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遵义会议伟大意义的几点认识

关于遵义会议伟大意义的几点认识…文章作者：【原文出处】益阳师专学报198201【作者】刘仲良一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斗争的结果，全党集体奋斗的结果，表明了全党觉悟的提高和走向成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上台之前，我们党进行过反对瞿秋白、李立三两次左倾错误的斗争，由于这些斗争对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彻底清算和纠正，因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就有可能在前此基础上加以扩展。加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中央领导机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从各方面对党施加压力。因而，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即使如此，也引起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怀疑和抵制。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直处于斗争第一线的同志们，由于对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实际，了解得清楚，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在实践中，也最先感受到，因而他们最有条件和可能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先起来和左倾冒险主义坚决斗争。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的宁都会议上，在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对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抵制，作了原则地斗争；周恩来、朱德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贯彻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取得了红军反围攻战争的前所未有的胜利；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提出了职工运动的正确的策略原则，抵制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一九三三年初，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变本加厉地推行冒险主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在毛泽东已经被迫离开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了顽强地斗争，坚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遭到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打击……。总之，在党内对左倾冒险主义抵制、怀疑、不满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大批、大批。尽管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施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许多人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的队伍依然不断扩大。当左倾冒险主义在实践中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使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有了觉醒，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后，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并一度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境地，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普遍增长。血的事实告诉了人们，王明等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只知生吞活剥地背诵一些马列词句，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洋先生，革命不能再由他们领导。一度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站到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全党觉悟的普遍提高，说明了党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它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从遵义会议本身来看，会议开始，左倾冒险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的错误，而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和中央苏区支前工作的不力，各苏区的配合不力等等（参见《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但多数同志支持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和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的战略策略。周恩来在会议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部署，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召开会议打下了基础”（王首道：《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榜样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在会上，他代表军委作军事报告，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我身为军事部长，领导作战失利，带来了巨大损失”，“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嘉湘、黄岭：《周副主席在长征途中》），他提议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朱德在发言中严正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为我党领袖（《深切怀念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新华日报》1679年第7期)）；王稼祥在长征路上和毛泽东走在一起，谈论了国家和党的一些问题，商谈了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并在遵义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在发言中毅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并作了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邓小平同志在张闻天追悼会上致悼词》）。此外，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遵义会议》(《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正是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这种坚决斗争，使遵义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毛泽东对于会议参加者的功劳，一再作过充分的肯定，多次表扬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可见，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所取得的成果是全党集体斗争功勋的结晶。毛泽东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卓越才能和胆略。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多次提出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计策，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拒绝采用才导致失败。湘江之役后，是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方面军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正是在斗争的实践中，大家认识了毛泽东，信任毛泽东，团结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周围，才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这一历史贡献，是建立在集体力量共同奋斗基础上的，而毛泽东是这个集体中最杰出的一员。我们既不能把毛泽东放在和其他同志等同的地位，也不能把他摆在党和集体之外，甚至摆在党和集体之上。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二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开始形成一个稳固的可以信赖的领袖集团，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它使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无产阶级政党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根据这一原则，要求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坚持民主基础上的正确的集中。反对个人独断专行。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十分漫长，近百年来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内没有民主自由，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封建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由于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的十四年间，党内曾出现过右倾和连续三次左倾的的错误，并统治了党的中央机关，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几度遭到破坏，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特别是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期间，个人凌驾于全党和中央之上，独断专行，大搞“以我为核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完全背弃了党的集体领导，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促长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使党遭受了两次严重的失败。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在这次会上，张闻天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同志在张闻天追悼会上致悼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选为书记处书记。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这一改组的重大意义，不但从组织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而且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实践中真正开创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大大发扬了党内的民主作风，使党内生活走上了正常化。遵义会议从当时党和红军所处的险恶环境出发，从当时党内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涉及的主要李德、博古等人，从而团结了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维护了全党的团结，避免了党的力量的削弱和分裂。假设遵义会议没能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就不可能有会议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展开，不可能有四渡赤水出奇兵，取得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决定性胜利。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也就没有后来中央政治局基本团结一致地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斗争的完全成功。当时，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会师时，四方面军八万多人，张国焘自仗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主张干，向康藏地区退却逃跑。党中央针锋相对，提出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参见《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总之，遵义会议的一切成功和胜利，都是党中央集体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体斗争的结果，无不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巨大威力。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种卓有成效的集体斗争中，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等等同志组成的领袖集团，确立了这个领袖集团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应该指出，在遵义会议确立的领袖集团中，毛泽东的杰出作用和突出地位是无容置疑的。早在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明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它既肯定了毛泽东的重要地位，又把毛泽东置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中。可是，后来对于这个问题却又出现了如下几种不同的提法，且比较流行：有的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就在这位杰出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的领导下，使革命的胜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证；有的说，由于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而当时又在战争时期，所以实际上形成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胡华同志在《新时期》一九八○年第一期《关于遵义会议的若干情况》一文中说：“因为红军在长征之中，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就是当时领导层中最有权力的机构，是最高统帅部；毛泽东在政府方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党的方面又进入了书记处。所以是处在最高领导地位。”又说：张天闻任总书记，“不象博古那样指挥一切了，而是在三人军事小组统一领导之下管理党务。”这些提法，我认为是不确切的，而且容易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误解。根据这些提法，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变成了“毛泽东的领导”，似乎就是毛泽东一人领导全党，处在党中央集体之上。事实上，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作了这样的理解、而人们的这种理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特别是胡华同志的论断更难成立。因为：第一，遵义会议并没有作出决定，把总书记或书记处置于三人小组的领导之下，并没有规定军事小组处在最高层，在军事小组中，也没有确定谁是组长、谁领导谁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之说是找不到确实根据的。相反，遵义会议倒恰恰批评了“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领导是非常不够”（参见《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第二，这种说法不符合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党指挥枪，军事服从政治。不能说在战争时期军事领导就是最高领导。否则，整个十年内战，以后的八抗战、三年多人民解放战争，以至整个中国革命期间，岂不都是军事领导一直处在最高地位吗?这符合我们党的理论与实践吗?确实，遵义会议是在长征路上召开的，当时我们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军事问题的解决，正确的军事指挥的确立，具有决定的意义。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军事机关是否处于最高领导地位完全是两个问题，不能把它们混同起来。军事问题的解决，正确的军事指挥的确立，本身就是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实现的；第三，遵义会议后，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并非由三人小组领导，而是由政治局领导，从巴西会议开始到延安会议完成，始终是在政治局领导之下进行的，全党和中央领导机关都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其中的杰出历史作用正是体现在这种集体的斗争中；第四，领袖是一个集团，不是一个人。遵义会议从一方面说，改组了中央机关，毛泽东是书记处书记之一，是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之一，当然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另一方面说，遵义会议不只是确立了一个人，而是确立了一个集体。至于把“毛主席在政府方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列为确立“最高领导地位”的理由，那就更使人费解。因为这种地位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就已经确立，并非从遵义会议开始。另有一种看法则基于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当时不是毛泽东而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既然领袖并非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既然遵义会议确立了这个集体的领导，毛泽东是这个集体中杰出的一员，并且随着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