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凯元非说所说

写在前边的PS：看来此文确实如题，从写作到发布，出现了种种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困难。但你还是看到此文了。北大李四龙教授和法源寺可潜法师，下午来我校讲天台宗。李教授说，“台禅一贯”，两宗有区别，又有联系。禅宗重在解构，天台宗最终也解构，但过程渐进，有积累。修行就像练球，渐进就像传球，最终是为了进球。有之前的基础，才能进球。他最后说，禅宗“不立文字”，是在其他宗派的理论基础上，在经典普及的基础上，才出现的。所以慧能有资格讲“不立文字”，现在禅宗没资格，要补课。他说，宗教的共性，也是积极意义，在于告诉世人：今生没完。比如肉身没了，还有法身。如果仅此一生，结果一死了之，人无所敬畏，就像拿着有限的信用卡，恶意透支。可潜法师对中西方古今文化，乃至时政、新闻，都挺了解，旁征博引。时间有限，他讲了些天台宗的概念，难以系统阐明；我水平有限，也不太理解。只记得他重点讲了持戒：他说，常人看来，被戒律约束，不舒服；但持戒者看来，这是有益的，能避免风险，就像战士穿上铠甲，不觉得笨重，因为习惯了，而这需要坚持。我本想公开提问，又没想好怎么说，于是没问，但私下还是问了，或者说探讨。以下内容是我问李教授和我思考的综合：追求无限，相信“今生没完”，结果是很多人不怕作恶——现在作恶，以后可以忏悔；忏悔之后又做，之后还可以忏悔。这辈子作恶，下辈子还可以改正，也有机会成佛，不论是下地狱，还是堕入畜生道、饿鬼道。可要是像基督教，下地狱了就没机会赎罪，也可能导致破罐破摔的态度。而地狱，导致基督教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此不详述。相反，海德格尔认为“向死而生”：正因为人是有限的，终有一死，死是专属于自己的，只有直面自己的死，才能超越眼下种种困扰和遮蔽，因为这些和自己的死相比，是过眼云烟，也无足轻重。当然，人是有限的，但不是因为死，而是因为生，因为自由：我现在选择这个，不能同时选择另一个；我现在的选择，会影响我之后的选择；我不能不选择，就算不选择，或者听之任之，也还是一种选择。同样，我也不能否定“否定”本身，超越“超越”本身。但，我能选择，能否定，能超越。故佛法总是讲“……非……”，然后又“非非……”，乃至“非非非……”因为，意识指向一个对象，就超越了对象，不可能成为对象——我能看到你，说明我在你之外，我不是你，我还可能看到别的东西。因此，佛，或者说佛法最高境界，其实不是一个对象，无所谓成为或到达，真的是“不可思议”和“妙不可言”。这种境界，如果像天堂那样，即使是真实的、永存的，也仍是一个对象，是有限的——如果人到达了天堂，就超越了它，而不是消失在其中，否则上天堂和死亡有何区别，不都是意识消失？那也无所谓天堂，没有了意识，对象如何显现？所以，人更不可能和天堂融为一体，天堂也不是基督教等宗教的最高境界。如果超越天堂，又超越到何处？上帝？就算基督教不反对，这也不可能，因为被超越的是对象，是有限的，就不是最高境界，不是能和意识融合而又永存的归宿。这种理想的归宿，一种完美，一种欲望，作为对象，正如《圣经》中绑在车上的那根胡萝卜，而人就像那头驴，想要吃胡萝卜，于是前进，但套在驴身上的车也在前进，胡萝卜和驴的距离没变，它吃不到。古希腊神话中被惩罚的坦塔罗斯，也是如此：他要喝水，水就消退；他要吃果，树枝就上升。《存在与虚无》的基本结构，正是如此。可见，纯粹的“同一性”不存在，人自以为存在，正如萨特所谓的“自欺”。“不二法门”，非二非一，而是可二可一，是“统一性”，天台宗所谓“一心三观”亦然。我在此给出了部分证明，已发布的其他文章中也有，如“不可入性”，但更多证明，此处不宜说尽。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佛，佛法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这个系动词，必然指向对象，却又企图获得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即“是这个”，就恒常地“是这个”，比如A恒常地是A。故西方旧哲学的本体论，也可译为“是论”。但这是矛盾的，如前所述，对象是有限的，可被超越的，恰是“无常”。所以，不能问那些“是什么”，而可以问“在哪”。所谓“般若波罗蜜”，“般若”可理解为智慧，“波罗蜜”可理解为到达彼岸，而佛法重在讲“般若”，而非“波罗蜜”，道理在此。庄子的“逍遥”，海德格尔的“领会”，萨特的“非位置性意识”，梅洛-庞蒂的“身体”，也是同理，都是非对象性的。这些虽不能消除主客二分，但可以超越主客二分。马克思的“实践”当然也可以，但实践不可能是非对象性的。而答案，就在那根胡萝卜和驴之间，一念之间。“立处是真”。或许是作为回应，李教授后来说，哲学是理性的，逻辑的，对待情绪、道德，难以给出一个标准，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宗教就可以。他过于贬低哲学，把哲学家说成不是因为想不通，想疯了，下场悲惨；就是想不通，走向宗教了。更过于贬低法学，说学好哲学，法学那点概念不算啥，一看法律，漏洞百出。他说的其实是西方的旧哲学，海德格尔已说过，最纯的理论也包含着情绪，比如冷静地分析。理性和非理性，不是不可并存于一念之中的，何况是一种理论？天台宗所谓“一念三千”。有两位同学公开问了两个有趣的问题：党员信教的问题，寺庙法人地位的问题。这其实没啥敏感，也很有现实意义。法师回答了前一个：他分析了共产主义，以及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共性和区别。这问题其实是要谈现实，尤其如何解决，但他回避了。而这问题最明显的不是发生在佛教，而是穆斯林那。李教授回答了后一个：现行法在宗教方面空白和混乱太多，如寺庙的土地使用权，僧人财产的继承权，僧人在寺庙中是雇员还是主人等等。结果一旦出问题，佛教界背黑锅。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国家对宗教的态度，比如，如今内地的寺庙，基本是在过去基础上延续或重建的，而不是新建的。他对法律挺了解，果然是靠打官司赚过钱的。最后，以下内容是我问法师和我思考的综合：因为有益，怕风险，所以持戒，这不是功利心吗？而坚持，不是落入了执着吗？释迦牟尼在世时，并没有佛教戒律；而他先放弃瑜伽修行，后来又放弃苦行，先洗了澡，又喝了碗羊奶粥，这都违反了当时相关的戒律。但之后，他在菩提树下成佛了，可谓“不破不立”。故尼采主张，要过危险的生活。济公也是，吃肉喝酒，佛教界却不认为他堕入邪见，说他成魔，反而供奉，但中国历史上也仅此一位。法师回答很简单：戒律只是一种方法，为了帮助一些人觉悟。没错，但方法变成了戒律，不但内部的人不敢突破，外部的人也难融入。宗派之别，易生难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