钗簪

钗&赞头饰用玉我们可以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像当时人们对于头部饰品点缀有如此的兴趣盎然。相比较男性头饰（主要是发簪类）的传统而言，依托于礼制对女性头饰的制定与改革也乘着时代变革的大潮而来。当然，这不仅是对于女性来说，整个社会礼制的完善以及对于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继承和改变，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1）玉簪（笄）、钗“玉钗空中坠，金钿色行一。”——南朝·梁·吴兴妖神：《赠谢府君览一首》联系上文对礼仪用玉探讨，冕冠本体上没有明显的玉饰，但高等级冠类的使用时都离不开将冠体本身放置在佩戴者的头部，这样就自然让我们想起了通用的束发具——笄，或称为簪导1、介导2，后一名称始于东晋：“东晋诸帝冠仪（中略）御府令奉冕、帻、簪导、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后略）”3又因“天子以玉笄，而导亦如之。”4可知当时仅有天子簪具才会使用玉料制做（图3-116：1），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东晋时心有异志的桓玄（369—404年），不仅能够肆无忌惮的佩用，并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仍寄希望能以贵重的“玉导”换取自己的生命5。有机宝石是当时簪具的主要原料，其中南方的犀角和热带海洋里的玳瑁最为常见。江西南昌东晋早期“中郎”吴应棺内，出有墨书“犀导一枚”的木质遣册6，可知此时簪以“枚”计数。玳瑁同样也可以制作簪具，南梁的王筠（481—549）在他的《有所思》诗中便有：“徒歌鹿虑剑，空贻玳瑁簪。”7北齐时东安王娄叡墓甬道两侧的壁画中，所立侍者头戴薄纱笼冠，笼冠右插貂尾、左后穿两根涂黑的簪饰，色泽很近似所谓的“犀导”或“玳瑁簪”（图3-116：2）；并且类似的簪饰同样可见于北魏的宁懋石室线刻人物的笼冠（图3-116：3），还有高洋的武宁陵的壁画上8。绘画材料所表现的黑犀簪的样式多呈细长体，外露一端较长，簪头为弧扁形或开放状扇形，使用时贯于冠后部，洛阳发现的一具升仙石棺上上有此类簪更加细部的使用方式（图3-116：4）。这样形制的簪还在大同方山北魏冯太后永固陵9，及以精美壁画闻名于世的邓县画像砖墓里都曾发现过10，不过簪具的质地被报告撰写者认为均是骨质。12341《释名·释首饰》有：“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一曰笄。笄，系也，所以拘冠使不坠也。导，所以导擽鬢髮，使入巾幘之里也。”，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北京，第158—159页。2“主衣中似有玉介导”见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高帝本纪》，中华书局，1972年，北京，第39页。3唐·杜预《通典·嘉礼》，中华书局，1974年，北京，第？页。4见唐·魏征：《隋书·礼仪志》，中华书局，1973年，北京，第272页。5“益州督护冯迁抽刀而前，（桓）玄拔头上玉导与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杀天子！’迁曰：‘欲杀天子之贼耳。’遂斩之，时年三十六。”见唐·房玄龄：《晋书﹒桓玄传》，中华书局，1974年，北京，第2601页。6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图版捌，《考古》1974年第6期，第373页。7南朝·梁·王筠：《有所思》，陈·徐陵编、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64页。8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9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第29页。1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室》图六六，文物出版社，1958年，北京。图3-116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簪饰簪饰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插簪方位逐渐由冠内向冠外转移。很明显，这是为了充分展示簪的装饰性，同时也成为这一时期标榜官阶身份的重要标志。也许是由于南北礼仪冠具的近似性，冠饰簪的形制没有太大的差别。不同的是《历代帝王图》多幅冕服像中所呈现的簪贯穿于冠顶部，使用方式明显与前面提到的簪相异，且形态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帝王们的簪具形象前端为多边方形、后端细长。