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燕南园的“90后”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贾广启201203010524北大燕南园的“90后”去年的金秋十月，基于对北京的向往，我独自一人从济南坐上了开往京城的火车。我有幸畅游于未名湖畔、伫立于博雅塔前，尽管如我这般慕名而来的游人众多，但丝毫不减退北大校园所固有的那份沉淀百年的神秘与古典。走过燕南美食，那里有一个封起来的大院子，里面有一些青砖灰瓦的老房子，或是疏落的房屋，或是自成格局的小院，或是二层小楼，看似很普通，谈不上什么特殊的风格，只是树多一些，人少一些。由于日程安排，我没能走进那个园子。事后才知晓那就是燕南园，殊不知，在那绿树遮掩之下的园子中留下过诸多先贤名士的睿智博达。我甚是后悔竟这样与燕南园错过了，燕南园是一个崇高境界的精神象征，能走进燕南园该是多么的荣幸与自豪。回到济南，静坐在山师的自习室中，望着长清的双龙山，伴随着扑面而来的微风，我的思绪再次飘回了北京，那种喜悦与悔疚感相互交织着，复杂至极。喜悦便不言而喻了，悔疚的是我错过了燕南园。对于自己见识的短浅与知识的鄙薄，我多么的愧疚，乃至歇斯底里的捶胸顿足着。进而转念一想，与其期待着下次的旅行，不如畅游书海，在知识的海洋中丰富对燕南园的认识，使这份崇仰变得厚实而不再漂浮。燕南园的住宅被定为51号到66号，这一编号从燕大到北大，一直没有变更。在燕南园居住过的诸位大师级人物中有六位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分别是燕南园51号的饶毓泰，54号的洪业，57号的冯友兰，58号的汤用彤，60号的夏仁德，64号的翦伯赞。100年前的他们同我们一样身为“90后”，上世纪那批“90后”的崛起对20世纪的中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们不平凡的一生连同他们所生长的那个时代至今让后人念念不忘，哪怕是在百年后的今天。首先，燕南园的“90后”们求学经历丰富，接受过先进的教育，而且都是优秀的留学生。饶毓泰，于1891年12月1日出生在江西临川一个书香门第。1913年，他考上省派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物理，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饶毓泰去德国，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波兹坦天体物理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1944年，饶毓泰再次去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洪业，号煨莲（英文名字“威廉”的音译），出生于1893年10月27日，福建侯官人。11岁进入新式学堂读书，开始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后来，1910年洪业进入福州鹤龄英华学院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得到鹤龄英华学院以为董事的资助，前往美国留学，在5年的时间内先后获得俄亥俄韦斯良大学文学士、哥伦毕业大学文硕士和纽约协和神学院神学士等诸多学位。1945年日寇投降不久后，洪业应聘前往美国，到夏威夷大学任客座教授，从此离开了燕南园。第二年，洪业又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任客座教授，并一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出生于河南唐河，7岁便开始读书了。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冯友兰考入了上海中国公学。他只是说：“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兴趣使冯友兰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1915年冯友兰在中国公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考北大。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对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在这年秋天，冯友兰考取官费留学，离开祖国，赴美国寻求“外界思潮”去了。汤用彤，1893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生于甘肃省渭源县。1908年进入北京顺天学堂学习印度哲学及佛教经典。1918年，他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大学，主修哲学；1920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仍主修哲学；1922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燕南园60号楼居于整个燕南园正中，其位置最为显著，美国教授夏仁德曾在这里居住过。夏仁德（RandolphC.Sailer)于1898年8月24日生于美国费城。1919年毕业于Prinston大学，后陆续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夏仁德本身作为美国人，在美国接受教育自然不能算为留学生，但他出色的教育水平和授课能力是有目共睹的。翦伯赞，于1898年出生在湖南桃源，维吾尔族人。辛亥革命第二年，少年翦伯赞独自到常德读中学。1916年前往北京考入法政专门学校，后转而考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试图学习实业救国的本领。1924年，翦伯赞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学习经济。其次，燕南园的“90后”们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们醉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学术水平极高。饶毓泰在1933年入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人、“研究教授”，后兼任理学院院长。他承担了数门课程的授课任务，他还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工作，重视演示实验，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特聘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1947年初，饶毓泰回国至北大任职。解放战争进入后期的时候，胡适曾劝饶毓泰前往台湾，但他决心留在北平。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饶毓泰不再担任领导工作，但仍对系里的发展十分关心，开设了“原子光谱”、“光的电磁理论”等课程。洪业在1922年应燕京大学之聘担任助理教授，当时他尚在美国，协助燕大副校长筹得巨款、兴建校舍。1923年洪业回国住进了燕南园54号那座两层小楼，成为了燕南园的第一批居民。洪业先后在燕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同时，他还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洪业从1919年起，到1930年引得编纂处成立，经过多年探索终于发明了一种新的号码排检法——中国字庋撷法。冯友兰在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发表了第一篇重要文章——《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结果的一种解释》。后来他先后写出了几本书，代表作是《人生哲学》。1926年，冯友兰到燕京大学任教，1934年8月分两卷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他系统地叙述了古今哲学诸家的学说精髓，并予以详尽的考证。他自己认为，自己的这部书有一些基本的观点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重返北大，被分配到哲学系，定为“四级教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住进了燕南园。他的后半生都是在燕南园57号这所小院里度过的，因此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其命名为“三松堂”。冯友兰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上。