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避暑胜地的历史变迁

北戴河避暑胜地的历史变迁黄金生北戴河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因与政治的不解之缘而充满了神秘色彩。北戴河距离北京不到300公里，18公里长的海岸线曲折蜿蜒，海面清澈平稳，沙滩洁净绵软，到处是天然浴场。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每年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平均只有7.6天。优良的气候条件、便捷的地理位置，使北戴河成为避暑的好地方。北戴河的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秦代，秦始皇东巡派人入海求仙时就曾住在北戴河；曹操更是在此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天下名篇。但在中国古代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下，即使畏惧酷暑的清朝皇室，也从未考虑过到海边避暑。北戴河作为避暑度假区是从清末，伴随着列强的侵略才开始的。骑驴的仕女1858年，英法俄美等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列强由此获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中又赋予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各省可以“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特权。西方人员在华日久，便利用特权四处寻找适合夏季避暑的地方。与游牧民族出身的清朝帝王选择承德不同，欧美人开始把他们的海滨避暑之风传到中国。1878年，25岁的英国传教士甘林来到中国，在天津、唐山等地传教。当他来到北戴河海滨的时候，立刻被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海域所吸引。1895年，他租下联峰山东峰鸡冠山约400亩的土地，盖起了两栋别墅，鸡冠山因此也被叫作甘林山。甘林的别墅是北戴河最早的西洋别墅之一。别墅建成之时，他请一些亲朋好友前来“暖房”。当时一位英国女士在北戴河车站下车后骑驴到联峰山下，因为天气炎热，就骑在驴背上休息了一会儿。她戴着白帽，左手控缰，右手擎伞，骑着驴在绿荫下的样子很是迷人。同行中一位擅长绘画的人用水彩把她画了下来，这幅画后来被京奉铁路的英国总工程师金达所得。金达在修建天津至山海关的津榆铁路时也发现北戴河村南面不远的海滨，风光秀丽，非常适合休闲避暑。以他在英国的经验，认定将来必有升值，便想在这里购地盖房。但当时一般外国人没有这种权利，他只好怂恿铁路包工头天津人杨季琳抓紧购地建房。杨季琳听取了金达的意见，很快在北戴河海滨建了一座房屋，租赁给来这里避暑游玩的外国人住。这是外地人在海滨建的第一幢专门出租给外国人用的房屋。金达将那幅“仕女骑驴图”印制成京奉铁路局的英文招贴广告，每年夏季在火车站和外国人的居住地张贴，用以招揽中外人士到北戴河旅游。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旅游招贴画。有了金达绘声绘色的宣传，几年之后，在北戴河的海滨上，一栋栋别墅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英、法、俄、美等外国人纷纷涌进，争相圈占和抢购土地，北戴河成为西方殖民者的避暑乐园。到1898年，应西方驻京使节的要求，北戴河正式被清政府“钦定”为中外人士避暑之地，“戴河以东至金山嘴沿海向内三里，及往东北至秦皇岛对面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准中外人杂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确定的对外开放的各国人士避暑之地。北戴河海滨被清政府辟为中外人士避暑地后，当地临榆县衙门（治所在今山海关）因该地地处偏远，鞭长莫及，无暇管理，境内的外国人则以北戴河海滨是通商口岸为借口，于1898年首先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自治团体组织——石岭会。石岭会以其监理会名义大肆收购土地，在区域内建有办公楼、大会厅等。并自作主张地倾销其所租土地，大量吸引会员。即凡愿为该会会员，承认其会章者，都有向该会租地买房的权利。“骎骎然几有喧宾夺主之势。”到1900年，北戴河已建成50多幢专用于疗养的别墅。一些外国人看到北戴河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便开始靠囤积土地获利。英国人施爵儿1905年在此低价买得88.9亩土地，1914年他出手10亩，1916年又出手33亩，1920年再出手11.74亩，坐吃土地升值就发了大财。1916年，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来到北戴河，他见此情况，便积极联络京津上层人士，在1919年成立了地方自治团体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保护主权，规划市政，管理避暑区之行政事宜。”他主持制定北戴河街区道路规划，规定“近海沙滩不准建房，其他地区所建房屋以能美化环境，点缀风景为宗旨”。