区化优化了企业内部结构，促进了企业发展。北京工业郊区化的实现是通过污染扰民工厂搬迁和产业调整，转产了污染严重的滞销产品，淘汰了落后的工艺、设备，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组建了一批规模经营的企业集团，发挥了企业群体优势，优化了产业结构，调整了企业组织结构，促进了资源合理配置和技术进步，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益，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三，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有利于发挥城市中心区的区位优势。郊区化有利于发挥城市中心区的区位优势，获得更高的土地利用效率，实现更有效的城市中心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房地产业的兴起、住房制度的深入改革，城市中心区成为开发热点，地价大幅度上升。郊区化体现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要求，减少了中心区的第二产业，增加了集约利用土地的第三产业。第四，降低了城市的环境污染，带动了郊区的发展。震动噪声、废气废水、易燃易爆的污染企业，很不适应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区布置，这些企业的外迁减少了城区的污染源，拥挤的中心区用地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松动，也解决了工厂自身发展的问题，使城市土地使用趋于合理化，同时还带动了新建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在工厂原址，有的恢复了文物古迹原貌，有的建了住宅、办公楼，还有的改为商店、旅馆、学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大大提高了城市中心区的环境质量。在远郊城镇“落户”的外迁工厂，加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带动了当地乡镇工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着远郊城镇建设，符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城市建设重点的两个战略转移，即“城市建设重点逐步从市区向广大远郊地区转移，市区内建设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2、北京郊区化产生的问题郊区化对北京城市发展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深远的，但是北京郊区化也存在着比较复杂的问题。第一，城市“摊大饼”式蔓延，绿化隔离带被蚕食。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中，市区实行“分散集团式”布局，把规划市区划分成中心集团和若干分散的边缘“集团”，每个“集团”内部安置产业实体和居民，中心“集团”与边缘“集团”之间保留成片好菜地、丰产田、果木、林木和水源井群，并种植花草，开辟水面。这种布局思想对北京城市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所谓绿化隔离带是指市中心集团与边缘集团之间以及各边缘集团之间的绿化地带。城市绿化隔离带处于近郊农村与建成区边缘的交接地带，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离城较近，区位条件优于远郊，土地价格等级又明显低于城市中心区，在城市用地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这片长远规划为绿化隔离带的区域就成为各方都想占用一份的“宝地”。因此自从绿化隔离带确立之后，就不断地遭到蚕食，郊区化开始后，这一趋势更加剧烈。许多城市单位，当然包括大量郊区住宅建设和部分外迁企业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又不愿意远离市区，千方百计在近郊绿化隔离地区挤占土地。这种做法与乡村发展经济致富的要求相结合，出现了以旧村改造为名变相进行开发的现象；不少农村主动“筑巢引凤”，把地圈起来，出租土地或建临时房屋出租。绿化隔离带被严重挤占的根本原因是郊区化过程中的经济利益驱动。第二，企业外迁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工业向郊区搬迁扩散的过程中，常发生以下现象：(1)有些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廉价土地，往往通过“联营”方式私下非法取得土地，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易产生布局分散、污染搬家、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2)有些企业不通过规划管理部门，而是自找门路，在城市的非建设区内、规划的绿地隔离带内非法租地，或与郊区社队非法联营，被规划管理部门查出后，不得不进行二次搬迁。(3)即使某些自找用地在建设区内与规划并无矛盾，但形不成完整的工业小区，使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很难配套，在供电、供水、通信、三废治理、职工通勤、子女上学等许多方面，出现很多难解决的问题。(4)由于企业所属部门行业不同，搬迁资金来源渠道不同，搬迁时间先后不同，在搬迁过程中，同行业的企业分散在不同地区，或相对集中的企业仍是一厂一院，锅炉房、配电室、上下水等都自备一套，管线重复建设。(5)工业郊区化中，工厂迁出城市中心部位，而职工随迁的却很少。其原因一方面是企业外迁时承担不起职工外迁的费用；另一方面，职工不愿意外迁，担心迁入地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太差，影响老人养老和子女求学，职工的通勤费用因此增加。在经济转轨的当今，企业还必须负担至少一部分通勤费用，许多企业只得增开通勤班车或缩短工作时间。第三，房地产开发过热的现象。由于郊区化中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价值规律作用，要求北京城市土地功能进行置换，住宅建设和工业企业区位趋向郊区，而第三产业的服务设施相对聚集于城市中心区，为北京各类房地产开发带来了契机。虽然北京房地产开发在全国起步并不早，但是开发速度却很快，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热”现象，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工业开发区占用土地过多。北京市由中央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2个，市政府批准的工业区28个，规划新征地100多平方公里；区县政府同意设立的各乡镇工业小区188个，用地也有100余平方公里。其用地3倍于北京市区解放后前40多年的工业建设用地，而且还未包括不计其数的乡镇和各企业自行设立的工业小区占用的土地。(2)住宅建设的结构型过热。主要表现在投资结构失调，热衷于对高档写字楼、高级公寓、高星级宾馆、花园别墅、渡假村等项目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