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看其当前改革的着重点

浅析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后果及当前改革的着重点三十年多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三十年间多年，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其中的一些问题又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是决定改革和发展成败的致命问题。这不能不倒逼我们重新审视曾经走过的路。惊回首，我们蓦然警觉：评价一个社会是否健全，我们真的不能只看其经济社会有没有实现发展，而且还要看经济社会有没有健康地发展。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否则，一切都可能归零。这并非危言耸听。依照发展经济学的规律，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之间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就将处于快速变动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此时，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瓶颈，在急需“提速”，却久“推”不“动”的当下，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我们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已严重滞后，这不禁使人深思：是什么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其原因何在？又需如何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前着重点何在？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一、传统政治体制存在一定的惯性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由于其对社会经济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党和国家为此反复探索出路。可是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惯性,往往滞后于形势的发展,而不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立即发生变化。首先,传统政治体制仍具有整合社会资源的作用。传统政治体制虽然存在种种弊端,然而与“三权分立”制相比,“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制”,在决策层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尤其是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对后起国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很多重大项目的迅速建成以及一些复杂、棘手问题的基本解决,如人口控制、产品质量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种体制。当前,我国的传统政治体制虽日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但是还有一定的自我调整的余地;而新的政治体制还处于不断的探索中,远不完善,特别是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还没充分培育和发展起来,社会自治能力还不够强,难以填补因行政权力退出而留下的真空。如果此时立即抛弃旧的政治体制,完全按照所谓“新”体制运行,一定会使社会失控,国民经济处于大起大落状态。这已为历史所证实。“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只有实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将改革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会与各级领导层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中外发展史上,每一种发展模式都会带来一批受益者,一旦发展模式发生转变,很可能触及这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改革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再分配,是对原有利益平衡结构的一种冲击,存在极大的风险。传统体制下,政府是全能主义的政府,各级领导层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是既得利益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有限政府,必然要求改革那种无限政府,从而影响他们往日的权威,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受到他们的阻挠。当前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阻力重重,就是因为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会使领导层失去往日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对领导层来说,政治体制改革从来具有被迫性,最高领导层往往在经济生活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的情况下才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政策要通过层层权力机构才能执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中稳步进行,尽可能避免社会剧烈震荡。二、政治体制改革缺少明确的战略步骤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战略步骤，比如经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达到中等国家的生活水平，并且有比较明确的时间限制。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要实现什么，第二步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最终要使中国政治发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每一步的时间节点在哪里，一直没有明确的战略部署。邓小平认为普选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但在迈向普选的步骤上每一阶段的时限在哪里并不清晰。上个世纪80年代他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措施即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精简机构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能否把这些理论转化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步骤则值得深入研究。三、政治体制改革缺少动力源政治体制改革既缺少物质动力又缺少精神动力。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基本的因素，一个是利益，一个是信仰。利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信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动力，这两个动力缺一不可。相比较而言，利益具有优先性的考虑。但中国政治体制内部的人，往往缺少内在利益的驱动，“改革使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改革之后他们权力小了，利益少了，甚至利益失去了，特权集团就不会支持改革。于是，那些有信仰的政治改革家，或者被利益者裹挟最终被迫放弃改革，或者被体制内的特权集团驱逐到权力的核心圈子之外。何况，中国已经进入了世俗化社会，信仰呈现相对严重缺失的状态。四、政治体制改革缺少制衡机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既缺少内在的制衡也缺少外在的制衡。主要表现在：绝对权力的滥用、腐败的较大面积出现、官员的设租寻租、强征土地与强制拆迁、黑社会在不少地区大量存在。这些众所周知的现象都是因为没有权力制衡、缺少权力制衡或权力、制衡不彻底造成的。与此相适应，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极为缓慢又极为脆弱，制衡权力的外部力量极为有限，强政府，弱社会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五、政治体制改革缺少民众的内在支持从宏大的角度来说，民主是时代潮流，这应该成为中国公民的共识。但具体到中国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人身上，看法和做法也有着诸多的不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会带来直接的看得见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即使带来利益也是相对比较长远的利益。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往往与普通公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因此，当政治体制改革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利益时，普通公民通常不会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当政治体制改革给普通公民带来利益时，既得利益集团则会设置障碍反对改革，从而影响了普通民众改革的积极性。赢者通吃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零和博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后果1、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加。官民冲突日趋激烈。政府的治理危机凸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亚峰在《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宪政新思维》一文透露：根据公安部门披露的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万多起，增加了6倍多，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73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376万人次，增加了4倍多。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的特点：第一，事发突然，演变迅速。一旦事发，规模迅速扩大，在数小时至数日内引起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参与。第二，组织严密，行为激烈。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有策划组织者，参与者往往进退有序，表现出相当的组织性、目的性和纪律性。第三，发生的直接原因一般都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第四，参与者日益体现出鲜明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第五，多重矛盾交织，处置难度大。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激化矛盾，扩大事态。公安部2004年的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注5注5范亚峰：《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宪政新思维》，http：／／．gongfa．COm／fanyfzhiliquntixingshijian．htm2004年2月20日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教授公布((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其在该报告中指出：对于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77位专家做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26位认为不会，分别占66．23％和33．77％，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2010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同时指出：国内治理危机中使人们较为关注的危机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将激化现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着重点一、公务活动要贯彻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接受民众的监督和法律法规的约束（官员的公务活动）公权力由民众授予，权力的行使天然应当受民众监督，这是公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这种基本逻辑意味着，公务人员与民众之间，公务人员的一言一行，大到有无违反国家法纪，小至是否合乎行为规范，民众是最直接的体验者和评判者。二、公职人员的财产要公示，接受民众监督三、是人事任免要接受社会监督，政府领导岗位要向社会开放；对拟提请任命人员实行任前公示。为了提高人事任命工作的透明度，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人事任命工作的监督四、是人大代表要民主选举，要向选民述职目前人大代表的选举民主氛围不够，权力运作分配风气严重！人大代表要民主选举,并且组织开展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接受监督，能增强代表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于深化和推动人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包括有利于增强人大代表的责任意识、提高人大及其常委会整体工作水平、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法治意识和人大意识，以及健全人大监督机制，等等。七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中国自古就讲“万事防为先”、“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等道理。古人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鹖冠子》中有一个故事：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扁鹊回答，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问，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未发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传于乡里。而我治病，是在病情严重之时，所以大家认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这个故事说明了“良医治未病”的道理。我们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也要加大预防力度，像扁鹊的大哥那样，治病于未发之前。发现一些同志有苗头性问题，要像扁鹊的二哥那样，治病于初起之时，与人为善，早打招呼，改了就好。对腐败分子，要像扁鹊那样，动手术，下猛药，严肃查处，坚决清除出党员干部队伍参考文献：[1]丁煌．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失败论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J]．公共行政，2000，(3)．[2]李境．关于人大代表选举监督机制的探讨[J]．2006(2)[3]刘庆武．对人大代表制度的反思[J]．2003[4]史少博．中国选举制度的发展趋向[J]．2006(5)[5]王士伟．关于实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制度和公务员依法申报个人财产的理论思考[J]．理论导刊，2002，(4)．[6]张勇刚．我国政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J]．长沙大学学报，2008，(4)．[7]何勇．深入推进政务公开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出新贡献[j]．求是杂志，2008，(10)．[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73．