这是我国旅游风景区的第一个城市规划。之后，正是朱启钤以“修路为第一步”，把北戴河的建设有步骤地推向了科学轨道。风姿绰约的“西洋美人”在公益会的治理下，北戴河的公共秩序井然。1929年7月，张学良到北戴河来疗养，为遵守公益会严禁在海滨使用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的规定，把带来的小汽车、摩托车全部留在了专列上。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在游玩时贪看风景，骑驴错走了人行道，即被路警所阻，并被告违犯了交通规则。于凤至下了毛驴，连说对不起，不但交了罚款，还奖给那位恪尽职守的路警10块大洋。由于公益会及有关方面的努力，也由于石岭会在外国人中的影响，北戴河海滨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逐渐成了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在远东罕有其匹的避暑旅游胜地。当时北戴河的旅游业，在中国有很多开先河之举：建有中国第一条旅游专用铁路支线，即建于1917年的从津榆铁路北戴河火车站到北戴河海滨站；这里还开辟了中国第一条旅游航线，即辟于1921年的从北京南苑机场到北戴河海滨赤土山机场航线。现代旅游业的兴盛，吸引了外国人大量涌入北戴河海滨。据有关资料披露，1936年北戴河海滨人口调查显示，当时住在北戴河海滨的中国人有7902人，外国人有2535人；当年的中外观光客有6127人。也就是说，当时在北戴河居住的外国人已接近那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把中外观光客中占据大多数的外国人算进去，那暑期北戴河海滨的中外人口比几近相等。这在远东除租界地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没有的。奇特的山光海色使北戴河海滨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和韵味。早在1910年，北洋女子公学创办人，做过袁世凯公府秘书的吕碧城就在用文言文写的《北戴河游记》中把北戴河海滨比喻为是“西洋美人”。她开篇就写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二句于西湖之神态，殆摹拟矣！然犹中国美人态也。若夫海滨之风景，清奇高亢，气象万千，有如西方美人，细腰捷足，长裙飘飘欲仙，令人见之具潇洒出尘之想，则北戴河似焉。”二十多年后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西洋史》的作者陈蘅哲，也写了关于北戴河的游记，其中《再游北戴河》一篇开篇就说：“提到北戴河，我们一定要联想到两件事，其一是洋化，其二是时髦”。不平凡的“老别墅”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统计表明，北戴河海滨境内有中外别墅719栋，其中外国人别墅483栋，涉及美、英、法、德、日本、苏联、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奥地利、瑞士、加拿大、丹麦、西班牙、瑞典、爱尔兰、挪威、波兰、印度、韩国等20个国家；中国人别墅236栋。在旧中国四大别墅区（江西庐山、河北北戴河海滨、浙江莫干山、河南鸡公山）中，北戴河海滨是唯一的海滨别墅区，外国人的别墅数目比例最大。但是，这个依山傍海的避暑之地，绝非不问世事的世外桃源。在这些老别墅的群楼中，有1903年建造的“海关楼”；有解读北方工业巨子周学熙心声的“趣园”；有建设北戴河的功臣朱启钤的“蠡天小筑”以及曾作为少帅张学良行辕的章家楼等等。这里见证了中国近代许多不平凡的历史事件。1930年夏天，张学良来到北戴河避暑时，正值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参加哪一方，将对整个战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张学良此时所在的北戴河聚集了各派的代表：蒋介石集团的张群、吴铁城、方本仁；阎锡山派出的贾景德、傅作义、温寿泉；冯玉祥派出的邓哲熙、薛驾弼、门致中；汪精卫派出的郭浆祺、陈公博等。他们云集北戴河游说拉拢张学良，避暑胜地一时俨然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6月，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曾在北戴河起草调查报告书。张学良指定北宁铁路局局长高记毅等组成“国联调查团海滨招待组”。其后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北戴河逐步被日本人所控制。1940年4月，日本在北戴河海滨开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社员休养所”。5月，日本驻天津陆军特务机关强占陆庄小河以西土地建日本陆军医院，供侵华中负伤生病的官兵治疗休养。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接收北戴河，北平官员及一些富商大贾决定恢复北戴河作为避暑胜地，然而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使多数官员不敢到此。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军挺进山海关，到11月26日，北戴河终于“换了人间”，获得解放。