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

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论从王晓明的个案考察开始作者：汪铮时间：2010/11/2213:44:00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论文摘要：本文从王晓明对于王安忆创作历程的考察人手，将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活动的描述，尤其是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自身的定位进行了一种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作者从语源学的角度对于知识分子的概念进行了澄清，把对知识分子角色转换原因的考察置入现代性的语境当中，并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双重挤压处境。作者进而指出，完成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当中的身份转换和身份确立，首要的问题是反对犬儒主义。论文关键词：知识分子；现代性；犬儒主义关于文学的功能，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照我自己一贯的理解，文学的作用在于使人类本已艰难的生活变得不那么无趣罢了。与许多依照学科规范炼就的批评文本的言说方式相比，这个定义显得非常地不着边际，至少是缺乏专业水准的。但是深究起来，要使人类的生活摆脱无趣，文学实在是承负了太过沉重的使命。无独有偶的是，文学批评家王晓明先生通过《从“淮海路”到“梅家桥”》的长文，对作家王安忆女士的创作个案进行了现象的考察和分析，他在文中就感叹到：“人类迄今为止的文学的历史，一再向我们证实了，文学对于人的生活是做出了多么重大的承担。即使到了今天，一切似乎都面目全非了，我仍旧相信，文学这个精魂依然存在，依然有力地跳动在许多作家的写作当中。”…从这里开始，王晓明先生对文学功能的赋予，已然跳出了人类审美经验，跳出了文学史的考察范围，进人了马克斯·舍勒所讲的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Knowledge)的领域。于是，王安忆创作姿态转变的意义从文学领域中被抽出，并在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层面得到了凸显和提升。这种凸显和提升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这种价值层面的考察实际上也把王安忆的身份进行了放大，王安忆的身份在这里由一个独见的文学创作者被置换为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问题在于：什么是知识分子?作为作家的王安忆与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安忆的区别何在?一、关于知识分子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引发无数争论的问题。从语源学上考察，一说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1)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HH1、e删HreHIIH，它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当时，较之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本身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以这样一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另一说是“知识分子”(Inte1．1ectua1)一词最早见于1898年1月23日登载法国L’Aurore上的一篇文章。针对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些文人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在其中表明他们对这一案件的肯定态度。从此，“知识分子”在法国被逐渐广泛地使用起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强调社会参与能力和独立性，强调个人良知和公共关怀是知识分子语源学上的原意。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所谓知识分子，是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距离(一说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的那种人。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知识分子”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贬义词了。“知识分子”不再成为一个贬义词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在大萧条的年代里，似乎是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面对社会困境开出了济世良方，使社会变萧条为繁荣。如此一来，“知识分子”这个词汇的内涵被抽换了，“知识人”和“知识分子”成了同义词，“知识分子”为社会所认同和接受，变成了一个正面的肯定的词汇。其涵盖面也较之前要宽泛了。《时代周刊》(Time)有人认为：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甚至连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换言之，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读书多的人，而是必须具有独立精神、原创能力和为观念而生存的人。作为知识分子必得以思想为生活，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的批评者和新价值的创立者。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并非一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只有那些在教育过程中生命的内在素质获得“质的飞跃”的人，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唯有知识分子不隶属于任何阶级而葆有自由思想的权力，才能在“暗暗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唯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能担当起自己的思想使命，才能真正区分意识形态思想和乌托邦思想。这种转变是极富意味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所依据的是自身的公共性和批判性。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intellectu。a1)，美国学者RichardA．Posner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中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要发聋振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萨义德以为，知识分子能“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而不是制造它们)，不能被轻易被纳入政府和企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从拒斥转而为接纳，本身就说明了知识分子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的转变。作为作家的王安忆是专业人士，但由于她在观察社会时的所拥有的清醒、疏离还有挑剔的写作姿态，所以被王晓明剥离出来成为研究样本。这一方面固然是王晓明的借题发挥，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了当前中国的文化生态。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80年代中国发生的“知识分子热”。它与现在被称之为“新启蒙主义”的思潮是分不开的。在这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然成为改革的中坚、社会的主流和大众的代言人。这种心态着实是中国传统儒生心态的现代幻觉版。正如学者汪晖所言：“如果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认同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关系之上，那么，无论他(她)如何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都将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一个不能确切地认识自己的人，能够确切地把握现实。”