洛阳发现的一件北魏时期线刻石碑座上，也曾见有这样夸张的簪首。文献中都提到帝王在冠冕时多用“簪导”，或许这种带有着夸张的方体前端的大型簪体，便是印证文献中经常见到的“簪导”，其也可称为“笄导”11（图3-117：1）。123图3-117南北朝时期的簪导与南方的砖印壁画相比，汉化后的北魏服制则重视石线刻的人物形象。以此线刻人物戴远游冠，由一大方形簪头的簪导将其固定，贯出的一端垂有飘逸自然的青丝緌。唐初所绘的《历代帝王图》卷中所见有三类方首簪导，或四边形素面，或呈五边形，部分簪首面还饰有“卍”字纹。带有色彩的绘画材料告诉我们，簪导的多边形簪首与白色的簪体质地可能并不相同，前者质料或是金、银等贵重金属，后者则无疑应是白玉（图3-117：2）。同样是在高洋的武宁陵中发现一件残断的玉笄，达9厘米，虽然簪头已经遗失，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它与簪导似乎有着某种联系12。依据唐制，推测使用玉簪导的重要场合通常在：“诸祭祀及踐祚、享庙、遣上将、征还、饮至、加元服、元日受朝等。”13帝王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服则也普遍使用“通天犀”簪导14。《搜神记》中便有处于产犀牛热带地区的南州（南海郡一带）向孙权进贡犀簪的记载，故事中的黑犀簪同时也得到了神明的喜爱：“南州人有遣吏献犀簪于孙权者，舟过宫亭庙而乞灵焉。神忽下教曰：‘须汝犀簪。’吏惶遽不敢应。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复下教曰：‘俟汝至石头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达石头，忽有大鲤鱼，长三尺，跃入舟。剖之，得簪。”15显然不同种类的簪体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所以同画卷的陈宣帝、陈文帝画像中常服所用的仍然是很常见的长锥形白玉簪，且这样的玉簪我们也曾在十六国时期较高等级的墓葬中，如东安王娄睿等墓里发现过16（图3-118：1、2）。12图3-118玉簪（笄）图1中簪玉色纯白，玉质晶莹，细腻温润，并抛光晶洁。通体光素，簪体为四棱面长锥11“出冕前后而下垂之，旒齐于髆，纩齐于耳，组为缨，玉笄导。”见唐·魏征：《隋书·礼仪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263页12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13唐·杜佑：《通典·嘉礼》，中华书局，1988年，第1640页14“犀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线，自本达末，则为通天犀”见东汉﹒杨孚：《异物志》，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年，广东，第12页。15东晋·干宝著、王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第50页16卢耀光、尚杰民、贾鸿键：《青海西宁市发现一座北朝墓》，《考古》1989年第6期，第570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叡墓》彩版一四七：1，文物出版社，2006年。形，一端浑圆，一端收尖。1985年，它意外发现于砖瓦厂的取土过程中，因非考古发掘品，所以器物位置大多缺失。在同出的角质印匣中，一枚“凌江将军”铜印，向我们透露了有关墓主身份的重要信息。我们知道这样黑犀质的笄早在汉代已经普遍使用17，并可想象帝王常服用簪与其他等级的贵族所使用的犀簪，从质料上看不会有太多差别。不过南北朝时期随着冠冕种类的复杂化，所配用簪也日趋复杂，但仅限于玉、犀、角、牙质地。北周建德元年（572）武阳公独孤（高）宾墓里所见簪导，即被认为是角质类18。而据史料中的记载，象牙簪导于礼制上的使用，则出现在南北朝晚期19。诚如之前所说，在中国男子簪具是配合冠帽类的使用，故表示成人化仪式的“冠礼”中束发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同时将男子“簪”的使用作为成人的标志，这种情况在南北两地同样如此。刘宋的明曇墓志记述墓主“少摈簪缙，取逸琴书”20，几乎同时的北魏范阳王元诲则是“簪金帶组，鸣珮垂绅”21。在更进一步的“世承簪笏”中，簪具则已完全成为世袭等级权利和财富的代名词。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仅零星的发现过角类有机宝石料质的钗类22。目前南朝时期的玉制钗具的使用已有发现，均以玉或有机质宝石制作的“U”形钗首，钗脚以贵重金属包镶而成23，原因除了工艺的衰退以外，对于琢制长体双股钗类来说，选取合适大型玉料的匮乏也是重要的问题，而这一现象在北朝晚期似乎得到了很好的解决24，也让双股钗类成为了这一时期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玉器之一。