第一个中央休养区北戴河解放的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便引起了中央组织部的重视。中组部当时正考虑全国胜利后如何安置伤残将士，显然，北戴河是疗养的好去处。于是中组部在北戴河选择了风景最好的西山，对原有别墅进行接收或购买，组建了疗养院。接着，全国工会系统也效仿苏联的做法，开始组织劳模到北戴河休养。1949年6月，身体欠佳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来到北戴河海滨，成为第一个来此休养的中央领导人，住在原铁路宾馆1号楼。此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1950年8月，又有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到北戴河海滨疗养。1950年初，经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亲自选择，批准在北戴河建设外交人员休养所。当年暑期，成立了“外交部驻北戴河联络组”，开始接待当时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等国的驻华使节。1952年，中组部疗养院移交给中央办公厅，改名为中直机关疗养院，规定中直机关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养的假期。北京的夏天十分闷热，解放初期因条件所限，不仅没有空调，甚至连风扇都少有。于是在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后，中央决定寻找夏季避暑办公之地。据参与编写北戴河地方志的朱桂新介绍：“北戴河海滨沙子质量很好，海滩不是很陡峭，鲨鱼也很少，中央一个考察小组曾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从环境、地址、路途等方面考虑，最后确定了北戴河作为中央领导办公地点。”另外，北戴河所留下大量现成的别墅也使领导人去避暑不用劳民伤财重新建设。1953年，行政区划上的“海滨区”易名为“北戴河区”。1954年，中直疗养院改名为中直干部休养所。毛、邓的初次北戴河之旅虽然日后毛泽东非常喜欢北戴河，但在1954年之前他却一直没有来过。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归来途中曾来到山海关。在长期战乱的摧残下，昔日的雄关已是残破不堪，满目疮痍。据当时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师哲回忆，解放之初无论毛泽东走到哪里，望着残破的山河，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此刻的毛泽东，望着破败的“天下第一关”，可能也没有了游山玩水的兴致，他看了一下山海关，便匆匆登车回京，更没有去相距不过十余公里的北戴河。毛泽东初次来到北戴河，是在1954年的春天。1954年4月21日他考察秦皇岛，出发的第一站又来到了山海关。毛泽东一下汽车望着已修整一新的“天下第一关”城楼，惊喜地说：“这儿变了！”当晚，毛泽东便住在北戴河的章家楼休息。可是，第一次到北戴河，或许是因为大海的涛声太大，或是因为天气较凉，长期被失眠困扰的毛泽东当夜并没有休息好。第二天，毛泽东便告别北戴河海滨，前往唐山视察。同样喜欢在北戴河畅游的邓小平，初次北戴河之旅也颇为仓促。1952年8月，邓小平从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至政务院担任副总理。刚来中央，工作千头万绪，加之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他要主持政务院的工作，整个夏天也无暇休息。1953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便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可是，那次邓小平只待了两周，就在毛泽东的电召下提前结束休养匆匆赶回了北京。夏季办公制度的形成中共中央确定夏季在北戴河办公，实际上带有半休养半工作的性质。1954年，秦皇岛市设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简称“暑办”，专职为中央领导服务。同年11月，国务院正式确定北戴河休养区的使用方针是为中央暑期办公服务。夏季办公制度确定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专门组成暑期警卫、服务班子，到北戴河工作。在当地，也有一个暑期工作班子，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再加上警卫师四团，共同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驻地、浴场和外出活动的服务及警卫工作。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面临着重整山河的紧张工作。1950年10月，志愿军赴朝参战后，毛泽东日夜关注朝鲜前线的情况，半个月间办公、起居全在床上，睡眠极少。此外还有“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运动，这一段时间，毛一直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