汤用彤在1930年应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之聘请，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47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52年后汤用彤一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主管基建与财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会委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汤用彤一生抱定“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为学宗旨，在北大执教30余年。汤用彤自幼学习英文，后来又学习梵文、巴利文，还通晓法文、日文。他也是我国第一代经过近代科学方法训练的专业学者，对古代圣贤经传不迷信、敢怀疑。这种新旧文化的结合点造就了一代学人独具的优势。办一所大学要有众多大师来支撑，一个伟大民族的振兴也离不开文化大师的支撑。汤用彤就是我国学术界众多支撑文化大厦的梁柱之一。翦伯赞在大革命失败后，认真学习马克思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社会的性质，并写下了许多探索中国革命方向的文章。翦伯赞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便写出来《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二辑。此外，他还著有《历史哲学教程》、《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中国历史年表》等。1949年2月抵北平来到燕京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他随之来到北京大学工作。翦伯赞在北大担任过历史系教授兼主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等职务。另外，燕南园的“90后”们在那个动乱的战争年代的洗礼下，仍有着一颗炽烈的爱国心，洋溢着浓烈的爱国情感。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打破了饶毓泰夫妇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他们随学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后来饶毓泰又将夫人送到上海岳母家借住，而他自己与学校的师生辗转前往昆明。不久，夫人因伤寒而不幸去世。尽管战争给饶毓泰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心中的爱国情感支撑着他前进，他誓死与国家同在、与学校师生同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当即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其中也包括燕京大学。一大批燕大师生相继被日寇逮捕入狱，洪业也在其中。一年前美国俄亥俄韦斯良大学授洪业文学博士，他应邀赴美接受授衔。当时日美关系已日趋紧张，许多人劝他暂留美国，但他坚持回国与全校师生共度危难，毅然重返燕园。洪业在狱中，坚守气节，威逼利诱全无所动。第二年6月出狱后仍受到日寇的监视，且不断有人威逼利诱，但洪业节衣缩食，靠卖画售书维持生计，坚持不为敌人做任何事情。二战结束后，洪业久居国外，但他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却终生不泯。他曾多次对友人说：“我爱美国，我更爱祖国，祖国是我父母之邦。”1979年，洪业写下书面嘱托，除了将两种珍贵的明刻本《史通》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外，其他的全部藏书都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京师诸多大学被迫南迁。冯友兰经长沙至南岳，参加由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合并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战事失利，不久后继续南迁，绕道越南而赴昆明，一路艰辛，无法细述。在路过凭祥的时候，冯友兰不慎左臂骨折，在河内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得重新上路。冯友兰抵昆明后，担任了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八年抗战，颠沛流离，即使是学界名人，也饱尝经济拮据、生活艰辛之苦。当时，联大的教授夫人们不得不靠变卖衣物甚至谋求“副业”维持生计。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想出的办法很是独特：支起油锅炸麻花，生意还算勉强可以。抗战胜利后，冯友兰携全家人回到北京。不久后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前去讲课。他在美国期间，国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内战，北平解放前夕，许多人纷纷南逃，但他选择了留下，心系国家的前途命运。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汤用彤随北大转往后方，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6年随北大复迁，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23年来到中国燕京大学心理系任教。夏仁德深受学生爱戴，他虽然是个外国人，却一贯支持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一二·九”的时候，大队学生徒步进城参加示威游行，被反动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外，夏仁德怕学生饿肚子，亲自送去了很多食物。1946年发生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事件时，夏仁德不仅与学生一起徒步进程参加游行示威，还在自己的衣服后背上写上“抗议美军暴行”的口号。1948年，国民党军警包围燕京大学，企图搜捕爱国学生，夏仁德厉声制止“这里是外国教授的住宅，不许搜查”，帮助被列入军警黑名单的学生安全逃离。1950年夏仁德回到美国，作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时刻眷念着中国、惦念着燕园。1981年他临终前，口述了一封给燕大校友的一封信——“我深深地景仰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和你们在其中的贡献”。1937年5月，翦伯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他始终没有公开身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那几年，翦伯赞宣传党的方针，揭露汉奸及国民党投降派的卖国嘴脸。抗日战争胜利后，翦伯赞按照党的指示，编辑出版《大学月刊》，开展统战工作，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最后，燕南园的“90后”们饱受“文革”的磨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哀。1966年，饶毓泰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1968年的夏天，物理系的教职人员都被集中在系里统一居住，不能随意活动。10月16日，人们发现饶毓泰不见了，经多方寻找，发现他在51号楼下自己的房间里悬梁自尽了。十年浩劫结束后，1978年9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饶毓泰举行了追悼会。“文革”开始以来，无数“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当时“知识越多越反动”，许多无辜的知识分子命丧于造反派的棍棒之下。北大历史学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就是翦伯赞，挨骂、挨打、挨批判。翦伯赞原先一直住在燕东园，“文革”开始后被扫地出门，后来因毛泽东“最高指示”而受到“优待”——从小黑屋子搬出了，和夫人住进了条件较好的燕南园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