北朝晚期出现的玉钗以北周田弘墓夫人所佩用的为代表，整体浑圆、厚实，特别是在钗首部分表现的更加显著，而双股钗脚显得较短促（图3-121：1）。按发掘者对墓葬内葬入前后关系的判断，田弘棺木早于田弘夫人下葬，其所用玉钗的葬入年代至少不会早于田弘入葬的建德四年（575）。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同时收藏一件类似的玉钗，外形上看应该是同类型者25。12图3-121北朝玉钗出现于北朝晚期的厚圆体的玉钗，我们在其他质地的相同器类上没有发现与之相近者，或许这便是此时期对于钗类改造的成功之处。继此后不久，大量出现的修长、体薄的玉钗让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成熟的形态和工艺应该产生在隋代之前。而在固原另一座唐早期墓葬（史索岩墓），一件钗脚残断后又经改制的玉钗（钗梁），应该是厚圆体钗的早期遗留品。这17“班固《与弟书》云：‘今遗仲升以黑犀簪。’；《士燮集》云：‘遣功曹史贡皇太子通天犀导。’”唐·魏征：《隋书·礼仪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272页。1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独孤宾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第30页。19唐·魏征：《隋书·何稠传》，中华书局，1973年，北京，第1597页；另2012年南京栖霞灵山大浦塘南朝齐明帝之女墓中，发现一件象牙簪，南京市博物馆：《2012南京考古工作报告》，2012年12月，第24页。20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天津，第23页21同上，第274页；另在咸阳王士良墓中发现一枚簪首呈多棱形骨（象牙？）簪，似是冠用的簪导类，见《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图二四一。22江西南昌都M1东吴墓中出土角（犀角或玳瑁？）钗一对，见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东汉、东吴墓》，《考古》1978年第3期，第158页。232012年南京将军山南朝中晚期墓M13中，发现有包金琥珀钗首、白玉钗首，资料现存南京市博物馆；其中琥珀钗首与贵州马场南朝墓中宽“U”形钗可作形式上的对比，见南京市博物馆：《2012南京考古工作报告》，2012年12月，第59页。24文献中北齐河清改制有对花钗上“金玉饰”的品秩规格，说明北齐的钗饰上曾有玉料的装饰。见唐·魏征：《隋书·礼仪志》，中华书局，1973年，北京，第243页。2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玉钗，形制与田弘夫人所用玉钗相同，图片可参见该机构的数位典藏系统。也说明了在北朝晚期到隋唐早期的时段里，两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前后继承关系的玉钗也可以并行使用。北周末年或隋早期，玉钗形制已有明显变化。这不仅体现在丝路的通畅和西域的宾服使这时玉器的质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上乘，我们惊讶的发现这种高档的白玉料开始较多的使用在头饰钗类制品上。形制的改变在北周尉迟运与夫人贺拔氏的合葬墓内发现的4只玉钗上表现得很突出：钗首仍保持了宽体，局部直角边线的处理更显得劲力十足，两股钗脚为细长形，形制的整体已趋向同类金属质地，变得薄而修长（图3-121：2）。12图3-122玉钗的插戴方式我们将这两张写实性的画作做以比对，世俗中衣着和装束的大红大绿与宫廷中华丽清新淡雅的适度配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画作中的玉钗插戴方式，也表现出了世俗生活的实用主义与内廷品味的华而不实。钗在盛唐之后的发展，出现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一类花钗步摇形式，簪首或镂空嵌镶宝石，或刻花玉片，外形多采用纷纷扰扰的蝶恋花题材。玉钗的插戴方法，在后世的绘画作品中有零星的表现。东汉贵妇们头后部的云髻上插做一排的方式已经明显被三国两晋新的对称排列方式所取代；在吐鲁番阿斯塔拉唐代早期绢画上，一件类似北周晚期的扁厚体的白玉钗自上而下插在后部发髻的左侧（图3-122：1）26；与此使用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稍晚的《簪花仕女图》中，细体钗的使用类似三国两晋对称的簪插组合（图3-122：2），但从插戴位置来看，其装饰功能远远超过了实用性。（2）步摇、花钿与博鬓A步摇B花钿与博鬓“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