所以，中国80年代发生的所谓“知识分子热”实际上是非知识分子性质的。二、现代性语境与知识分子在当前中国的知识论域中，学术面临现代性的逼迫。如何把握现代诸现象，始终成为当前学界的项共同的困扰。所谓现代现象，按照学者刘小枫的话讲，就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一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它体现为一个极富偶然性的历史过程，迄今还不能说已终止。从现代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他在此基础上用了三个述语进行了概括：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关于现代性，他这样描述道：“‘现代性’是一个晶状概念，指示社会一文化的总体结构的转型：农业社会结构向工业化进而技术一信息化社会结构的转变，带来文化形态以及意义观念的改变，而社会结构的转型又可能是某种观念转变的结果。社会经济结构、个体心性结构、文本观念结构之转型是‘现代性’这一晶状概念的三项主要棱面。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形成，是现代化社会转型的结果，指以知识的买卖为职业的人，他们的活动构成文化言说的公共空间。”考察现代性问题，尤其是复杂的中国现代现象，是一项艰巨的学术工程。我在这里仅对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作一粗浅的分析。如果说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偶在的历史过程，就排除了一切目的论的诱因。那么作为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裂变和转型，现代性所标志的社会文化事件导引出了人类思想史上的首次紧张：传统与现代。在中国，这种二元张力关系在这种历时性之外还加入了共时性的维度：中国与西方。这种张力有许多表征。首先就表现为个性自由与个人主义的张扬。其背后是深刻的信仰个体化转型。信仰个体化，表现为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80年代的“主义纷呈”。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的信仰热情很难再对大众起到支配作用，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环境恶化的本质在于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环境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从而面对巨大的困境。许纪霖将之概括为三大挑战：其一是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其二是知识分子的再度边缘化；其三是“后现代”的崛起。在我看，这根本就是犬儒主义的问题。三、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曾经有许多人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是由“体制内知识分子”一手操办的，还有的学人从一种人民民主的观点出发认为正是现代性话语使得知识分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在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领域，自由知识分子往往拒绝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所描述的现代化乃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在整个新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和改革体制的意识形态结盟，并享有同样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特权。在西方和中国广泛被承认的一个情况是……现存体制的强制性基本上来自其确保稳定的决定作用，稳定被认为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这就剥去了其关心政治对抗的自由主义外衣，因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完全支持和参与了国家的规划。”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反自由主义的人民民主主义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它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话语，它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攻击带有强烈的“体制外”的自我标谤倾向。这种话语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带有十分浓烈的迷惑性，仿佛“体制外”的民主是造反国家对民主的体制性压迫的有力武器。但是我们只要回头看看“文革”就可以了解到这种话语诉求的现世实践结果是什么东西了。在整个90年代，中国知识界产生了一些具有共振性质的现象。比如民族主义问题的出现，“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争等等。其中上述的那种民粹的人民民主主义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攻讦是有代表性的。民粹的人民民主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攻击，一是指责它对于西方话语霸权的屈从，另一方面是鞭挞它的“精英主义”倾向。在我看来，这两种攻击都没有切中要害，其原因在于没有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态处境。这种处境表现为学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学术化。如学者徐贲描述的：“知识分子往往要面对来自政治体制和学术体制的双重压力。在中国，前一种压力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要求的‘政治化’，第二种压力表现为学界清流标准要求的‘去政治化’。在这双重压力的作用下，某些身份(如国家政策谋士、不涉及政治的‘纯学者’或无根游谈的‘精神哲人’)得到鼓励或容忍，而另一些身份(如批判、对抗或持异见立场的学人或公共知识分子)则遭压制或排斥。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角色意识直接反映在知识分子对国家知识分子政策和知识活动环境的反应上。对这些有关现状，无论是维护还是质疑，是接受还是反抗，都包含着相当明确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所以，问题在于民粹的人民民主主义曲解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于它不了解自由主义与权威体制的差异和只要权威统治处于强势，自由主义则必然有活力的道理。问题根本还在于它背后所依据的犬儒主义立场。犬儒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知识社会论域有许多表现形式。比如为当前许多知识分子所赞美的“技术理性”和“价值中立”就是一例。当今对技术的普遍信仰是不言而喻的，其根源无非在于人们能够相信他们在技术中找到了价值绝对中立的基础。什么是价值的绝对中立?就是彻底放弃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的问题，只关心手段(技术)。问题在于，价值能否真的实现中立?我们知道，技术只是看起来中立，技术是为人服务的，实际上不可能中立。放弃了对人类正义和善的关怀，人类还有什么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如前所述，民粹的人民民主主义也是现代犬儒主义论述的一种。它看上去是在挑战西方式的所谓“精英民主”，其实它对中国本身的民主化是有害无益的。它指责“体制内”知识分子是强制话语霸权的共谋，但它自己却真正成为对中国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正面解读的基础。比如前些时候流行的将“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民主运动，毛泽东亦成为了在体制内反体制的民主英雄。所有这些言说，都在有意无意地成为话语霸权的帮闲，使得已经充斥谎言的公众政治领域进一步假面化。学者徐贲认为，公众生活假面化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体制性的犬儒主义，它表现为谎言的合理合法化和普遍理性的丧失，也就是“诚信”危机。体制性的犬儒主义由强势犬儒主义和弱势犬儒主义这两个主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